青春献革命——红军第一个女报务员李建华小记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南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随中央红军一起长征的有30多名女红军,她们中走完二万五千里征程、最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只有25人,李建华就是其中的一个!     

“五老”的革命情操

在中央苏区被誉为"五老"的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何叔衡,当红军进行长征时,何老因年逾花甲未能随军长征,其他"四老"踏上了艰险的长征路。"五老"在惜别瑞金和长征途中,互帮互助,患难与共,充分体现了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历史成就、现实挑战和未来展望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迈过十年征程。十年间,“一带一路”合作务实推进,实现全面发展,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互联互通网络构建、深化经贸合作以及加强资金融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一带一路”倡议踏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波动较大,地区安全问题严峻,规则协调整合水平仍需提高,以及“一带一路”国际传播话语权构建不足等问题,形成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挑战。未来,我国应进一步提升融资风险规避掌控能力,建立完善投资监管、财政、债务可持续性框架以及法律风险评估机制,推进绿色规则标准体系对接,在“一带一路”环境治理框架中发挥主导作用,把握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机遇,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升国际领导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传播的研究

新时代,“一带一路”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征程。“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文化的交融,实现共同发展。中国文化的传播交流在新时代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一带一路”建设已有十年,如何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值得我们思考。本文结合现有的资料文献和“一带一路”的发展要求,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背景、意义和目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提出了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促进各国之间沟通交流、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意义与方法,为“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文化传播做出贡献。     

红军“长征”一词和“二万五千里”路程的由来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战胜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和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今天,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早已举世闻名,但却很少有人知道70年前“长征”一词和“二万五千里”路程是怎样产生和计算出来的。目前,大多数史著和历史学家都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称为“长征开始”,但事实上,红军的战略转移并不是一开始就叫“长征”的,将当年红军的战略转移统一称之为“长征”,这是后来的提法。1934年10月,…     

难忘41年前《长征组歌》音乐会 南京唯一一次纪念长征的大型演出

今年的10月22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注定将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那一天“红军长征胜利日”将迎来她的70华诞。在70年的岁月中，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活动始终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活动不断深入开展着。在众多的纪念活动中，对于南京而言，1965年秋，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长征组歌》大型音乐演出，影响最为深远。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将南京音乐会史上纪念传播“长征精神”的唯一一次大型音乐会重现在广大读者眼前，希望大家能够对41年前的那场“盛会”有一个比较详尽的了解，从而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红军长征战略转移新论

一般认为,导致红军长征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但是,深入研究红军长征的整个过程会发现,导致红军长征这一史实发生的原因有四:一是中共党内连续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的自身发展受到限制;二是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根据地和红军的存在发展构成威胁;三是寻找战略依托,寻求苏联援助;四是北上抗日救国.前两个原因是被动原因,后两个是主动原因.在长征的前期,即懋功会师之前,被动原因有重要的影响,红军不得不为了生存而离开根据地,转战于高山大川之间.后期,主动原因开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明确了长征的方向,扭转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论追剿长征红军的国民党统兵大员何键

一研究红军长征史，不应忽略敌方统兵40万的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湖南省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二级上将何键，与顾祝同、蒋鼎文、陈济棠是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的四根台柱子，分别担任赣粤闽湘鄂“剿匪”西路军、北路军、东路军、南路军总司令。红一方面军长征，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属西路军作战地区，其中三道在湖南。1934年11月蒋介石任命何健为“剿匪”军追剿总司令，统兵10个军40余万人，包括薛岳、周浑元所部“中央军”及四个省人湘部队。几乎使红一方面军濒临绝境的广西全州湘江战役，亦是何键秉承蒋的旨意所部署和指挥的。三大主力…     

国富兵强中华民族的百年夙愿——四位老红军老将军访谈录

英雄百战人未老,丹心赤子志千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2周年到来之际,原山西省人大副主任、老红军王文章、省军区副兵团级老政委李布德、原省军区司令员张广有、于鸿礼四位老同志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四位老领导老首长中,王文章副主任和李布德政委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张广有司令员是抗战时期于华北敌后参军的老八路,于鸿礼司令员在东北参加四野。他们参军的     

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

红军长征最后胜利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大转移。然而红军长征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确定北上抗日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在现行的出版著述和报刊文章中有不同的几种说法,一说是“为了北上抗日,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二说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三人军事小组的指挥下,经过     

也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终点问题

长期以来,一些党史专著和老红军战士的回忆录中,在述及长征终点问题时,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长征结束应以会宁会师为标志。如早在五十年代,谬楚黄在《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一书中认为: “第四方面军摆脱了张国焘的恶劣影响,同第二方面军一起,向陕甘边境进军,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同第一方面军会合。全国主力红军的长征至此都胜利地结束了。”以后出版的许多教材中,大都沿用     

周恩来对长征胜利的卓越贡献

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和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英雄史篇。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对于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在中国工农红军准备长征过程中和长征初期,周恩来担负着我们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还是遵义会议前中央“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军事指挥“三人组”成员之一。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     

托起明天的太阳

秦新华、苏希胜、何丽三位同志的文章,是他们在延安"讴歌伟大母亲——长征女红军苑"奠基仪式上的发言,本刊登载时略有删节。     

红军长征领导人谈长征伟大意义

长征保存了革命力量,扩大了革命影响,宣告了反动派围追堵截的破产 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他们解放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红军长征时期党的宗教政策

红军长征时期党把宗教问题作为长征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待,及时纠正苏区时期过激的宗教政策,并制定和实践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宗教政策,保障了沿途地区包括宗教界人士在内的各界群众的基本利益,作为回报他们对红军长征给予了极大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红军顺利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为红军北上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长征研究中需要再认识的两个问题

本文对长征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进行了再认识,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第一,关于长征的根本原因问题,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是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笔者认为这只是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第二,关于长征初期“战略转移”的提法问题,过去人们一直把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仓促退出中央苏区这一行动,称之为“战略大转移”,我认为这一提法值得商榷。     

试论长征中红军"南下"行动的积极作用及其原因

“南下”行动是红军长征中的一次重大曲折。但是,“南下”行动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客观上支持和掩护了党中央单独北上;在战略上配合了党中央开创陕北革命大本营的艰苦斗争;接应了长征中艰苦转战的红二、六军团,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南下”红军还在经过的路途广播了革命火种,充分发挥了人民军队的“工作队”的职能。这些积极作用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共产党作为“南下”红军的灵魂和核心是其中最基本的原因。     

论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战宗教政策

一、红军长征时期我国西部民族问题的严重性 马列主义认为,私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现代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征服弱小民族,它是加深民族压迫的新因素”, 这就是旧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所在。 红军长征前夕,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利用高官厚禄收买、扶植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土司头人、上层活佛阿訇,帮助政府统治、剥削劳动人民;一方面又严禁各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制造民族间的壁垒。尤其毒辣的是,他们加紧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根本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胡说现有的各少数民族只是汉族的分支——“宗族”,只承认有回教而无回族,把民族问题简单地称之为“边政问题”。他     

追寻红色记忆——老红军刘国保重走长征路的故事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一位91岁高龄的老党员、老红军刘国保,在2005年11月21日从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省兴国县踏上征途,至2006年3月5日,历时三个多月,再次走完了长征路,成为全国重走长征路中年龄最大的人。因为长征的经历,是他一辈子最珍贵的回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长征路上并肩作战的战友,是他一生中最记挂着的人,所以,他虽然年岁已高,也不愿在家里怡养天年,而要再到这条长征路上追寻红色记忆,宣传长征精神。     

关于长征研究中需要再认识的两个问题

本文对长征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进行了再认识,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第一,关于长征的根本原因问题,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是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笔者认为这只是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第二,关于长征初期“战略转移”的提法问题,过去人们一直把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仓促退出中央苏区这一行动,称之为“战略大转移”,我认为这一提法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