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阈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扛鼎之作

李军林教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一书,从传播学话语理论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特色革命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研究角度新颖,论证系统深入,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     

建设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几个根本性问题

建设真正的中国化传播学理论体系是当务之急。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特别注意解决几个根本性问题其一是从基本用语和学术概念到总体理论框架的独立创造;其二是要全面吸收本土文化资源,尤其是传统文化资源;其三是传播学理论的哲学化提升;其四是注意传播学的学派建设。     

建设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一个学术基点--评戴元光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

戴元光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不仅全面总结了20世纪我国传播学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创造,而且还把其学术眼光一直扩展到我国有史以来的文化的源头,完整系统地考察了我国传播学思想的方方面面。是我国的第一部全面研究中国传播思想与理论的学术专著,为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最坚实的学术基础。     

中国传播学研究学术旨趣与学术群 ——兼论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

中国传播学研究已经历了30年。前10年是对西方传播学的了解与引进，中间10年是对西方传播学的引进和吸收，近10年是在引进西方传播理论的同时关注本土传播学的理论建构与中国传媒业的发展。中国传播学研究初步形成了四大学术群：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学术群、传播理论创新与新闻改革学术群、传媒运营与管理市场化学术群和传播学研究批判学术群。但总的来讲我国传播学研究水平仍然很低，尚未建构起健康而科学的学术环境；缺乏正常的学术批评；功利主义和商业化严重，缺乏学术公信力；传播学本土研究才起步，仍处在用西方话语诠释中国的阶段。     

翻译传播学论纲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主要是跨语言的翻译传播,长期面对克服传播障碍、提升传播效果的根本问题,构建翻译传播学则是为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提供理论支持。翻译传播是异语场景中人类借助翻译实现的信息传递活动。翻译传播学是研究翻译传播本质及其规律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传播学的分支。以推动翻译传播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为宗旨,将翻译传播作为整体进行考察研究,阐释其本质属性,分析翻译传播与传播、翻译的关系,论述翻译传播学的学理支撑、基本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应用,初步构建翻译传播学的基本框架。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就是把思想理论建设始终放在优先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85年来党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创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党在思想理论上永葆先进性,并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本身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也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而两次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两次巨大的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经过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态转变为中国形态,在中国具体化;第二飞跃,是中国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再回到实际中去指导实践,实现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今天,研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确保中国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离开这个根本目的来研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实际意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深度和广度.     

论社会主义中国化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使社会主义中国化。这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立足于这一基本结论,本文围绕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客观根据、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等三个问题作些粗浅分析,以期进一步推动对社会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探索与实践。     

传播学教育在中国

传播学从实质性引进及其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回顾历史、分析现状与展望前景,可以用16个字概括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特点:起步较晚,发展迅速,困难不少,前景看好。文章从历史的角度概述了传播学在中国从引进到发展的三个阶段,从四个层面分析了中国目前传播学教育与研究的现状,又从三个方面展望了中国传播学教育与研究的前景。认为通过与国际国内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以及持之不懈的实践与探索,最终必将建立起社会主义中国的传播学教育、研究模式与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化论要

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带根本性、决定性意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坚持它的基本原理、立场、方法,舍此来谈“中国化”,就会产生“化”有余,而“马”不足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重要、更带根本性。只有实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国情化、时代化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才是科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佛教的中国化与佛教制度的中国化

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的结果最终只能指向“中国化”向度。在这一制度中国化的过程中 ,东晋的道安、庐山慧远及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禅宗的百丈怀海、天台宗知礼和遵式等等 ,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佛教仍然能够保持其主流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之时 ,佛教制度的中国化革新仍然能够遵循在“契理契机”前提下的“与时俱进”。而在元代之后 ,随着中国佛教逐渐“边缘化”与“民间化” ,中国佛教制度便同时背离了“契理契机”与“与时俱进”的原则 ,佛教无论在教义方面 ,还是在各种制度方面 ,都停滞不前了     

论网络传播学的理论构建

作为一个新的传播媒介和一种新的传播现象,网络传播理所当然地成了传播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被置于传播学研究领域的高地和前沿.网络传播学是在传播学经典理论的大树上发出的一个"新枝",它既要充分吸收、借鉴和利用以往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同时又要与时俱进,站在传播科技的前沿,去认识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断创新,这是网络传播学能够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首要条件和基本前提.     

论修辞研究的传播学视角

本文从修辞与传播的关系出发 ,在追溯两门学科的学理关系的基础上 ,分析了修辞与传播本质上的差异性与统一性 ,探讨了两门学科研究中理论与方法相互渗透的学理渊源 ,揭示了两门学科进一步结合的可能性、现实性及其理论和实践价值。作者认为 ,修辞与传播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学科属性等也具有统一性 ,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渗透甚至融合。两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应该相互借鉴。修辞学研究应能动地吸收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 ,向人类传播的各个领域拓展     

论典籍翻译的传播学特征

翻译是信息传播的途径,尤其在文化全球化业已开始的今天。翻译传播是对一组告知性符号采取同一意向的双向传播模式,这就要求译者读者与原文读者的理解与反应相同或相似。以汪榕培教授《邯郸记》的英译本为评价对象,可探讨典籍翻译传播应考虑与借鉴的方面有:文化原始性与理解顺畅性的融合;诠释文化难点,通达晓畅,固守气格;简练紧凑,变换文字,意义处理得当。翻译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质异化”的痕迹,但我们要珍视源出语文化内涵,以平等的对话处理译语与受语所传递的文化。     

传播学与符号学散论

传播学与符号学是本世纪初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两门新兴学科。对于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传播学包含了符号学，符号学是传播学的一部分；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符号学包含了传播学，传播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本文通过论述“传播”与“符号”的定义以及传播学与符号学的研究内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传播学与符号学是具有交叉关系的两门学科     

论广告传播学的人文视点

本文区分了广告传播研究的两种主要模式,即“技术操作型研究”与“文化批判研究”。文章提出,从人文视点出发的文化批判研究是拓宽和深化广告传播研究视野,从而提高广告学术水平的一条重要路径。文章对国内外文化层面的广告学研究的态势及其基本特点作了具体的描述,最后寄希望于集广告传播效益和人文反思于一体的“第三种”研究模式,即“广告符号学”或“广告阐释学”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开放性。具体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放性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发展性的理论体系,中国具体实践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需要拓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放性出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坚持国际与国内相结合,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坚持基础与发展相结合,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需要大力培育并弘扬时代精神,发展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视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相结合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际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组合互动,相结合的结果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