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致许广平书信中未发表的文字选注

[说明]这里所说的“鲁迅致许广平书信中未发展的文字”,指的是《两地书》中鲁迅致许广平书信的原信中的许多未予发表的文字。《两地书》是根据另一种誊写稿(1932年写)排印的,这种誊写稿与原信中的文字多所不同——原信中有许多文字未录入《两地书》中,鲁迅在《两地书》中对原信作了大量的修改和添加。研究未录入《两地书》中的这许多文字,对我们研究鲁迅写这些信时(1925——1929年)的思想,了解     

中日友谊孕育的教育奇葩——鲁迅与日本青年增田涉

日本青年增田涉,192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三年后,一鸣惊人:1932年4月日本很有影响的《改造》杂志发表了他撰写的全世界第一部综合研究鲁迅生平思想的《鲁迅传》。接着1933年改造社出版的《世界幽默全集》第十三卷“中国篇”,1935年6月岩波书店出版《鲁迅选集》,1936年9月得出书房出版的《世界     

鲁迅与辛岛骁——读鲁迅《致辛岛骁信》

新版《鲁迅书信集》收录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日本友人辛岛驍的信。鲁迅与辛岛驍的交往,始于北京,终于上海。见面次数不算少,互相通过信,然而大多佚失,这是目前仅存的一封信。此信先曾刊载于东京岩波书店一九五六年出版的《鲁迅选集》第十二卷,二十年间一直未见汉译,直至新版《鲁迅书信集》出版,才见编录。     

鲁迅与沈从文

鲁迅与沈从文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书信往来。但从鲁迅的作品、书信和沈从文的文章中,我们发现,他们互有谈及的地方,从中可以了解鲁迅对沈从文的看法和沈从文对鲁迅的态度。 一九二四年,当沈从文在北京以休芸芸的笔名登上文坛时,中国文化新军的英勇旗手鲁迅正在北京战斗。次年七月十二日,鲁迅在给钱玄同的信中首次提到沈从文,说:“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鲁迅书信集》第七一页)当时,沈从文正在贫困中挣扎,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用各种笔名写稿,鲁迅说他“玩各种玩意儿”,显然含有贬意。据陈漱渝在《鲁迅与丁玲》(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湖南日报》)一文中     

鲁迅致内山完造两信系年考

鲁迅研究室编辑、一九七七年十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二辑所载《新发现的鲁迅书信》第二一、二三号致内山完造的两封书信,是两通便笺,因为都不是正式的书信,所以均未见《鲁迅日记》的记载,信的落款也未署时间。这两封“新发现”的信,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日所写,看去漫无边际,似乎无从嵇考。在编入《鲁迅研究资料》时,二一号信由编者系年为一九三六年,对二三号信则一     

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你好! 前日马蹄疾同志持赠贵刊三册,其中一九七七年第五期上刊登有他的大作《(鲁迅书信集)系年质疑》,读后感到他治学态度十分严谨。考订鲁迅书信的日期,看来似乎琐细,实际上跟研究鲁迅生平作品关系甚密,稍有疏忽,即易导致其它方面的错误。我同意马蹄疾同志对所举九封鲁迅书信日期的订正,并想对其中致周作人三信日期的考证补充一点旁证材料,并纠正该文的一个说法。一、《鲁迅书信集》中1921年8月3日致周作人信,日期应订正为同年9月3日。该信中有“老三昨已行”一语。“老三”,即周建人,乔峰。查周作人日记,9月3日项下云:“得乔风函云,今日往上海     

探求·思索·前进——读鲁迅致许广平书信手稿

鲁迅一生究竟写了多少封书信,我们还不知道确切的数字。截至目前为止,已收集到原信一千四百多件,其中包括鲁迅致许广平书信手稿八十七件。这些历尽人世沧桑,饱经艰险磨难存留下来的手稿,是我国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是鲁迅研究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 (一)鲁迅致许广平书信手稿与《两地书》的关系 许广平同志是鲁迅的学生,又是他的战友和夫人。鲁迅致许广平这七十八封书信,自一九二五年他们相交写起,至一九三二年鲁迅第二次从上海回北京探母止。其中已收入《两地     

警惕阅读陷阱--读《鲁迅会见休士及其被诬事件》

休士(Langston Hughes)是一位美国黑人诗人、小说家,1933年7月访问上海之前出版过诗集《犹太人的好衣服》《梦乡人》,长篇小说《不是没有笑的》。他反对种族歧视,同情民间疾苦,在文学形式上也不断创新。听说他自称见过鲁迅,但鲁迅日记和书信中均没有直接反映。1933年8月1日,《文学》杂志1卷2号在“批评”专栏刊登了“伍实”撰写的《休士在中国》一文,暗讽鲁迅、梅兰芳看不起黑人,因此没有像招待萧伯纳那样招待休士,也没有出席《文学》社、《现代》杂志社和《中外新闻》社为休士举办的招待会。为此,鲁迅在盛怒之下撰写了《给文学社信》,刊登…     

鲁迅致郁达夫佚信新证

1982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在第八版上发表了顾家干关于新发现鲁迅致郁达夫的一封信的考证。5月14日,该报又发表善文写的一篇考证。同时,《鲁迅研究动态》总第十三期上发表了王自立陈子善为此信作的详细考证文。可见这封信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三篇考证都说西德汉学家马汉茂辑录的《给郁达夫的信》一书收入了“两封鲁迅致郁达夫的信”,其中一封“手迹制版又载1975年9月25日香港《文汇报·笔汇》”,因此而被收入     

新搜集的鲁迅《致××》信的收信人和写信时间考

《鲁迅书信集》出版以后,《光明日报》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文学》第六十期,发表了《十五封新搜集的鲁迅书信》。第十三封《致××》信,倪墨炎同志在《关于十五封新搜集的鲁迅书信》(《光明日报》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一文中指出:“第十三封信曾刊《人间世》半月刊一九三九年第二期,收信人姓名被略去。”     

致力交流 严于解剖——读鲁迅先生晚年致外国人士的书信

鲁迅一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而到晚年、这种愿望尤为强烈。今天重温鲁迅先生晚年致外国人士的书信,可以想见当年鲁迅先生呕心沥血、效力交流形象,学习鲁迅先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真诚态度、坦荡胸怀和严于解剖的精神,这对今天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是很有裨益的。 1932年1月16日,鲁迅在致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增田涉的信中,回顾了青年时代翻译外国小说的动机、经过和结果:“《域外小说集》发行于一九○七年或一九○八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     

为鲁迅先生佚简答客问

上海的《文艺评论》丛刊发表了鲁迅先生给曹靖华的书信后,有些读者或来信或来访,向我询问信中所说的关于未名社的情况。我很感谢他们的关怀,并告诉他们说:我正在写《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抱歉不能对他们一一解答。但我从北京一位朋友处得到鲁迅先生的一封新发现的佚简,似乎还可供一览。因为我觉得这封短信是一个重要文献,从它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待人以宽,处事公正种种美德,应该引起纪念先生的人们重视。这封信如下:     

鲁迅致徐懋庸两信系年考订

据《鲁迅日记》记载和有关资料统计,鲁迅自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开始与徐懋庸(1910—1977)通信起到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夜答徐懋庸公开信止,共致书信五十二封,现见于《鲁迅全集》《鲁迅书信集》者有四十六封,其中收于《鲁迅书信集》之1094号信系年有误,另一封误作残简收于附录,又未加系年。现分别考订如下。     

鲁迅致增田涉一信中的两处笔误

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致增田涉》信,(译文)开头写道:“七月四日信收到。上海的寒暑表,室内七十度,室外七十七、八度。”(《鲁迅书信集》第1140页)我怀疑排印有错。查看根据增田涉赠送的手迹照片影印的《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第34页,没有错。据我推想,第二句应是鲁迅回答增田一涉对他生活、身体的关心,特意写出的。     

四川军阀社会的形象缩影——对沙汀抗战前小说创作的多层次透视

1932年,28岁的沙汀以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在上海叩开了文学堂殿的大门,引起文坛的注目。集子所收的12篇作品,表现出较强的革命意识,主题鲜明积极,但由于写的多是不熟悉的题材,或根据报纸通讯剪裁拼制,因而生活气息淡薄,存在一定程度的概念化倾向。 从1933年开始,沙汀认真总结初期创作成败的经验教训,遵循鲁迅先生的教诲     

“奡头”小考

鲁迅在一九一一年一月二日致许寿裳信中说:“君此后与俅男语或通讯时,宜少警,彼喜昭告于人,以鸣得意。斯人与奡头同在以斧斯之之迾者也。”这里的“奡头”是谁?我们在注释此信时,曾以“未详,待     

《聊斋志异·金和尚》本事考

号称“短篇之王”的蒲松龄,于《聊斋志异》中所写故事,就其真实性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为作者所亲历或亲闻,如《地震》、《水灾》、《跳神》诸篇,便基本上是记实之作,故亦有人称之为新闻报道或素描,二是取其一点因由,随意点染,且多“写鬼写妖”,并具有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可以《促织》《聂小倩》、《青凤》等篇为代表,属小说的范畴,也是《聊斋志异》中的大部分;三是篇中所写之     

《长明灯》探微

鲁迅先生的《长明灯》写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最初分四次连载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至八日的《北京民国日报副镌》上。小说刚刚问世,李大钊同志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出来了”,①这个评价,可以给予我们很大启示。如果我们细细品尝一下这篇作品,就可以发现,它不仅在创作上有着不同于鲁迅其他小说的独特的艺术成就,而且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鲁迅与外国文学的联系,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样是鲁迅留给我们的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苏轼《与滕达道书》系年、主旨之探讨——与王水照先生商榷

苏轼《与滕达道书》是研究苏轼政治思想的一件重要资料,但因对此信的系年有不同的判定,从而造成对此信内容的理解发生分歧。有的同志认为此信写于神宗去世之前,当时新法继续执行,苏轼因怕“(讠尧)(讠尧)不已,则忧患愈深”,就劝即将入觐的滕达道缄言。信中所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只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