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写作视域下的“新湘语”诗歌

在新世纪诗坛的地方性诗歌写作中,＂新湘语＂诗歌具有特殊性,其在总体上显示出一种挖掘日常诗意、充分彰显地方色彩的创作追求。＂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接近＂民间写作＂的立场,厌倦诗歌的＂宏大叙事＂,追求把诗歌的在场感、地方性和个性化统一在日常生活的诗性视野中,具有一定的网络号召力,对湖南倾向于口语诗写作的诗人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既有利于形成湖南诗坛良性互动的诗歌格局,也有利于新世纪湖南诗歌在全国诗坛影响力的整体提升。     

湖湘文化与古华的小说创作

湖湘文化是在湖南境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对湖南文人的审美视野和创作品格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湖南文人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心理定势。在新时期的作家当中,古华受湖湘文化的影响是比较鲜明的,体现在独具特色的湖湘风情描绘和唯情尚情的人物塑造以及＂忧时感世＂的创作情怀等方面。     

中越诗歌关系视野下的阮保诗歌创作考论

阮保是在以推行汉文化为实质的科举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具有重要个案意义的越南诗人。他留下了越南创作时代最早的应制组诗和七言应制排律诗,他的应制组诗风格清婉、用典丰富;应制排律诗具有初唐排律声格流丽、从容颂美的台阁风范。阮保同时还是越南早期留存送别诗最多的诗人,他的送别诗偏离了重在抒发离情别意的古典汉诗传统,其功能由抒情转为交际,造成了送别双方在情感交流上的疏离。阮保的诗歌创作深受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直接将唐诗移植到自己的诗歌中、化用和借鉴唐诗名句、以唐人名句为诗题和主题进行吟咏;应制寓目诗和送别诗沿袭中国诗歌的结构模式;根据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体验和生活想象而进行虚拟化创作。通过阮保的创作可以看到,越南诗人在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由于对传统诗歌惯例、法则和标准的选择,推动了越南汉诗在诗歌功能上从抒情转化为应用。     

让心灵去旅行 这辈子该去的地方——湖南

正湖南,因湖南省大部分地处洞庭湖以南而得名,因省内最大河流湘江流贯全境而简称"湘",因自古广植木芙蓉而有"芙蓉国"之称湖南位于江南,中国东南腹地,属于长江中游地区,东临江西,西接重庆、贵州,南RI比广东、广西,北与湖北相连先秦两汉时期为楚国境地,"江南"最早在湖南得名,直至隋朝,"江南"为今湖南为主体涵盖周边部分地区的专称湖南省文化产业走在中国的前列唐朝谭用之有诗"秋风万里芙蓉国"咏之,毛泽东更是用"芙蓉国里尽朝晖"赞美湖南     

洛夫与湖湘文化

＂诗魔＂洛夫虽然多年定居于台湾和海外,但其个性气质、诗歌写作与湖湘文化关联密切。洛夫出生于湖湘大地,文学初步也始于湖湘,其秉性也受湖湘文化熏陶。在湖湘情结的作用下,洛夫诗歌中存在大量具有鲜明湖湘文化指向的意象,而乡愁抒写也成为洛夫诗歌一种重要而特别的类型。     

谁解其中味：味象论视角下的王船山诗歌英译——以《重登双髻峰》为例

国内对于王船山诗歌的英译研究极度匮乏,在当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作为湖湘历史文化名人王船山的诗歌翻译研究亟待译界重视。文章以＂味象论＂为视角,析评并试译了其诗作《重登双髻峰》,探讨并指出＂诗味＂传递的四种途径,即：心理移情以现＂情味＂、意象投射以现＂画味＂、人称择选以现＂意味＂、韵律保留以现＂韵味＂。     

论《随园诗话》中袁枚对唐宋诗的态度

传统诗学认为诗分唐、宋,针对这个问题,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反对诗分唐宋,他认为诗歌,＂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妙＂即＂性灵＂。袁枚以＂性灵说＂作为评判诗歌的标准,这是一条新的道路,一个新的天地,他的诗学观使诗人创作道路得以解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研究

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是从大溪文化时期开始的,历经屈家岭—石家河时期在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内独立进行。同史前时期其它区域相比,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稻作农业的长足发展、聚落的分化与大型城址的出现,均表现出颇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一定的先进性。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不知去向,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突然中断。至迟在西周中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已出现了早期方国,基本具备城市、青铜器铸造、礼乐制度、文字等文明的要素,开始步入文明时代。扬越和三苗族是洞庭湖流域青铜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都曾对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和文化面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西周中期以后,当地文化获得空前发展,并逐步将商周文化的影响排斥在外。西周晚期以后直到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湘江流域之前,湘江下游地区宁乡、望城一带,是否发生了早期国家解体抑或政治中心转移,有必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从春秋中期起,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的青铜文明完全纳入楚系青铜文化圈,从而构成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源头。     

陈与义寓湘诗初探

陈与义因靖康之乱而寓居湖湘,在湘期间创作了一批优秀的诗歌,我们称之为寓湘诗。陈与义寓湘诗情感丰富,国破家亡的悲凉,亲朋挚友的深情,饱览湖湘风光的审美愉悦是其主体;陈与义寓湘诗艺术世界也相当独特,既有个性独具的意象,又有闳肆慷慨的意境,堪称寓湘诗佼佼者。陈与义的在湘诗作丰富了寓湘诗艺术世界,标志其诗作艺术品味的提升。     

试析陶渊明与谢灵运写景诗的差异性

陶渊明与谢灵运均是在自己仕途不畅的情况下将情感转向山水田园。但是他们对政治的不同态度、对自身价值的不同认知使二人在写景诗的创作上显示出较大差异：诗人＂徘徊＂心态在写景诗中有着不同体现,贫士文人与富贵文人不同的身世背景使诗歌主题创作存在差异,在写景诗运用的表现手法上也存在差异性。     

“北南还是一家亲”——湖南永州浯溪所见越南朝贡使节诗刻述考

最近两年新出《湖湘碑刻一浯溪卷》及《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减编）》二书,均公布有清代越南使者在湖南永州浯溪的纪咏诗。燕行文献中保留有关浯溪、永州、潇湘等纪咏诗甚多,对于永州本地学者近年所作专题诗的整理有极好的补充作用。水州浯溪所见越南使者诗刻共五首,其中三首可与燕仃文献对应。燕行文献之稿本、刻本固已十分珍贵,而诗刻真迹的存留则亦具有非常突出的史物与文化价值。     

越中典籍中的两国诗人交往

越南的汉文诗创作是汉文化圈内重要的文学现象,中越诗人的交流最常见的形式是诗人之间的唱和与题跋作序,最主要的渠道是使节的来往。两国诗人的交流十分频繁,对越南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诗歌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现。在交往中产生的《道南斋初稿》等诗歌作品突出地表明了两国文人间的紧密联系。越南诗人同中国诗人之间的交流从特定角度反映出优势文化进入相对劣势文化的途径,和它对这一文化中统治阶级心态的具体影响。     

1849年越南如清使臣与清朝伴送官唱和诗刍议

1849年越南使团如清岁贡,成员中有越南世称“超神适圣（阮文超和高伯适两位顶级文人）”组合中的神,即名人阮文超,此使团却常被忽略。沿途他和另外两位使臣与中国清朝伴送官员之间频频用要求最严格的步韵方法进行诗歌唱和,至今很多唱和诗已失佚,目前只收集到二十七首,但谨借此略陈管窥之议,反映中越两国诗歌唱和传统和越南文人的汉诗水平。     

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译诗中的“新诗”因素——以张德彝为主例

外国诗歌的译介时中国新诗的产生起到了助推器和催化剂的作用.鲜为人知的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张德彝"们所做的前期诗歌译介工作,对后世中国新诗的萌发提供了可贵的探索借鉴经验.借助英诗汉译,早期诗歌的译者们对相应诗式诗形的寻求和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汉语诗歌传统中可用的资源;其译诗本身也成为一种准创作,在不少方面成为新诗创作的萌芽和先声.     

曹魏乐府歌诗思想内容探析

曹魏时期的乐府诗歌以文人创作为主，它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并注入强烈的自我意识，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入世热情。这些诗歌的内容大体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寄托鲜明的现实关怀；二是抒发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志；三是表达生命有限的焦虑和建功立业的紧迫感；四是抒发感世伤己的不平之气。     

永乐大典本《寒山诗集》论考

文章从永乐大典本《寒山诗集》的基本情况、关于“山中旧本”的分析和永乐大典本《寒山诗集》的文献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永乐大典本《寒山诗集》所依据的“山中旧本”似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寒山诗版本,因而大典本《寒山诗集》在寒山诗和寒山诗版本源流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论七月诗派的史诗化倾向

七月诗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后一个十年里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它不仅促进了现实主义诗歌改革与开放的伟大进程,而且当年那种标领风骚、充满主观战斗精神的崇高精神已构筑了20世纪中国现代诗坛上一道波澜壮阔的人文景观。七月诗派在总体创作上明显地呈现出了颇具力感之美的史诗化倾向。这种史诗化倾向所展示出的审美流向,就是对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追求与呼唤,是以力的美感和美的力度的高扬为核心所凝现出来的情感与意象的崇高美。     

从《朝天录》看朝鲜使节与域外文人的文化交流

李朝时期,朝鲜使臣频繁出使明朝,由于其另一身份为精通汉学的文人,因此与同样深受中国影响的域外文人进行了文学交流:李安讷同孔闻謤的诗歌酬唱,体现了中朝两国的文化认同;金尚宪与吴大斌的惺惺相惜,体现了文人间的友好情谊;李醉光与安南使者冯克宽、琉球使者蔡坚的文学往来,体现了朝鲜文学在安南等国的影响.朝鲜使臣在出使明朝的过程中,以文学为裁体,同域外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     

论《韩诗外传》的《诗》学性质及特点

关于《韩诗外传》与《诗》学的关系,东汉班固、南宋陈振孙、明代王世贞均认为与解《诗》无关,特别是王世贞“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之语,影响很大.清代汪中更提出此书为“《荀卿子》之别子”,对当代研究者亦有一定影响.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并从经学史的视角加以观照,认为《韩诗外传》是一部说《诗》之作,且带有比较显著的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点.此书注重阐释微言大义,力图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同时也便于启发、教育学《诗》的经生,满足他们修身、议论的需要.     

寻找“美人”神韵——诗歌与音乐关系的审美文化考察

《诗》之后，汉魏乐府多为歌谣，乐府之后诗歌逐渐走向了格律化、案头化，至唐宋词随燕乐兴而兴，至南宋又随燕乐衰而衰，此后文人填词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我国古典诗词衰颓之后，至“五四”新诗又矫枉过正，割断历史，抛弃了汉语汉字所独有的审美特质，于是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所以有人说20世纪是个“无诗的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后，当代歌词则紧紧抓住了诗歌的文学性、音乐性、民族性和大众性的审美特质，并善于从古典诗词中采得神韵，从民歌中集得灵气，真正是诗起八百年之衰，但其命运同词诞生时一样备受大众欢迎又倍受学界冷落，因而值此之际，很值得振臂一呼：“真诗在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