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视阈下中日行政改革之比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亚洲,日本成功地借鉴了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成功经验。中国作为日本的临国,改革的背景有许多的相似之处,虽然目前我国的国情还不适合进行新公共管理的改革,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但是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下审视中国的行政改革,有些改革的措施还是与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所采取的措施有相似之处。因此本文试以新公共管理为背景,中日行政管理改革为出发点,审视中国和日本的行政改革,将二者进行比较,希望能从比较之中总结出二者的异同。     

西方政府改革运动实践模式演变的回溯分析——基于新公共管理运动演进视角的考察

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开启于上世纪的70年代,在实践模式上表现为对"效率、效益、经济"的追求,力求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回缩政府职能以提高政府管理的有效性与回应性。因此,分权与市场化成为这一时期改革实践模式的显著特征。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推动下,这一时期的政府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促进了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丰富了政府管理的工具选择,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诸如"权力碎片化"和"政府空心化"等问题。     

西方新公共管理对我国行政改革创新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的政府管理新范式,它兴起于西方,但席卷全球,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管理内在的发展规律和趋势。辩证地考察西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对启迪我国行政改革新思路,构建全新的行政模式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推进我国绩效预算制度改革的思考

绩效预算制度改革不仅仅是一种预算方法的改变,而且是政府编制和管理预算理念的革命.它建立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将政府预算建立在可衡量的绩效基础之上,是一种旨在有效降低政府提供公共品成本、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现代预算管理方法.构建绩效预算的制度框架,必须明确绩效预算的管理逻辑和原则,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制度,坚持"三步走"路径选择.推进绩效预算制度的全面实施,必须将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置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大背景之下;坚持依法理财,完善配套的预算管理法律制度;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预算管理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根据公开性原则建立预算管理信息化平台.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行为的重塑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一场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保证公共品供应的公共部门管理变革。在这一视角下重塑我国政府行为,建立政府行为重塑的保障机制,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政府效能的本质要求。     

政府成本研究的视角转向:从新公共管理到公民治理

政府成本研究主要有政府内部管理视角、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和政府与社会关系视角等。前两个视角属于传统研究视角,把这两个视角融合起来研究属于新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第三个视角及其与第一个视角的融合则属于公民治理研究的另一个重大方向,即政府成本研究的新视角。公民治理研究视角需要构建公民治理序列模型,然后从其与政府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内部管理如何吸收公民治理的相关理念并作相应的技术和制度设计两个方面来探讨降低政府成本的问题。而正是这样的研究才使得治理理论有可能超越新公共管理而成为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     

试论新公共管理视野下的我国公务人力再造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是公共部门对工商业界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的借鉴性引入。新公共管理范式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提出了适应时代要求的许多新思想 ,对“入世”后的中国公务人力再造从管理理念转化 ,人力资源结构优化 ,管理机制科学化、民主化 ,人力资源开发的强化等方面不无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的冲突:对一种统一范式的诘问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既是一种重要的实践活动,又是一种新的行政理论。它对当今各国政府的改革正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标签,相反它在理论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在实践中也面临许多冲突。新公共管理的指导原则更多地来自于对再造政府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即使其基本的改革导向,也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而且新公共管理在行政控制及维护民主责任等方面也面临挑战。这一切都意味着新公共管理不会成为一种统一的、具有普适性意义的行政模式。     

群众路线视阈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探究

当前,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还存在对群众的危机教育缺乏、社会资源整合不足、信息通报不及时不全面等问题。群众路线视阈下,政府应在危机爆发前的预防预警中提高群众的危机意识,建立以群众为基础的情报信息网;在危机爆发后的决策应对中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危机治理,及时向群众公开信息;在危机消退后的管理中迅速展开群众安抚工作,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危机之后的恢复重建工作。     

找回政府:“后新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区域治理探索

珠三角区域虽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区域政策最完备的区域之一,但是其"多中心、不均衡"的发展模式要求区域治理的模式进一步完善。"后新公共管理"提出了"整体政府"和"网络化治理"等理论和实践模型,在加强宏观指导、统一治理目标的前提和保障下,提倡政府间跨部门的统一协助和合作治理,构建网络化治理平台。把"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应用到区域治理中将改变传统官僚制层级政府各自为政、各司其职的管理方式,解决区域治理中各地方政府之间、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各行政层级之间相互分割的"碎片化"管理的问题,同样也能化解"新公共管理"模式中片面追求市场化、淡化政府的协调机制的潜在弊端。在区域治理中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能为珠三角乃至中国的区域发展和治理提供新的参考坐标。     

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演进及进路探析

在当前公共行政领域,“治理”一词可谓广受欢迎,对“治理”的研究也风生水起。从治理的定义、概念,或是从治理的外延和具体内涵,对治理的研究和应用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首先,我们将论证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是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其次,我们将求助于公共行政思想史对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三个范式之间的演进逻辑进行分析,即对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治理的演进进行一个深入的挖掘,从而对当前公共行政领域盛行的新公共治理理论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最后,我们将对新公共治理理论能否解决当前的公共行政困境进行一个必要的探索。     

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实践的再认识

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并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运动统称为新公共管理。这场运动引起了极大反响并诞生了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取代了传统官僚制。当前我国正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面临行政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艰巨任务。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实践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全面把握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理性认识其内在缺陷,结合我国特殊背景吸收其合理因素,对于推进我国行政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价值冲突与变革:新公共管理视阈中的西方公务员制度

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价值冲突从某种程度上是传统官僚制的法理性价值与新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价值之间的碰撞。价值冲突的结果引发了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即从政治中立到参与政治的转变;从终身雇佣制到灵活雇佣制的变革;从垄断化管理到市场化运作的变迁;从以规则为本到以结果为本的变化。与此同时,西方公务员制度在其变革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即放松规制带来法治的弱化;弹性化的雇佣制对雇员权利造成不良的影响;绩效管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难以量化的窘境;民营化引发腐败问题。因此,如何从国情出发,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各自优势,确立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是中外各国公务员制度改革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下政府流程再造的路径选择

在政府流程过程中,重点把握好思想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组织问题、制度问题、流程问题、驱动问题和保障问题的解决,应该是路径选择研究的主要方向和路径设计的主要依据。以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为支撑,利用客户关系管理(CRM),在电子政务环境下,整合政府流程再造有关信息资源,梳理当前政府流程再造的8种路径,设计和建立一套意识再造——环境诊断——资源重配——组织重塑——制度创新——流程优化——绩效驱动——技术、安全保障的渐进性路径选择体系,成为初步创建其路径选择理论框架,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条件。     

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的公务员服务意识

美国学者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将理论视角聚焦到公共生活的主体———公民而不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官员,提出了“服务,而不是掌舵”的新理念,主张公务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集中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同时,新公共服务理论给予公务员以明确的定位———服务于公民,重视公民权,促进公共利益,重视人的价值。探讨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的公务员服务意识,对强化我国公务员服务意识很有借鉴意义。     

公共危机中政府协调的情景分析

公共危机中必然需要政府协调。公共危机中政府协调因为其特殊情景性,在协调形式、协调内容等方面存在特殊性,这取决于危机周期和危机危害程度,同时受政府协调结构分化的影响。公共危机爆发后,政府协调启动,公共危机危害程度决定了政府协调程度,同时政府协调程度也随着公共危机周期的演进而变化。政府协调各主体的组织结构差异和运行结构差异影响公共危机中政府协调在目标和手段、权利和权力、信息和资源等层面形成的互动关系和行为模式。这一切构成了公共危机中政府协调的内容。     

西方政府经济学的嬗变及其对中国宏观治理的影响分析

政府干预从来都是与市场机制相对应的经济调控手段。当前西方的政府理论已经从国家个体回归到了个人本位的路径,但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尤其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政府的干预。总的战略是反对全盘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弱化,但同时政府又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国政府干预失灵一方面是因为市场发育的先天不足,更重要的是因为政府发育的不完善。这表现在政府层级多、成本高、效率低,政府机构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模式成为当前的必然选择。     

政府公共投资决策与成本效益分析

在政府投资逐步“淡出”竞争性领域的背景下,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投资正“升温”为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目前我国的公共投资决策不尽科学,公共投资存在重复浪费的现象,这也是造成近期部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作者提出我国公共投资成本效益分析的概念,阐述其方法和效用,提出公共投资的选择模型,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探求公共投资决策的方略,提出政策建议。     

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角色定位:交易成本视角的探讨

风险投资的竞争性决定了政府不能成为风险投资的主体.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逼近容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且还会抑制民间资本参与风险投资.信息不对称、外部性、退出通道狭窄等因素,形成风险投资的交易成本.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角色定位,就是要降低交易成本,为民间资本参与风险投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公共治理变革中的理性谱系解析

理性的演进构成了公共治理方式变革的内在推动力量.古希腊的哲学理性是理性的原生态,追求的最高价值是正义.古希腊的哲学理性,带来了主要依靠智慧的城邦式公民自主的公共治理方式;中世纪的宗教理性,伴随的是主要依靠信仰的高度集权的公共治理方式;近代以来的科技理性,形成了依靠科学的层级规范的公共治理方式;当代的人文理性,催生了以人为本的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人文理性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古希腊哲学理性的回归,对正义的追求张显了人文理性的核心价值.在我国,要形成以追求正义为核心的公共治理方式,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用体制正义保证结果正义.其实质就是还权于民,实现权力和权利在公民身上的直接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