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主题与民族精神的复活

<正> 这似乎是时代提出的理论命题。中国新文学研究越来越清晰地指向地表深层的民族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学的文化学阐释,即是对民族精神的时代发掘与艺术整理。当我们面对着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青春主题进行理解和思考时,正是着眼于这一主题所显示出的一种美好而健康的精神特征:青春之人格、青春之民族,这是文学的创造,也是我们的一种崇高而优美的追求。青春主题不仅始终贯注于新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构成新文学迷人的风度之一,而且,由于这一主题所辐射的新文学的各种思想意识、艺术方式,比较充分地展示出它的风姿。主题也是一种绵延于文学河流中的文学创作意旨,它的历时性特征使我们在研究青春主题、青春文化观念时,不能不看重“青春”的发展演变过程。同样,由于“主题”的这种历时性特征以及作家的主观性特征,它又不能不是整个时代精神的积淀与艺术体现。青春主题的形成,不仅来自文学的内部,而且也来自社会的变迁,时代的精神,它是一个民族在精神追求方面的具象化,通过作家内化为一种情感、意识,并通过一些特定的语言符号传达出来。青春主题的历时性,使其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比较充分的动态模式。中国现代文化心理辐射下的文学创作,对青春人格的倡导,对民族青年化的探索,造成了文学“主题”形成的基本的文化条     

“大团圆”新论

从古至今,“大团圆”的确是我国文坛上极为普遍的一种文艺现象。但是,多少年来,它却又一直声名狼藉。尤其是五四以来,以瞿秋白、鲁迅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从深层的文化根源上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尖锐地指出“大团圆”式的文艺作品实质上是为了“瞒和骗”。从那以后,大团圆成了千夫所指的文艺现象。然而,大团圆尽管不断地在思想理论界受贬,却在实际的文艺创作上一直没有断绝,那些在社会上最能引起轰动的作品也往往都是大团圆式的。而那些纯粹违背团圆精神的东西则难于在我国民众中被大范围接受。这就迫使我们十分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即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大团圆。     

谈中国传统文化与德育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道德教育总是与社会文化建设息息相关,通过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营造实现道德之教化,这便是中国传统德育的一大特色。文化需要在长期不懈的仪式活动中去积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孕育与道德教化之间的深层关联,而其中介环节便是仪式活动,因而学校德育建设应当重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个题目主要是用大文学观来考察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文学本质和它的总体特征,以此来弥补以往文学史所存在的某些缺陷。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要处理好三个关键性的学理问题。第一个学理问题是文学的时空结构的问题,要在以往所注重的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第二个学理问题就是发展动力体系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关注边疆的、边缘的文化活力,在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第三个关键学理问题就是文化精神深度的问题,要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通过“追问重复”和“破解精彩”的方法,揭示出研究对象的深层意义。     

论世界文学格局的单向牵引模式

“单向牵引模式”是文学移动的一种文化范式,作为逻辑界面的学理设定,它到底发生在历史梯级的何种空间位置与时间位置,在范式研究的本身并不需要给予穷尽性的逐一解答,其基本任务应该限定在澄明这一范式的存在结构,并对其文化价值的实现过程给予必要的分析和阐释。就文明历史的整个“抛入状态”而言,一种模式的存在必然不是孤立和可以彻底“悬分”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分析”,因为某种被关注的纯粹性问题之外的实际生存,可以在操作中给予暂时性的悬置,从而使问题绑缚在设定的系统内(此在的本文),并被清理出它存在的脉络。由这个理解基点出发,我把单向牵引模式限定在:(1)承认“中心”位置的存在合理性,并意味着“中心”的文化辐射力,实际已经抵达特定的“边缘”位置,并且“边缘”的文化接受乃既定的文化事实。(2)强调“中心位置”与“边缘位置”的民族文学之间,共时性存在中蕴含着历时性的“传统”建构意义。(3)勾勒线性结构关系的“文化形貌”(Cultural Confiquation),取文化发生的“布局”(arrangment)和“体系”(system)两层内涵,从而显性化地显示出一种范式描述原则,而非价值学意义上对沙文主义的容忍和殖     

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 主持者言

2005年春,我们在《南开学报》上开设了“性别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栏目。从本期开始,它将更名为“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继续刊出。在这里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这一专栏的设立得到200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资助,以重大科研项目为专栏论题,这是《南开学报》在改革中的又一大胆尝试。我们认为,“性别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立项,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它标志着“性别”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意义与价值的研究范畴受到高度重视,在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管理体系中占有了相应的位置。它体现了…     

从金庸作品看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

本文首先通过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文本阅读,发现其中一个普遍性的意义模式,即几乎所有故事的动机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谜”。这个身世之谜由混乱或邪恶的血缘关系造成,注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运。叙事深层如此关心血缘注定的身世问题,只有在20世纪华人文化语境中才能得到解释。本文第二个论述层次从具体作品分析进入到作品与文化语境的相互诠释,发现金庸武侠小说的意义模式与现代华人文化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侠客的身世是民族文化命运的隐喻。金庸武侠小说与文化精神在深层意义上的契合,提供了理解武侠小说结构与功能的基点:武侠小说的文化意义胜于文学意义,它是华人世界中最普遍的文化仪式。于是进入第三个论述层次:既然武侠小说是一种文化仪式,批评就不能套用纯文学的理论范畴与系统;就必须承认幻想的合理性与意义深度,叙述模式的因袭与规范化重复等纯文学否定的东西。武侠小说的创作与阅读使华人——不论是精英还是大众——在幻想中完成了文化认同的仪式,而这种仪式对于文化传统维持自身的延续性与个体获得社会归属感都是至关重要的,武侠小说的真正意义在于华人文化对它的利用。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

面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近代的深刻危机,中国社会曾作出了种种回应,选择了种种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中, 中西古今之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的演变是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危机与中西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表现,它典型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轨迹。同时,它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这一新的重大时代课题。     

实践的开拓需要理论的开拓——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六日在参加《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讨论会》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听了同志们的发言,更使我感觉到,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是振兴中华、开发西部的雄伟的历史性事业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了,使我们走在一起了。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人们身临其境时还不大清晰地理解这件事的深远意义,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回头来看,就会深深地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和发生的影响。我认为,这次西部经济发展讨论会具有不可小视的思想上、理论上的动员作用,精神准备上的作用。它在推动人们思考、研究西部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有极为重要的积极的意义。李子奇同志在开幕式的讲话中说:“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盛会,也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会议。”我想,今后的实践将会证明这个重要论断。     

从家国情怀到爱国主义——兼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一种伦理进路

“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形成有着基于宗法制的独特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家国情怀”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家国同源、家国同构与家国一体，在更深层意义上则需要结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来理解。同时，“大一统”“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是“家国情怀”的内在价值线索，沿着这一价值线索，可以在现代化转型中找到“家国情怀”的现代版本，即爱国主义。通过这种伦理价值分析基础上的从家国情怀到爱国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并挖掘民族复兴的深层次力量，找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种思路。     

关注市场经济的文化内涵

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指明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强调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对此,人们往往理解为一方面抓经济发展,一方面抓思想文化建设。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我以为,在建立市场经济中的两手抓蕴含着更为深层的意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决非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人文内涵的。然而这一更为深层的意义,在我们目前有关市场经济的研究和宣传中,是明显忽略和淡化的。这就会导致从“唯技术主义”的层面上去理解和建立市场经济。这是西方市场经济走过的老路。法兰克福学派曾指出:西方的市场经济的普遍建立,“工艺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于是,从物质生产程序到企业管理的运转,除了服从技术规程之外,别无选择。     

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中的“软契约”现象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学者对所谓“东亚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我们可从亚洲特有的价值观入手,将契约分为包括法律制度和以法律制度为标准的“硬契约”,以社会习惯,道德伦理,文化传统为参照的“软契约”。而在东亚渡过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软契约”的作用功不可没。我们有必要从经济和社会角度分析“软契约”现象的存在原因,揭示了它之所以富有生命力的深层文化理由,进而尝试构建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一些对应关系,最终对“软契约”现象的作用和发展趋势作出预测。     

在文化转型中重塑大庆精神

文化转型问题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它在深层上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大庆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在自在文化和自觉文化的互动中理解大庆精神,并在中国文化转型中重塑大庆精神。     

后殖民主义与中国语境

后殖民主义理论自首次引进迄今已十年有余 ,一方面它作为一个还远未进入尾声的庞杂的话语系统 ,正越来越处于一种“多音共鸣”的状态 ;另一方面 ,中国学界也已从最初的引进介绍到评判分析 ,走向了今天的参与、言说和对话。在今天的语境中 ,当我们再来重新讨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时 ,已有可能摆脱 90年代初期时 ,人们那种赞成 /反对式的简单化的话语模式 ,而进入一种更深层的探讨。在中国这一特定语境中 ,以一种中国或曰某种“第三世界”本土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 ,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而不再是作为所谓“东方”的指称物 ,在“沉默”中由别人“…     

双关的审美意趣

人们在表达思想的过程中，常常着力使某些语言因素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与对立性，以便摆脱习惯性的表情达意的方式，即突破言语结构常规，进而组成异乎寻常的、与众不同的、全新的语言模式。这种形式上的“求异”、“求新”，在人们的心理上唤起特定的情感态度．产生特定的审美感受。双关就是在特定条件下，“有意识地使同一个词或同一句话，在同一上下文中具有两种不同含义”的一忡表达方式。它和1用语音、语义因素的差异性，构成语言表达上具有表层和深层的双重表意功能。表层又仅作为传达深层义的媒介而存在，深层义则通过表层义来体现。…     

地域·国家·全球化——兼论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

在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模式的基础上,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意义形成有着深刻共时性意识形态内容。地域、国家、全球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现象中有着“三位一体”的价值整合,从而在深层规定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地域文化的建构。     

论毛泽东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和发展

在新中国的曙光出现前十年,毛泽东就明确地宣告:“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在毛泽东看来,所谓的新文化及其建构,必须坚持“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一原则,因而,当新中国成立后,当新中国建立起新的政治和新的经济后,新中国的新文化的建立也就是必然的了。在建构中国的新文化中,毛泽东哲学不仅作为基本的理论原则发挥着指导作用,而且它本身即成为这一新文化的不可     

河流与花木--时间思维与空间思维

如果我们深究一下英文和法文“culture”（即“文化”）一词,我们会发现,这个我们太习惯的词汇,在辞源意义上竟然是指在一块土地上“耕耘”的意思！原来,在西语里“文化”与“土地”根本相关:先是指在土地上耕耘种庄稼,然后才引申到精神意义上,指人在精神上的“耕耘”,陶冶修养。说一个人“耕耘（cultivated）得不好”,就是说这个人“没有教养”。尤其在德语里,“文化”与土地相关这层意思,最为强烈。对于德国人,“文化”就跟庄稼一样,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     

行政文化在行政人格塑造中的作用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体系是一种新型的行政模式,它对行政人员有着较高的要求,即要求行政人员有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行政人员是行政的主体,行政人员能否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行政体系是否健全的标志,然而行政人员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所提供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行政改革的过程中自觉地把行政文化建设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上,并通过行政文化的建设来培养社会主义的行政人格以及为这种行政人格提供永久性的保障。一、行政文化是行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行政…     

论民俗学之“民间”

民俗学之“民间”是一个包含文化地域与民众群体两方面意义的概念,它承继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含义又有所发展,其中表示群体意义的“民间”即“民”是第一义的,是构成“民间”的基础,因此“民间”取决于“民”的界定,而民俗学史上不同时期对“民”认识的不同造成了“民间”的非稳固性或者说流动性。作为研究“民”和“俗”的一门学科,“民间”是民俗学的本体,甚至可以说是本源,“民间”问题是一个贯串民俗学史的基本问题。不仅如此,民俗学之“民间”还意味和象征着民族固有的深层文化,并以母体的形式向表层文化输送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