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的论的角度谈《红楼梦》两译本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从“幺爱三”说起

《红楼梦》霍译本和杨译本的两个全译本因各自的翻译艺术成就而成为目前所有英译版本中最为著名的两种风格迥异的版本。结合两译本中的翻译实例看,霍译本和杨译本两个译本尽管都尽量保留原文内容,着力再现原著的艺术价值,但由于各译者对各自译文的预期交际功能的看法不同,霍译本侧重其译文之文学、美学功能;而杨译本更加注重译文的文化传播功能,促使他们分别选择工具翻译法和纪实翻译法来处理原文,从而产生出风格迥异的译本。说明翻译目的决定了其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红楼梦》两英译本死亡委婉语翻译的文化比较

从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视角,结合具体译例对《红楼梦》两英译本死亡委婉语的翻译策略与方法进行比较与评判,可以看出霍译本比杨译本更注重采用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尽量重构原文的委婉色彩。就形式而言,杨译本霍译本都与原文有所偏离;但在内容上,霍译本比杨译本更忠实于原文,原因在于霍译本更注重保留原文中死亡委婉语的内涵与特色,在忠实反映原文的信息功能的同时,也注意重构原文的美学功能。     

从解构理论看《红楼梦》中对联在杨、霍译本中的翻译

《红楼梦》中有大量对联,它们在杨、霍译本中均得到了很好的翻译。本文从解构主义理论出发,对它们的翻译进行了仔细地探讨和分析。结果证明：文本本身的定义是由译文而不是原文决定的,译者是创造的主体,译文语言是新生的语言,一切文本都有互文性,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是平等互补的关系。杨氏夫妇与霍克斯都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的作用,两译文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且互有优势,各有千秋。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研究

传统译者风格的研究大都基于个人的主观印象和直觉判断,集中讨论译作的风格在何种程度上再现了原作的风格等.这种主观、印象式和规约性的方法存在诸多局限性,如:只重视译文与原文的风格对应,而忽视文学翻译中译者特定的风格.随着描写翻译学的发展,译者风格研究开始借助语料库的研究方法.通过大规模的语料分析,来考察译者传承原作风格之外所表现出的风格,这可以有效弥补主观判断的不足.文中以<红楼梦>的杨译本和霍译本为研究对象,利用包含两个译本全文的可比语料库,基于大量语料的客观分析,试图详细分析译者在词汇、句法和语篇三个层面上表现出来的独特风格.最后,试图从译者的母语文化和翻译规范的角度来解释二者表现出的迥异风格的成因.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论《红楼梦》典故的翻译——杨译本与霍译本对比研究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霍克斯译本)中的典故翻译进行研究,对比和分析杨译本和霍译本对于典故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和方法。通过研究表明,两个译本体现了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不同的翻译目的决定了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翻译原则。     

《孝经》英译版本比较

文章以功能翻译理论为指导,对《孝经》的四个英译版本,即理雅各、裨治文、程艾凡以及刘瑞祥与林之鹤的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由于四位译者各自的翻译目标、译文读者不尽相同,四个译本在专有名词注释、词汇选择、句子结构、句意传达等方面也有不同。文章认为理雅各的译文采用的是文献型翻译策略,而其他三个译本则采用的是工具型翻译策略。     

从功能对等角度分析《水浒传》英译本中常见修辞手法的处理——以登特·杨的译本为例

《水浒传》中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在增加了艺术感染力的同时,也给小说的翻译增添了难度。奈达的功能对等,是指译文对译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与原文对原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大体对等。本文以登特．杨父子合译的《水浒传》新译本为例,运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对《水浒传》英译本中常见修辞手法的翻译处理进行分析。     

翻译诗学对小说翻译的操纵——以《David Copperfield》两译本为例

"翻译诗学"这一抽象观念是译本比较的一个重要角度。而Lefevere翻译改写理论中的翻译诗学角度能够分析不同译本产生原因及其译者的翻译风格异同。分析并比较《大卫.科波菲尔》两个中文译本有助于阐明社会主流诗学对译本的影响和译者个人诗学操纵下产生的译本之间文本的差异。从描述性的分析结果来看,在不同主流诗学影响下,不同译者采取各自的翻译策略与方法译文使译文语言风格,注释表达,情节与人物刻画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从而使更加理解在不同时代存在不同译文的原因。     

从《京华烟云》两种译本看情态系统的翻译

情态系统的恰当翻译是实现译文与原文功能对等的重要途径。从《京华烟云》两个汉译本中情态系统的翻译可以看出,翻译时可在汉语中寻求其功能对等词或是增加语气词,并且,在追求翻译对等的前提下,也要考虑语境和遣词造句,以保障译文自身的通顺和美。     

从目的论看《红楼梦》两译本宗教文化信息的翻译策略研究

以翻译目的论为理论依据,从文化信息传递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红楼梦》的两种译本(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大卫·霍克斯的英译本)中宗教文化信息的翻译。霍译本主要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而杨译本则主要采用了异化策略。结合实例分析认为,尽管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却实现了各自的目的。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对文化预设的处理——以《红楼梦》的杨译本和霍译本为例

《红楼梦》涉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本文根据奈达文化分类法,以《红楼梦》的杨译本和霍译本为例,比较分析两译本对文化预设的处理:杨译本倾向于尽可能传达原文的文化预设信息,霍译本则倾向于消解原文的文化预设信息,两译本不同的处理策略主要受到译者文化心理、社会文化语境和赞助人的影响。     

目的论观照下的《论语》中“仁”和“礼”的英译——基于两个译本的对比研究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重要著作,现在流传着不少译本。文章以理雅格和辜鸿铭的两个《论语》译本为依据,选取译本中＂仁＂和＂礼＂两个核心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定性的分析方法,旨在揭示翻译目的对译文语言表达的制约。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翻译目的形成了风格迥异的译文,翻译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译文语言表达的选择性和准确性。     

《红楼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本文以《红楼梦》的影响最大的两部译本中文化词语的翻译为例,讨论了在翻译过程中保留文化信息的重要性。相比之下,杨译本多采用异化的译法,霍译本更倾向于归化的译法。虽然译者在翻译中遵循了不同的指导原则,但他们传递原文中所承载着的文化的使命却是相同的。译者只有深刻理解并有效表达深层文化信息,才能完成文化传递的任务。这也是衡量文学名著译文质量的重要标准。     

《苔丝》的两种译本

翻译的标准唯“信”———译文应在意义,通顺程度,风格三方面信于原文。本文试从词语的选择,词语的搭配,结构的选择,人物语言的表达,方言和俚语的运用等各个角度出发,将《苔丝》的两个中译本与原文进行比较,对两译本“信”的程度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得出张译本更胜一筹的结论。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中“孽障”英译研究

“孽障”一词一般用作贬义词.对比霍译本和杨译本《红楼梦》,可发现两个译本对“孽障”一词的理解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因而在该词的贬义弱化方面呈现出不同特点.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结合上下文进行深入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恰当的译文.     

从阐释学理论论《红楼梦》中典故性成语在杨、霍译本中的翻译

《红楼梦》中有大量典故性成语,本文从阐释学理论出发,对其翻译进行了研究探讨。发现:杨译本对这些典故性成语基本采用异化译法、直译法和语义译法;霍译本基本采用归化译法、意译法和交际译法。但是无论哪种译法,两译本对这些典故性成语都采用了阐释的方法。而在阐释学翻译观中,理解是翻译的核心。只要读者能理解(虽然效果略有差异),哪种译法都可以接受。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译文评析

文学翻译的重要原则就是要把作家的风格翻译出来,因此译文的词语及句式的选择必须贴切,原作的语言特色应尽量保留。本文从用词的准确性,译文语言的表现力和文化信息的传递三个方面评析了鹿金先生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中文译本。通过原文与译本的对比分析对译作中的某些表达提出商榷。     

从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看人物绰号的翻译

以社会语言学和符号学为基础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对翻译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强调翻译是一种跨语言和文化的交际过程，翻译就是要翻译意义，并且尽可能实现原文和译文在意义和功能上最大程度的对等。文章尝试性地把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应用到人物绰号的翻译，以《水浒传》沙博理（Sidrey Shapiro）译本为例来探讨人物绰号的翻译，并对沙译本中绰号的翻译进行评析。     

归化还是异化？——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解读《红楼梦》文化专有项的翻译

从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角度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霍克斯译本)中的文化专有项进行研究,主要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以及语言文化五个方面,对比和分析杨译本和霍译本对于文化专有项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和方法,并进一步探讨语言(英美强势语言和外来文本)与权力对于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隐喻翻译策略研究——以霍译本《红楼梦》为例

以关联理论为视角,分析霍译本《红楼梦》当中的隐喻翻译策略,指出,无论译者是采取直译或是意译,只要遵循关联原则,使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对同样的隐喻产生同样的反应,达到最佳关联就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