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研究

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改革开放30年的城乡互动,使新时期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融入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与希望。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个体层次的心理融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社区层面融合在实践中早已破冰,而这两者为最终的制度融入提供了社会条件和心理条件。如何从高层制度协调着眼,切实推进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共享经济发展的红利是政府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所在。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匾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

以浙江温州、丽水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经济状况、身份认同、乡土认同、城市认同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考察其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文化融入状况。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社会认同建构和社会融入,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丰富城市社区的文化生活,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     

我国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研究述评

本文通过历史性研究,划分我国农民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阶段,认为人的城市化即城市化社会融入是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国内和国外两个理论层面对社会融入以及我国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研究背景、理论命题以及研究趋势进行了述评,分析了不同理论和研究优势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从研究方法和视角入手,展望了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失地农民市民化社会融入研究

失地农民要想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市民,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首先,身份转为市民,并且能够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其次,能够获得与城市市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并逐渐形成与城市市民接近的生活方式;再次,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城市市民文化的接触,使他能够形成与城市市民相同的价值观和城市归属感,进而产生自我新身份的认同.本文通过对这三方面条件的分析,认为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社会融入尚未完成,并对如何促进失地农民的市民化社会融入提出了对策建议.     

城市社区中随迁老人的融入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记忆与社区融入的二维分析框架

随迁老人的产生与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随迁老人离开自己长期居住的乡村,随子女寄居于"陌生的"城市,其能否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事关个体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基于社会记忆功能与社区融入维度的二维分析框架,根据对南京市三个社区的随迁老人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的多次深度访谈,着重分析随迁老人所保留的传统乡村社会记忆对其逐步融入城市社区所存在的诸多障碍。社会记忆的可建构特征为其整合功能、认识功能、规范功能、传承功能以及批判功能的发挥,并推动随迁老人融入城市社区提供了理论支撑;社区融入的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与身份认同四个维度的划分为随迁老人融入城市社会提供了可操作路径。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半融入”与“不融入”

关于农民、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社会,已成为当前学术界、传媒及政府政策研讨的热门话题,2011—2015年实施的国家十二五规划在城镇化管理部分专门提到了农业转移人口如何逐步转为城镇居民的问题。所以,农民、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或社会融入,已经成为中国当前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议题。本文以笔者组织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009—2010年在广州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外来农民工所遇到的不融入问题、农转非人员遇到的半融入问题,同时针对这两个不同社会群体所遇到的不同社会问题,在政府的制度设计上提出具体的社会对策。     

社会排斥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遭受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保障、教育和空间等多个方面的社会排斥.这种排斥通过制度机制、群体机制、市场机制、农民工适应能力等得以运作,它主要是一种制度性排斥.在社会排斥的境况下,农民工内部的不同群体在融入现状与前景上是有差异的,大量农民工将在城市长期维持一种边缘化状态,并形成边缘化的再生产,这可能带来一系列消极社会影响.为此,必须采取彻底改革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等对策.     

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农民融入城市社会问题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建设的扩张 ,将有越来越多的城郊失地农民在身份和职业上变为城市居民。这些已经或将要实现职业转换和身份转换人员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融入城市社会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本文试图通过对城郊农民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障碍的分析 ,提出相关的解决思路。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研究——基于双向度社会距离测量

本研究设计了信度和效度较高的社会距离量表,以武汉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问卷数据为基础,分别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本地学生双向度测量二者的社会距离加以比较,并研究社会地位、交往网络对两个群体之间社会距离的影响.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研究——对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必然有一个逐步磨合的过程.通过定量化的模型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主要影响变量进行分析和研究发现,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因素是多元的,收入水平、宗教信仰、民族类别等因素的影响在模型中均不显著;显著的影响因素除了性别、文化水平和配偶情况之外,还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信息来源和地方政府是否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历史文化方面,对流入地宗教的看法及流出地域等文化和历史造成的因素影响显著;经济方面,收入高低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行业影响较为显著.     

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性别差异——来自五大城市的证据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议题之一。本文运用国内五大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和普适性的社会融入指标体系,从经济整合、行为适应、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等四个维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全面的实证分析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社会融入政策的制定必须纳入性别视角,有针对性地设置性别群体的政策方案和项目。     

上海台湾人的社会融入分析

上海台湾人的社会融入程度远远低于其经济融入程度。采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从日常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业余时间安排等方面近距离了解上海台湾人,可以发现存在这一差距的原因在于上海人态度和素质、上海的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台湾人本身的自我意识。这些领域的提高和改进,将有助于上海台湾人更好地融入上海社会。     

从边缘到共生——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解读

农民工阶层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寻求非农活动,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但现实情况是,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中。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决定了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障、政治参与等方面处于边缘地位。我国应从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建立平等就业制度、充分发挥社区作用、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其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社会支持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变农民工群体的边缘化处境。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障碍及其破解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了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理念,符合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从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尤其是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并能安居乐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     

论社会工作视角下失独父母的社会融入问题

失独父母的社会融入问题是由个人和社会环境的互动失调引起的,受失独父母个体抗逆力不足、家庭功能弱化、社区互动平台匮乏以及社会支持氛围不足等具体因素影响,失独父母在社会融入方面表现出自我封闭、生活适应障碍以及解决问题能力低下等现象。社会工作者介入途径分为三个层面:个人层面,包括心理疏导、权能建设与人际互动恢复;社区层面,注重建构多渠道互动社交平台;社会层面,倡导营造包容与支持的社会氛围。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农民工社会资本积累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狭窄、组织型社会资本不足、制度型社会资本缺乏公正。农民工社会资本积累的困境阻碍了他们的城市融入。政府社会政策的支持、社会组织的介入、农民工主体作用的发挥是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资本措施。     

社会场域变迁背景下的失地农民城市融入问题研究——基于对昆明市Z社区的回迁调查

失地农民在城市化适应的过程中,并非简单地只是身份的转变,更意味着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的彻底改变。失地农民在城市适应和融入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是:经济收入的不确定、文化价值观的不一致和心理认同感不强以及内部之间存在各种利益博弈。从昆明市第一个回迁房小区Z社区的村民来看,失地农民要真正融入城市,是一种内在式的需求,即是否要变成城市人,关键是在农民自身内在需求的驱动下而决定的。他们根据自身的利益,在各个场域灵活变通地实践着各种惯习,在不断建构着自身的社会网络的同时也在不断建构着自身的社会资本。     

农民工社会政策建设回顾与农民工的社会政策需求

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制度壁垒和社会政策的缺位,但通过回顾,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建设正在逐步完善,前进脚步从未停止。而农民工作为政策的利益攸关方和受益者,从被动服从政策安排转向积极寻求政策需要,政策制订必须从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出发,才能让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初衷与预期结果完美契合。     

社会支持视角下大学生失足后社会融入探究

近年来,大学生失足行为产生的社会影响日益严重,同时,学业搁置、生活异变成为大学生失足后重融社会的阻隔,研究发现,大学生失足后很难获得较高的社会成就。通过以社会支持为研究范式,对高校学生失足的特点、原因以及失足后社会融入困境进行分析,探讨高校学生失足后再社会化的干预策略,使失足大学生的家庭及所在的学校、社区等多方主体共同为其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发展空间,弥补传统管制观念下对大学生失足后社会帮教的不足而造成的社会重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