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倭患”再议

明代素有“北虏南倭”边疆之患,其中“南倭”为患一度甚烈,前期可举洪武朝,后期则为嘉靖朝。不过,“嘉靖倭患”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有不同意见。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嘉靖二年”说与“嘉靖二十六年”说,不仅存在对中日勘合贸易制度以及当时中日关系过度解读的问题,亦是视明清时期中国“闭关锁国”观念的进一步固化,并将倭患爆发的原因指向明王朝实施的海疆政策,进而淡化了日本在东北亚海域侵略扩张的史实;“嘉靖三十一年”说则只是关注到了是年倭患爆发的表象,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日本方是“嘉靖倭患”的始作俑者。实际上,嘉靖三十年,日本大内氏灭亡造成日本国内局势失控、明政府诏准“请宽海禁”造成中国海防废弛,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之下,才最终导致了嘉靖三十一年的倭患爆发。     

明代嘉靖倭患兴起的原因分析

明嘉靖朝,中国东南沿海以中国人为主的“倭寇”猖獗一时,倭患产生于动乱的日本,由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组织、支持境内的浪人武士、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到中国沿海地区劫掠。由于明代中后期政治上日益腐败,贪污之风盛行,武备废弛,对外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以及西方殖民者的参与和日本国内的战乱等多种因素的刺激从而形成了嘉靖朝的倭患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明嘉靖朝倭患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与整理,从而对明代倭寇成因问题有一个比较系统地、全面地了解与认识,正确地看待倭患问题,并且以史为鉴。     

明代财政制度演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及启示

明代财政制度的演变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变化存在同步关系。明朝初期,财政制度有效运转促成了强大治理能力的形成;到了明代中期,财政制度的瓶颈开始出现,国家治理开始失灵;到了明代后期,财政危机持续,人民赋役负担进一步加重,中央集权体制无法维系,国家治理全面失控,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以史为镜,从历史与现代的多线思维解剖明代治国理财的精髓与糟粕,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中国财政与国家治理的优秀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以预算制度、税收制度、政府间财政关系为突破口,推动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增进效率、实现公平正义,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明代中后期东南地区兵制变迁——以浙江沿海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浙江是明代东南海防的重点区域,明初建立了以卫所为核心的防卫体系。正统年间,卫所弊端出现,防卫能力下降。以地方为主导对沿海防御体系进行修补,民壮与乡兵开始兴起。但是倭乱增多后,地方防卫压力加大,国家再次调整地方军政系统,建立了以募兵制为主体的省镇营兵制。     

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头役佥派

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收头和柜头,是条鞭法推行后税银官收“自封投柜”过程中的主要执行人和实际操控者。头役从最初的看柜收银到拥有催科、倾锭、解运,甚至包征包赔等,功能不断拓展,几乎覆盖了税银“官收官解”的整个流程,头役也成为赋役领域官民之间的代理人。头役佥派之制施行之初,有效地减轻了粮长里甲侵吞之弊,然法久弊生,头役对国家财政和基层社会均产生了消极影响。佥派头役收掌税银之法,也是赋役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调适的结果,从明代源于民间的歇家包揽钱粮,到清代出自官府的书差包征田赋,明后期的佥派头役正处于过渡环节,是官府借民间力量对社会控制的方式之一。在基层社会各项赋役征派的实际运作中,头役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

明代的“倭患”经历,留下了持续的“倭寇”记忆,对明清时期的海权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明嘉靖年间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到鸦片战争前夕严如煜的《洋防辑要》,自明中后期又以迄清中期的海防论述多以“倭/寇”为假想敌,以“备倭/防寇”为基本着眼点。这些海防论著表达了一种“眼光向后”的海权观念:多以数百年前的历史经验为准绳,而不是密切关注变化中的现实形势;多以陆权为中心,目标在于如何“防”海,而不是如何经略海洋。结果,16～18世纪,中国政权的海上关注焦点一直放在东亚秩序圈内的传统挑战者(“倭/寇”)身上,却忽略了正在膨胀的欧洲商业殖民主义的挑战。对手意识的错位,埋下了中国在近代中西海权竞争中失败的深刻缘由。     

从明清东南海防体系发展看防务重心南移

继宋代经济重心南移之后，由于沿海客观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明代统治者开始在东南沿海建立海防体系，沿海设水寨、卫所、城堡三重防线。这是海防史上首次在沿海布下责任、分工明确的长期防御线。这是防务重心南移的开始。在明代海防基础上，清代东南海防进一步加强。水师营制更为完备，防守汛地也更为明确。逐步完成了防务重心的南移。从明代东南沿海抗御西方殖民者、平息倭患，到清前期统一台湾、平定海盗，维护沿海社会稳定的效果看，明清时期构筑东南海防体系的历史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研究土家抗倭将领彭翼南的一篇重要文献

彭翼南(1536-1567),土家族,湖南永顺宣慰使,字靖卿(又作晋卿),号北江,谥忠贵.嘉靖三十三年(1554),其父宗舜病死,翼南承袭父职为宣慰使.当时东南沿海倭患频仍,因浙江、山东兵屡败,明王朝征调湖广土兵协助征剿.     

明代中叶的赋税改革和社会矛盾——所谓均田、均粮运动的开始和周忱的平米法

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是同土地制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地说,土地制度的性质决定赋役制度的性质;因而赋役制度的变革也就常常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变革。这在明代的赋役制度和土地制度上表现得很明显。所以,贯串于整个明代封建社会中的均田、均粮和均役运动,就是明代土地制度     

“第二届近代中国海防国际研讨会”综述

由香港历史博物馆和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近代中国海防国际研讨会”于年前在香港召开 ,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 4 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海防人物与思想”、“海防史史料研究”、“海防策略与海军建设”、“民国时期的海防发展”、“海事与中国近代社会”、“地区防卫”、“海军、外交和亚太地区”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现择要综述如下。一、关于海防人物与思想戚俊杰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长、教授 )的《戚继光兵学与中朝御倭海战的胜利》认为 ,戚继光不仅是我国明代的抗倭民族英雄…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时间与空间 --以晚清海防与塞防争论的时空背景为例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交互性出发,探讨晚清海防与塞防争论发生的时空背景。陆海复合国家的形成,海防与塞防并存,是海防与塞防争论的逻辑起点和时间起点;沙俄和日本的崛起,“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是海防与塞防争论的空间背景。时空互动下,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实质,是传统与现实之争。     

明代前期潮州的海防建置与地方控制

从国家视角看,潮州是一个开发时间比较晚的地方。一直要到宋代,国家才开始真正有效地控制潮州。明初新政权加强潮州的海防建置,虽然有关御倭和对付方、张余党的国策,但更加直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控制地方社会势力。对明初海防、海禁的研究,必须兼顾到国家政策、地方传统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方可以有更接近于事实的结论。     

明中后期兵部的白银财政及与京师各部的财政关系

明代兵部也有财政职能,有独立收支。明初兵部便有皂隶、马差、驿传等财源,但在实物劳力财政体制下,各役按需设置,无法用货币统一度量,收入规模难以知晓。明中叶后,随着赋役折银走向定率、定额等,兵部逐渐有了大量白银收入。兵部的收入主要集中于武库司和车驾司,类项有皂隶银、马价银、柴炭银、筏夫银、驿传站银等。明后期,两京兵部白银收入规模约有902.7442万两,其中北京兵部约有888万两,南京兵部约有14.7442万两。解往两京兵部银库的白银共约157.1242万—188.3842万两,其中北京兵部贮藏约142.38万—173.64万两,南京兵部贮藏约14.7442万两。明后期,南京兵部建立总库对各司白银收入进行统一管理。但直至崇祯末,北京兵部仍未建立统一银库,四司各有收入,分别管理,较为混乱。兵部所藏白银主要用于军费、公费开支,但在开支时,兵部与户部、工部间存在着财权不清、财政挪用、互相推诿等问题。     

明清海运的历史作用

南粮北运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自隋唐以来,运河一直为南北物资流通的大动脉,但到明代后期嘉靖、万历年间,清代中期嘉庆,道光年间,由于黄河水患与漕运弊政的影响,河运不断地发生危机,在统治阶级内部,多次引起河运还是海运的激烈争论。明清漕粮由河运向海运的转变,是漕运史上的重大变革,其进步作用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杨一清及其《阁谕录》论略

对明代中期历史的研究,我们似不应忽略杨一清。他历仕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并于正德十年及嘉靖五年两次入阁,担任过户部、吏部尚书等要职;两次总制三边(延绥、宁夏、甘肃)军务,对明代北边防务及明代川陕茶马贸易和马政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著《阁谕录》一书,涉及嘉靖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边务、选举用人、赋役科派、农民起义等诸多方面,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是研究嘉靖年间社会历史及西北史的必备之书。     

论我国消费需求不足形势下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整

: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应实现几个转变:宏观调控目标应从总量调节为主,向结构性调节为主转变;政策力度由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逐步向适度财政货币政策目标转变;政策效应由短期政策为主向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相结合并注重长期政策转变     

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强制性制度变迁分析

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制度安排成果。这种制度变迁的外在动因在于国家战略选择偏好、意识形态、政府财政经济状况、官僚机构经济理性、政府公共服务知识等因素及其变化,而内在动因则在于制度供给成本、农民公共服务需求、农民利益诉求等因素及其变化。在变迁趋势上,其表现为由供给主导向需求主导转变、由制度外向制度内转变、由外因向内因转变、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由非均等向均等转变。     

财政视角下的明代田赋折银征收——以《万历会计录》山西田赋资料为中心

16世纪,晚明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发生了以白银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变革,万历十年(1582)刊刻的《万历会计录》记录了这一变革的成果。其中田赋征收的起运存留和折银情况,为我们了解明代万历时期及之前的财政结构和演进,探讨财政视角下的田赋折银以及白银货币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丰富资料。以山西为例,从《万历会计录》可以看出:万历六年山西全省的田赋白银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了32%,这与嘉靖之前山西田赋折银的偶发性、随意性相比,显然有了进步。田赋以外,山西对其他各种徭役、商税、杂税也征收银两。此后,随着万历清丈,一条鞭法的普遍推行,白银货币化遂进一步深入,国家财政体系处于转型之中。在全球化开端之时,山西这一趋势,与当时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是漫长的、艰难的,也是不可阻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