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与王鏊后裔关系探微

金圣叹与明代显宦王鏊后裔的关系 ,是以交游为中心的金圣叹史实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今将苏州《王氏家谱》与圣叹有关著述对读 ,发现子文、斫山、公晋、道树、勤中、轮中分别为王鏊五世、六世孙。他们凡在明代已为诸生 ,鼎革后皆隐居不事新朝 ,甚有捐躯报明的烈士 ;即便入清后为诸生者 ,亦有隐逸倾向 ,而无仕途之求。诸王多有财兼有才 ,家道中落之后仍好客不衰 ,承继了祖上的豪侈之气和爱才之风 ,大多深浅不同地参与了金氏评说“众经”的文学活动 ,为才子金圣叹所敬重。借助家谱探讨其社会关系 ,不失为金圣叹史实研究的重要途径     

为韩伲胄辨诬

韩?胄被《宋史》列入《奸臣传》,当成千古罪人,这是历史的沉冤。明清以来,一些著名文人、学者如李东阳、颜元、钱大昕等曾经为之叫屈。可是直到今天,《宋史》的影响仍很深①,这是极不公平的。何况我国历史上一些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如陆游、辛弃疾、叶适等人,都与他有一定的关系,因而也影响这些人的评价     

李梦阳《空同集》人名笺证（之三）

李梦阳《空同集》人名笺证（之三）王公望李东阳《少傅酉涯相公六十寿诗三十八韵》（２８）诗中之“少傅西涯相公”即指李东阳。望按：李东阳（１４４７—１５１６）字宾之，号西涯，祖籍茶陵（湖南茶陵县）人。天顺八年（１４６３）进士。成化时，授编修，以礼部左侍郎兼...     

杨慎与李东阳:观察明代诗学流变多样态的视角

杨慎诗学的形成跟李东阳有重大的关系,第一,李东阳主张“求声于诗”,即重视诗歌的音韵之美。作为诗人兼古音学家,杨慎诗学主张更进了一步,是求古韵于诗。第二,李东阳主张辨识格调,开格调论先河。杨慎将辨体意识作为其诗学理论的基石,其诗话就有纵论古今、辨尽众体的特点。第三,李东阳师古但反对泥古,主张自得、自立。同受李氏诗学影响,七子派吸取格调说而建立了更严格的模拟理论;杨慎则以博贯思想批判七子派的拟古主义,为茶陵派别张壁垒,创立六朝诗派,颇有影响。明代诗学的发展呈现复杂的多样态。     

李东阳佚文一则

李东阳为明代茶陵派领袖人物,一生著述宏富。目前其作品集通行本主要是由周寅兵先生点校的三卷本《李东阳集》和钱振民先生辑校的《李东阳续集》,均由岳麓书社出版。两先生对李东阳的作品爬罗剔抉,用功甚厚,然挂万漏一,亦所难免。笔者在翻检文献当中,意外从明钱所编《吴都文粹续集》卷四二中辑得李东阳集未收文一篇,现标点摘录如下,就教方家。《感楼贺君墓表》李东阳姑苏名胜地,代不乏人,仕而显有勋绩者不俟论,一时遗逸若东原杜君用嘉、醒庵陈君孟贤、味芝陈君永之、感楼贺君美之辈,予不能悉也。数君者相继沦没,贺君差少,没亦独后。予闻其…     

王渔洋学术讨论会在桓台召开

<正> 由山东大学与桓台县府等六个单位发起的王渔洋学术讨论会,于4月27——30日在王渔洋的故乡桓台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授、专家、学者等48人。王渔洋是清代的一位大诗人,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领导清初文坛达半世纪之久,有一代文宗之誉,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解放以来,他的“神韵说”及其诗作,一直受到冷遇,研究他的著作的人很少,发表有关研究论文也寥寥无几;他的论著更没有人整理过。这次会议,着重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对王渔洋的诗歌创作与诗论的评价;二是对王渔洋著作的整理。会议     

明中期文坛茶陵派与吴中派关系研究

茶陵派与吴中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吴中派在文学上表现出四点地域特征:博学之风、任情之性、尚趣之乐和崇古之情.李东阳与吴中士子交往甚多,不少吴中人士在与茶陵派交往过程中,深受茶陵派诗风的影响,自觉接受了李东阳的诗歌主张,在师法取向、诗歌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共同志趣,而人生追求的相异又使两派各有不同.通过对茶陵派与吴中派异同的研究,探讨两派在文学上的关联度.     

靖难之役济南战事的历史书写与铁铉忠烈形象建构

靖难之役是明代史上影响颇为深远的政治事件。朱棣登基后，为维护新政权的合法性，篡改史书、钳制言论，使得建文史事扑朔迷离。靖难之役中的“济南保卫战”,系建文帝方获胜的一场重要战役。由于明前期文网甚密，此事鲜有论说。明中叶后，文网渐驰，士大夫李贤、宋端仪、王鏊等人，在采择官方史书、档案及民间传闻的基础上，从诸多方面记述此事。他们的论述在嘉靖以降渐趋融合，形成了靖难之役济南战事的完整叙事。其中，既有真实历史，亦不乏夸张、神化之处。随着私史修撰的兴盛与济南战事历史书写的发展、传播，战役领导者铁铉也被塑造为忠勇双全、铁骨铮铮的忠臣义士，并得到官方的推崇、赞誉。     

王夫之、方以智青原之约略考

1664年湖广分省后到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前,王夫之与方以智之间发生了看似偶然的活动交集即青原之约。由于至今对它缺少详细考察,研究者评价两人时多有偏颇之处。文章跳出文学史或哲学史的单一视角,努力全面展示青原之约的真相,即表面上,青原之约的结果是1671年王、方"失约",但以青原之约与复明活动的关系来论,三藩起事后王夫之多地奔走,与南明旧臣时有往还,实际上青原之约仍在"如约"进行。它在晚年王夫之生命路向中具有重大意义。     

论李东阳弘治时期的文学思想

李东阳弘治时期的文学思想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典雅脱俗之风格追求与"兼综互出"的师法理论、追求诗歌体貌之盛大与强调诗歌表现个人情感的思想、和谐盛大的审美理想。这三个方面都是弘治时期政治上的盛世气象影响诗学思想的结果,也是弘治时期审美主义回升的体现。     

欧阳修“平易”风格论辨析

人们习惯以“平易”二字评价欧阳修的创作,尤其是其散文.但这种评价不是当世之公论,而是后世读者特别是朱熹等人阐释的结果.欧阳修诗文创作“平易”之格的形成有多种原因,既有他务实尚简思想的影响,也有他遵从自然之文艺观的作用.此外,欧阳修的“平易”不仅包含文章与道德两部分内容,同时也指向了诗词文诸种文体.     

论李东阳的《拟古乐府》

<正> 《拟古乐府》诗一百首,是明代李东阳在诗歌创作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李东阳在该诗集的前面写有一篇《拟古乐府引》,其末尾署的时间是“弘治甲子正月初三”。可见该诗集写于弘治十六年(1503)以前。这一百首诗在艺术形式上是模仿汉魏乐府的。弘治、正德年间,诗坛上出现了拟古的倾向。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也提倡“古诗必汉魏”“今体必初盛唐”。清初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曾把李梦阳的诗与李东阳的诗加以比较,他认为李梦阳的拟古诗是“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求其所以为空同(李梦阳号空同)     

荀况“法后王”考辨

在先秦诸子中,荀况是第一个提出要“法后王”的。但是荀况的所谓“后王”究竟指的是谁?由于他没有给以明确的回答,所以历来争论很大。司马迁在谈到“法后王”时认为:“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史记·六国年表序》)唐人杨倞根据司马迁的“近己”之说,把“后王”解为“近时之王”(《非相》杨注)或“当今之王”(《不苟》杨注)。此后,虽然有人赞同这种说法,但也有表示异议的。清人刘台拱就认为:“后王谓文、武也,杨注非。”(《荀子     

应给"茶陵派"重新命名

自《四库全书》编成以后 ,茶陵诗派的提法就广泛流传开来 ,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和工具书都把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诗派称为茶陵派。但这一命名有名不副实之嫌 ,不仅不能准确地揭示这一诗派的特征 ,而且容易给人以误导 ,因此应该根据这一诗派的特点 ,给茶陵派重新命名     

历史化的道德和道德化的历史——陈亮、朱熹历史哲学比较

南宋陈亮和朱熹以书信往来互相辩难的著名学术争论,并非仅是“义利王霸之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究其实质,乃是历史本位说与道德本位说的冲突矛盾。本文拟从历史之道与天理之道、历史主体与伦理主体、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等方面对这一论争加以分析与评价。     

王世贞《艺苑卮言》的乐府诗论

王世贞之于乐府诗的批评,主要反映在《艺苑卮言》一书中.此书的“乐府诗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乐府艺术论”、“乐府诗人论”、“具体作品论”,且各具成就与特点.王世贞对李东阳《拟古乐府》所进行的评价,早期与晚年之所以截然不同者,主要是因其内因与外因所导致,使得王世贞晚年不仅“自悔其少壮之误”,而且还“于论西涯乐府”,乃“三致意焉”.     

论古代埃及的奥西里斯崇拜

奥西里斯是古代埃及历史上一位重要的神祇,他被埃及人视为"来世之王"、"永恒之主"。奥西里斯神话的广泛传播、埃及第一中间期社会的动荡、《亡灵书》的盛行、奥西里斯神与王权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奥西里斯神祭司的非政治化,最终导致了奥西里斯崇拜在古埃及的兴盛。奥西里斯崇拜的兴盛,反映了古埃及人来世信仰大众化的过程,这种信仰既促进了古埃及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基督神话的诞生,也影响了古埃及人理性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清华简《系年》“周亡王九年”再议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言周幽王被杀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是为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随后,晋文侯立周平王于京师,立三年乃东徙于成周。按照此段文字之语法关系与语序,"周亡王九年"应理解作攜王被晋文侯杀后,周王朝乃有九年无王,而周平王是在无王九年后方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书纪年》云,在攜王立前平王已以太子身份先立,并被称为"天王"。攜王被立后,出现"周二王并立"局面。可见《系年》实际是不承认攜王在位时平王先已被立为王,而《纪年》则强调平王之太子与"天王"身份。二者所以发生差别的原因,应是缘于各自所本记述此段史实的史官之立场与史观之不同。依照《系年》,周平王被晋文侯拥立时间与史载晋文侯及与晋文侯共同辅佐平王的郑武公等人的生存年代有悖,《系年》所云攜王二十一年被晋文侯所杀,很可能是晋文侯二十一年之误,与一说古本《纪年》自殇叔四年(即周幽王元年)后以晋纪年合。     

诗“贵情思”——明代主流诗学论诗的音乐性

李东阳是明代主流诗学的早期代表。他在《麓堂诗话》中说 :“诗有三义 ,赋止居一 ,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 ,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 ,则易于穷尽 ,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 ,形容摹写 ,反复讽咏 ,以俟人之自得 ,言有尽而意无穷 ,则神爽飞动 ,手舞足蹈而不自觉 ,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这里应该郑重指出 ,“情思”包含了“情感” ,但其含义又非“情感”二字所能取代 ,因为 ,它同时还强调了感觉和音乐效果。“比兴”与“情思”的联系指向对诗人感觉的关注 ,“手舞足蹈而不自觉”与“情思”的联系则表明情感、情绪与音乐…     

清代中晚期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历史发展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朱子学备受尊崇。及至清中晚期,理学内部的道统问题基本解决,程朱陆王之学乃以调和的姿态共同对付来自理学之外的学术冲击成为主流。随着清中晚期乾嘉汉学的兴起与消长、西学的渗透与冲击,理学士人更是会通汉学与宋学,程朱陆王学术融合成为主流。不过,这种“融合”却多从形式上会通,而少有理论内涵上的创新。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重点已不再以是否“正统”为主要内容,而是转变成了纯学术方法论的问题,注重以不同的方法、范式来表达自我,回归朱陆文本元典。同样的,在十九世纪后期以至近现代朱子学时期,虽然程朱陆王论争问题成为学界一再提及的话题,但这时对于程朱陆王学术思想的辨析基本都与方法之变有关,并没有太多关于其学术内涵本质性差异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