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的两种自由

自由问题一直受到普遍关注,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各有特定的含义,伯林的反对者对其的批评,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伯林自由概念也有不足之处。     

伯林的自由概念及其演绎

在《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伯林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价值多元主义。文章沿着伯林的思想轨迹对他的自由思想展开了述评。     

价值多元论的道德困境——解读以赛亚·伯林对马基雅维利的分析

伯林认为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解释基督教道德与历史上伟大人物取得赫赫功业的手段之间的道德冲突问题时,无意中揭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价值多元。由此,伯林认为这一道德困境不是同一道德体系下的困境,而是两套道德体系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伯林阐发了他的价值多元论,并引入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一对概念来解决上述道德困境。但是,通过两套道德体系的理论不足以消解这一道德困境,而且也不足以证成价值多元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提出对解决道德困境的伦理标准的选择于事无补,反而容易陷入相对主义,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被误读的与被误解的：中国语境中的伯林

在中国语境中,伯林的被误读与被误解现象主要有四种。第一,消极自由被误解为不做什么的自由。而实际上,消极自由不是不做什么的自由,而是没有外在的人为障碍状态。第二,积极自由被错误地等同于古代人的自由。然而,伯林的积极自由并不一定就是古代人的自由,而古代人的自由则必定属于积极自由的范畴。第三,多元主义被误读为相对主义。但是,在伯林看来,相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主观性与不可理解性,而多元主义的核心特征却是客观性与可理解性。第四,多元主义被误认为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尽管伯林早年认为多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础,然而,晚年却认为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没有逻辑关联。     

是自由的种类之分还是自由与权利之别--伯林"两种自由"理论再认识

本文对伯林"两种自由"理论的真正涵义、所产生的误读及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进行了探讨,提出"两种自由"并非平行并列的种类之分,而是自由概念的逻辑层次之别;二者不是相互对峙,而是相互统一的源流关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同样具有自由精神,但作为一种"道化"的自由,其根本缺陷不在于缺少某种类型的自由或自由的某一部分,而是难以开出权利之果.     

伯林自由观批判

本文对国内学术界目前流行的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文章以伯林关于自由理论的代表作《两种自由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逐个分析和评论了其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指出:(1)他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截然割裂是站不住脚的,消极自由并不优于积极自由,对积极自由的批评也可运用于消极自由之上;(2)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两种自由哪个更重要,而在于自由为什么变成了不自由,伯林由于无视异化理论而绕开了这一问题;(3)理性与自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伯林出于经验主义的偏见而割裂了这种关系,使自由停留于最低级的形式中。     

伯林自由观批判

本文对国内学术界目前流行的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文章以伯林关于自由理论的代表作<两种自由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逐个分析和评论了其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指出(1)他时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截然割裂是站不住脚的,消极自由并不优于积极自由,对积极自由的批评也可运用于消极自由之上;(2)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两种自由哪个更重要,而在于自由为什么变成了不自由,伯林由于无视异化理论而绕开了这一问题;(3)理性与自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伯林出于经验主义的偏见而割裂了这种关系,使自由停留于最低级的形式中.     

自由的悖论--伯林自由观探析

伯林通过将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揭示了自由的四种悖论,并且通过分析指出导致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一元论的价值和文化论,认为平衡和协调两种自由、采纳多元主义的价值和文化观是解决自由悖论的关键。但是伯林并没有清楚地阐明平衡两种自由的合理策略,他所阐述的多元主义的价值和文化观也是不完善的,至少伯林的自由观需要一个商谈的政治学和伦理学作为补充。     

以赛亚·伯林与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多元主义之比较——兼论以赛亚·伯林的自由主义

以赛亚·伯林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他坚持价值多元主义是对自由主义进行辩护的最好基础。关于价值多元主义,伯林和韦伯都认为它是现代文明固有的本质,但他们却在三个方面产生深刻分歧。通过对伯林与韦伯的价值多元主义进行比较研究,能够发现支持自由主义的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观念的那些特征。     

为伯林自由观辩护——对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的批评

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被认为对许多问题是一种澄清,而邓晓芒对伯林的批判重新混淆了本已澄清的问题。邓晓芒不同意两种自由的割裂,批判为所欲为的消极自由。可是,伯林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非要为不受限制的自由辩护,而是要说明两种自由的混淆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伯林的自由观并无根本问题,问题在于他的多元主义,而邓晓芒在多元主义上的分析更是混乱,本文力图给予澄清。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评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本文认为,消极自由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它应当被视作是积极自由得以实现的手段。消极自由的范围是由积极自由来决定的。伯林的多元主义也并不能作为消极自由的理论基础,因为多元主义包容了非自由的价值观念,而且,积极自由与一元论、极权主义并无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本文的最后结论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并不能割裂开来,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论消极自由理论的发展 ——从本杰明·贡斯当到以赛亚·伯林

本杰明·贡斯当关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划分，是以赛亚·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划分的直接理论渊源，并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初步的阐释。     

为伯林自由观辩护--对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的批评

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被认为对许多问题是一种澄清,而邓晓芒对伯林的批判重新混淆了本已澄清的问题.邓晓芒不同意两种自由的割裂,批判为所欲为的消极自由.可是,伯林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非要为不受限制的自由辩护,而是要说明两种自由的混淆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伯林的自由观并无根本问题,问题在于他的多元主义,而邓晓芒在多元主义上的分析更是混乱,本文力图给予澄清.     

不成功的辩护——对周枫《为伯林自由观辩护》的回应

本文作者曾于2005年在《社会科学论坛》第10期(上)发表《伯林自由观批判》一文。学者周枫以《为伯林自由观辩护》为文,在该刊2006年第5期(上)对本文作者上文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本文即是作者对周枫的批评的回应。作者指出了周枫在一系列问题上对自己对伯林的误解、误读,从而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在批判伯林自由观过程中所提出的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自由的异化、自由与理性的关系、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等问题的观点。     

不成功的辩护——对周枫《为伯林自由观辩护》的回应

本文作者曾于2005年在<社会科学论坛>第10期(上)发表<伯林自由观批判>一文.学者周枫以<为伯林自由观辩护>为文,在该刊2006年第5期(上)对本文作者上文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本文即是作者对周枫的批评的回应.作者指出了周枫在一系列问题上对自己对伯林的误解、误读,从而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在批判伯林自由观过程中所提出的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自由的异化、自由与理性的关系、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等问题的观点.     

论消极自由理论的发展--从本杰明·贡斯当到以赛亚·伯林

本杰明·贡斯当关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划分,是以赛亚·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划分的直接理论渊源,并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初步的阐释.     

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

本文概述了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并在此基础上从自由主义演化的角度,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分野——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及其两个基本概念“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作了比较充分的挖掘和探讨,从自由主义的实践意义到其学理特征,得出全文的基本观点:消极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积极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终级目标,消极自由主义以个人自由权利为基本价值取向,积极自由主义则以消极自由主义的普适性的核心价值观为前提,谨慎地、理性地、渐进地追求积极自由。     

从积极自由到消极自由——张佛泉自由观念之转变

张佛泉的自由观念经历了一个从积极自由观到消极自由观的转变.1930年代,身处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中,张佛泉批评古典自由主义所持的消极自由观即个人自由是“免于他人干涉的领域”,会加深个人与国家之间的鸿沟,因而他援引新自由主义的积极自由观,力图调和二者的关系.但他很快就注意到积极自由观可能导致的“以自由之名行奴役之实”的危险,转而主张消极自由观,并与新儒家发生了激烈论争.     

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双向博弈——试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思想史考察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争论贯穿于自由主义的始终。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其理论侧重点各有不同,而这一讨论折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就是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边界问题,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角度解读两者的双向博弈局面。     

4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的自由观

本文从自由的价值、自由的限制、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自由与平等的关系等角度 ,对 2 0世纪 4 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的自由观予以梳理廓清 ,为我们完整理解中国自由主义及其中间道路的社会理想提供某种哲学意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