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雅集文人群体文学观念的重新定位

玉山雅集诗酒唱和活动构成了元末文人绵延十余年的诗学盛举,根据玉山主人盛情邀请众多台阁著名文人为其题写匾额,参与雅集唱和与题写诗集序言的举措,可以看出其具有借重台阁文人以提高雅集声誉的动机。而玉山雅集的唱和主体乃是汇集于此的元末各地之隐逸文人,无论是他们雅集的目的还是诗歌创作的思想情感倾向,均以追求愉悦快适为主要内涵。由此玉山雅集文学观念的基本特征乃是台阁文人与隐逸文人两种不同群体诗学思想的巧妙组合,显示了以儒家雅正诗学理论为口号,而实则以求乐自适为内涵的独特架构。     

顾瑛的多面人格和多变诗风

顾瑛是元末诗坛的风云人物。他的家庭和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多面人格,这种多面人格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让他在不同人生境遇和环境中、或是与不同人交往唱和时表现出不同的人格与诗风。顾瑛所主持的玉山雅集吸引了众多的元末文人,他们纷纷来到玉山,与顾瑛诗酒唱和。顾瑛和他的玉山雅集只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主导性价值观弱化、文人观念趋向多元化、人格追求走向多样化的结果,是明清两代对文人思想桎梏重新加强之后只能追慕而不能复制的奇迹。     

元代玉山雅集诗序探微

以顾瑛为核心的玉山草堂雅集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人雅集，学界虽不乏相关研究成果，但对相关诗序文献均未给予重视。文中从诗序这一独特视角对顾瑛玉山雅集进行观照，以拓展、加深对其认知：以诗序为据，梳理历次玉山雅集活动系年、场所、人员及主要活动内容；玉山雅集诸方面超越前代，分韵赋诗是玉山雅集文学活动的核心形制；玉山雅集诗序是折射元末文人心态及时代变化的一面镜子。     

从顾瑛及其玉山雅集看元顺帝时期士风的转变

伴随着红巾军起义的时代巨变,元顺帝时期的士风经历了一个从复雅到变雅的转变历程。东南文士领袖顾瑛所主持的玉山雅集,在此过程中引领潮流,持续了28年,吸纳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名士,以其高雅的品质和清雅的格调而著称于世于史,形成了元后期至元末文士普遍崇尚风雅的文学文化现象,并为明清文人钦慕和效仿。以顾瑛及其玉山雅集为标本,可以深刻地洞察到元顺帝时期士风从复雅到变雅的转变历程,并能清晰地观照到中国的雅文化在历史特定阶段的发展形态。     

论元末文人“崇陶”与“学陶”

陶渊明是元末文人共同尊奉的精神偶像,元末文人不仅从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和崇高人格中培养起文人自我的独立价值,也寻找到了他们心灵与出处、行迹的精神支撑,并且在学习陶诗的过程中汲取丰富的诗学养料。而这种诗学取法也因他们对陶渊明的不同解读有不同的角度,他们学习陶诗首先主张从其人品出发,经过对其情性、人品的学习进而认识陶诗的内理;当然,他们也在陶诗中品味到对自然、宇宙的适意,以平淡之笔陶写一己之心灵与情绪。而两种不同的解读与取法实则培养了属于元末文人自我的诗歌风格。     

元末江南文人避世风尚论略

元末天下板荡,逃避世事于文人中已然成风。不同文人基于自身的条件,选择的具体避世之法不同。概括起来,元末文人藉以逃避世事的生活方式有五种:书画避世、逃禅学道避世、隐于学校、文人雅集以寻求慰藉,以及遁居以自适。元末文士企图以不同的方式忘怀世事,是封建社会后期人们越来越看重个体心性自由潮流的一种反映。     

再论金谷雅集

西晋石崇等人组织的金谷雅集可以说是文学史上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文人自发组织的雅集活动。在这样的集会中,文人名士无拘无束地游玩、饮酒、赋诗,并将集会所创作的作品编集,是文学史上一次较早的、可信的有结集产生的文人文学活动。同时,它还为后世的雅集活动提供了一个模式。由于研究资料的缺乏,学界对这一重要雅集活动的研究稍嫌不足,本文再次尝试考察金谷雅集的面貌及意义。     

元末释道诗人与释道诗初探

元末隐于寺院道观善诗的释子黄冠颇多,除了抒写隐居情怀以外,由于其特殊的社会氛围,释道诗人与释道诗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从元末释道诗人与世俗文人的交游唱和中可以发现,元末释道诗人明显地呈现出世俗、颓废甚至放荡的一面,这正是元末文学发生胚变的一种征象。此外,考察元末诗僧和道教诗人的经历和交游,还可以发现,本来水火不容的僧人和道士,却因为文学因缘而时有交谊,甚至师徒相授。其原因在于,对乱世之下为逃名而隐于寺院道观的僧道来说,物质利益对他们并不那么重要,相反,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这些逃禅学道以避世的文人因此而达成了在宗教信仰上求同存异的默契。     

"不负科名":元末文人余阙述略——兼论元代少数民族文人群体出现的土壤

元末农民战争时期,为元王朝"死节"、"殉难"的进士达42人之多,死于安庆之难的余阙尤被推为这一类"不负科名"之士的代表.作为一位死节之士,余阙的出现,是儒家入世思想深刻影响元末士人的有力见证;作为一位色目文人,余阙的出现,又是元代少数民族文人群体彪炳于文坛的一个缩影.余阙、泰不华、萨都剌、丁鹤年等少数民族文人的出现,与元代民族融合进程有着密切关系.     

关于“词曲递变”研究的几个问题

"词曲递变",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涵义,文体之变,是研究的基础命题。宋金时期,一些文人词基于采风而发生某种"曲化"迹象。元代"北曲"取代词体成为文人歌辞体的主流,文人在以文学为本位的"乐府"观念中,继承律词、律诗的形式规范建构了以散曲小令为典型的北曲"曲体",在"俚歌"意识中保留了套数的民间歌曲形态,形成了北曲文体形态上的"雅"、"俗"两系。     

西域胡戎乐在北魏的传播与被接受

北魏之前,西域胡乐已在内地流传。凉州作为胡乐东渐的第一站,对促进汉魏雅乐与胡乐的交融,起到了重要作用。北魏初期,宫廷音乐本用胡乐。立国既久,汉化渐深,统治者遂大力推崇雅乐,垂心雅古,务正音声,但北魏雅乐终不免戎华兼采、不辨雅郑,杂入了大量西域胡戎乐。这一有悖"礼乐治国"之状况,却推动了中古音乐从"教化民众"向"娱悦性灵"理念的回归;北魏文学更是吸收西域胡戎乐曲辞之悲凉意蕴,经艺术提升,变悲凉为壮美,文人乐府诗因此出现了瑰丽壮美的风貌。西域胡戎乐曲辞的自由体式,亦为文人诗歌吸收,促进了文人歌行体诗进一步走向成熟。     

晚明的“雅物”: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阐释

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大众逐渐开始致力于"雅物"的收藏,"雅意"的留存,乃至"高雅"生活方式的培养。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雅物"的收藏。"雅"作为当时最高审美原则成为文人阶层自我标榜的工具,"雅物"亦成为新贵阶级将经济优势转化为社会地位而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对象,社会上甚至出现附庸风雅的消费竞赛。如果把"雅物"置于结构主义理论视域之下,将"雅"作为一个携带独立意义、能够被感知的符号,分析晚明备受推崇的"物",可以进一步探索晚明"物""雅"和时代背景、社会风潮、大众心理之间的深层关系。     

试论昆曲之"雅"

昆曲作为人类历史上最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在其萌发的开始就同"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经过文人曲师革新后的昆曲更具"雅"韵而受到官僚贵族的赏识和追捧,这促成昆曲走向两百年的兴盛和繁荣.而昆曲在后来的"花雅"之争中败下阵来走向式微乃至衰落也是因为一个"难"字,真可谓是"成也萧和、败也萧和".     

柳词与民间词的区别及影响

学术界在批评柳词与民间词时,都以"俗"字来概括。这一概括是不确切的。柳词与民间词在铺叙手法、写景状物、警策语创作上有所区别。雅与俗的评判是相对的,柳词相对于民间俗词,属于雅词的范畴。柳词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市民阶层提高了对文人词的认同度,促使文人的小部分词作开始符合市民审美观,也很可能使部分民间词的风格趋同于文人词。柳词的广泛传播,打破了词原有的传播秩序,柳词成为了连接市民俗文化圈与士大夫雅文化圈的一座桥梁,为两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鸿都门赋考论

解读东汉鸿都门赋这一历史个案,还原并诠释我国古人对俗赋最早的感性认知,是相当有意义的。与此相同的认知,也显现于俗赋选集中。而今,此认知将有助于区畛雅赋与俗赋。鸿都门赋,所来有渐。先秦以来,不仅文士们往往多有俗赋之作,出现了以荀况、宋玉、刘安、枚皋、王褒、扬雄、曹植、傅玄父子以及束皙等为代表的众多文人俗赋作家或作家群,而且,还至少出现了五次民间俗赋的潮涌。官民判定雅俗的基准彼此歧异,故蔡邕与鸿都门赋的冲突,实则是在朝文人俗赋与民间俗赋的对峙。现今戏曲中,丑角"以声节之"的口诵俗赋,应是古人"不歌而诵谓之赋"的嫡传。文人俗赋自有其经典之作,其沾溉所及,不可低估。     

雅与俗的二度转变——论唐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演变

历来学者研究竹枝词的颇多,但对有唐一代文人竹枝词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却鲜有人论及。唐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从“俗”到“雅”,再从“雅”到“俗”的的二度转变。在两次转变过程中,“雅”与“俗”的具体内涵是各不相同的,刘禹锡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北宋茶诗与文士雅趣简论

饮茶作为一种雅趣之事,受到北宋文士的推崇。他们认为,只有雅士才能懂得品茗,品味茶的芬芳,体味茶的三昧。茶诗作为茶文化的有机组成,也呈现出"雅"的品格,是透视文人心态的一面镜子,文士的雅趣透过对饮茶的技雅、境雅、人雅的追求表现出来。     

从宋濂、刘基的早期诗文看其由元入明前后的心态

贯穿宋濂、刘基二人前半生的,是为实行自我价值的摸索追求。不管是宋濂的待时而动还是刘基的动而后知进退,都是在这一心理需求的作用下进行的。也正是这种心理需求,导致他们完成了从文人到文臣、政治家的根本性转变。在人生选择方面,他们共同代表了一部分元末明初汉族文人在新时代变革面前的不同趋向,心理上也展示了元末文人群体大裂变的不同后果。     

明代中后期"山人"文化与书画治生

在明中后期日渐浓厚的商业环境中,书画因具有特殊的雅文化意义,在文人的引导下成为新富商人追逐的流行消费品,商人对书画作品的购藏活动亦使得书画的商品属性显现出来.失意文人开始寻找仕途之外的有效谋生手段,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山人"文化.当书画技艺成为扬名与取利的治生手段后,"山人"的行为与心态皆发生改变.明代中后期"山人"的书画治生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景观,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商业环境对文人阶层生存理念和思想观念的冲击.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