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物在叙事学研究中的功能性意义

传统的人物观注重人物的心理性特征,注重叙述为人物服务,随着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等文论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人物作为叙述的参与者是如何为叙事服务的,关注到人物的功能性作用,中外文论家对此都有相关论述。功能性人物观的提出,突破了传统人物观的局限,也有着叙事学上的意义。它有助于更深刻地发掘作品的深层主旨。     

微型小说人物论

针对国内对微型小说人物作用的争议 ,本文提出两种状态并存的观点 ;同时 ,就微型小说人物塑造的原则 ,提出“单质性”和“特征性”的观念 ;对微型小说的人物塑造 ,指出独特的创作手法     

论镜子式人物胡屠户的叙事功能

胡屠户是一个“镜子式”的人物。这面“镜子”承担了麻烦制造者、奚落训斥者、不离不弃者、见证者(看客)、寄生者、前倨后恭者的诸多功能,从而在叙事上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生动与复杂。     

关于建构诗歌叙事学的设想

期以来,叙事理论一直忽略了诗歌叙事这一重要领域.有鉴于此,文章中提出了关于研究叙事与诗歌形式之间互动关系的构想,并以讨论迪普莱西的"段位性"术语为出发点,通过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16章4种英译的个案分析,重点探讨了叙事序列与诗歌文本的相互关系,以及叙事性与段位性之间的相互强化、相互对位、相互抵消的方式.     

普罗普功能理论对叙事学人物研究的启发意义

俄国理论家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提出的核心理论--功能理论,不仅对结构主义叙事学有着直接的影响,也同样对今天的叙事学人物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本文通过对普罗普功能理论的剖析,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该理论对人物研究的启发意义:一、人物和行动的研究;二、人物和结构的研究;三、人物和身份的研究.     

红楼叙事论的体系性创构与中国叙事学的经典实践——评李庆信著《红楼梦叙事论稿》

当下不断涌现的"红学"佳作,很多是借助西方各类文化样式和理论方法来阐释《红楼梦》,呈现出与传统"红学"迥异的风格和景象。李庆信《红楼梦叙事论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2月。以下简称"李著")就是这些佳作中的重要代表。李著以《红楼梦》叙     

幻化虚构的艺术力量——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文学的“虚拟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联作家,在社会性强、哲理倾向突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明显地融入非现实的虚拟性艺术,以神话、民间传说、幻想、梦幻、科幻等艺术形式构思作品情节、塑造人物,打破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在形式上的一致性,构成具有虚幻特征的艺术情境,表现人类社会现实生活,揭示理性的思想观念。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文学的幻化虚构艺术既与以变形、怪诞为表征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不同,也与西方文坛非虚构文学思潮不同。艾特玛托夫等苏联作家运用的主要是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他们对虚拟性艺术的运用是为了强化现实思想的表达。苏联文学虚拟性与现实性的完美融合,丰富了当今世界文学艺术的方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成功的借鉴经验。同时,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文学的虚拟性艺术,改变了以往苏联文学艺术创作手法比较单一的现象,使苏联文学朝着多元化艺术创作方向发展,这在俄苏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创新开拓意义。     

叙事伦理:叙事学的道德思考

在文化冲突攀升、恐怖主义肆虐的今天,探讨中西小说的叙事伦理问题,不仅仅是小说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更应该引起整个叙事学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本文从叙事学的中国道路视角出发,把叙事与道德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分析了存在“道德安全”问题的“意识形态眼光”叙事的原因:一是小说叙事中的“污名化叙事”,二是“反伦理”角色代言叙事。为此,本论文探讨了中西小说的叙事原则并上升到伦理的高度:即叙事者(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在叙事时必须遵循的“道德底线”和最高伦理原则。     

论王安忆的虚构本质论小说观

在小说创作的真实性和虚构性问题上,王安忆认为,小说在本质上是虚构,但虚构应该以现实世界和自我经验为基础,还应具有艺术分寸感和逻辑推动力,即虚构的叙事要有现实根据,情节的发展要合乎逻辑关系。     

《高老庄》的三色叙事及其人物命运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老庄》,以黑、红、白作为叙事色线、色块与色带,勾画出世纪之交中国内陆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整体形貌与色彩。黑代表以蔡老黑为核心的本土底层民间势力,红代表以苏红为枢纽的基层政权与外来的官商势力,白代表蕴藏并弥漫于本土的自然与文化的神秘力量。黑叙事与红叙事的抗衡冲突是小说时空铺展的主色调,白叙事或游移于黑、红的色块之间,或分化为两条白线,分别交织进黑与红之中,在叙事结构的谋篇布局上形成连接、绾合与推动。三色力量在高老庄的纠缠与角力,尤其是各色主角亦正亦邪、亦善亦恶、亦悲亦喜的复杂命运,为《高老庄》直击社会巨变时期底层民众生存原态的平实书写,涂抹了一层厚重而斑驳的文化色彩。     

金圣叹的次要人物论

明清之际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西厢记》时,提出了次要人物的概念,及与主要人物的关系,论述了人物艺术作用,探讨了塑造次要人物的基本方法等,这对建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小说理论、小说美学是很有益的。     

论纪录片人物的形象建构

一切文艺都关乎“人”,纪录片需要塑造相对独立完整的人物形象体系和个性形态,以真实可感的具象去唤起受众的审美感应和情感体验,产生荡人心魄的艺术效果.在一定价值体系支配下的人的外显的行为方式和存在方式总是和内隐的心理结构相适应.论文就被拍摄者的“表演”、拍摄者的体验和心理物象化的具体手法等方面展开,探索纪录片人物形象构建的方法,寻找纪录片从单纯物质复现向更深入及更本质的艺术表现升华的可能.     

追忆·等待·寻找:“缺席的在场”人物模式与功能

在时间和时空艺术世界中存在着"缺席的在场"人物,这样的人物往往隐藏在故事背后,不是"具体而形象"的,读者和观众必须通过在场人物的言说和作品背景才能感知其在场。"缺席的在场"人物通常是经过在场人物的追忆、等待、寻找,才能存留于艺术世界中。由于这些人物存在的模式不同,使得他们在具有类似的功能中又存在着差异。     

简论唐湘岳人物通讯叙事倾向的“流露”

叙事倾向是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处理新闻的客观性和倾向性的关系是新闻叙事的重要方面,也是报道事实引导舆论的重要方法.唐湘岳的人物通讯将其叙事倾向从选择事实、设置框架、运用语言等方面“流露”出来,既真实地再现了事实,又艺术地体现了传播目的.     

论张爱玲小说人物的真实性

张爱玲的小说人物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因为她的写作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生活中没有彻底的人物,所以她的小说中也不会编造出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纸人”。她之所以特别重视小说人物的真实性,是由于她看重读者的想法和阅读兴趣。她运用了多种写作手法以提高人物的真实性。     

叙事学视野中的普利策新闻奖特稿翻译研究--以《策普的最后一站》为例

普利策新闻奖特稿作为一种反映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因具有文学性而可以采用叙事学的阐释框架进行分析.运用“整体细读”的方法,分析原文与译文文化意义的传递与流失,从叙事风格的传译、修辞效果的传译、文化意义的传译、信息的隐显处理、固定搭配的传译五个角度对翻译的得失进行探讨,以期对新闻特稿翻译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史传“行动>性格”的人物生成方式及性格特征

史传叙事呈现出行动>性格的特征。行动是事件的核心,这也就意味着事件>人物。史传中的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在行动中附带产生了性格。这是因为史传编撰的根本目的是彰善瘅恶,而能反映出人物善恶的只有行动。这导致了它的人物性格以单一型、向心型为主,性格结构缺少变化性和对立性,并呈现出善恶二元化的倾向。史传人物的这一特征还与史传叙事不能透视人物内心世界、属于事后叙述、合传类传的编撰体例等因素有关,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文学史: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

国外有不少文学史家,都曾对文学史写作提出了质疑,即他们对通常所认为的文学史能够解释文学审美特点的看法持怀疑态度;国内也有学者对文学史写作的合理性、可能性提出类似的疑问。毋庸置疑,上述思考对人们怎样认识、阐释文学史具有启发意义;然而,他们在思考、讨论中似乎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的文学史写作,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具有真实性和时代性,但与此同时却不能走出主观虚构性的叙事文本。本文所论述的核心内容是文学史写作中的"虚构性"问题,并认为"虚构性"主要是从文学史写作的性质和作家、作品以及文学事件入史的遴选标准等方面凸现出来的。本文运用叙事学中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美国文学史写作中的某些倾向、特点为例,论证了文学史是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     

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意义

汪曾祺的小说以恬淡的笔调,叙述故乡和西南联大的平凡人物故事,通过世俗化叙事,展现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隐含着对小人物生活意义和人性价值的肯定;通过乡土叙事,描绘了故乡优美的山水画卷和古朴的风土人情,蕴藏着作者传承的我国自古以来的文人心态与精神意念;通过文化叙事,叙述那些普普通通人物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透射出来中国儒家文化的和谐与韧性特质,反映出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充分展现出汪曾祺小说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韵味。     

论海登·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对新历史主义小说批评的意义

海登·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对评析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真实性问题有多方面的启示,包括历史话语自身的虚构性,历史真实性包含的主观因素和不稳定性,以及历史真实性与文学再现模式和意义揭示相关等.借助怀特的理论,本文认为,新历史主义小说在精神实质上质疑传统历史的真实性和颠覆传统的历史观,其历史真实性很薄弱,在文学真实性方面则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