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观念演变

域外游记文学中所建构起来的异国形象,往往隐含着对自身的认识与评价,并由此成为一种奇特的象征。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以及地理状况的改善,晚清域外游记的数量遽然增多,其基本功能也从增广天下见闻、备述异国风情,渐渐过渡到察考政俗制度、推动社会进步。这些域外游记里所蕴涵的观念形态,正昭示了国民思想启蒙的演变路径,使作品本身成为观照晚清历史的特殊镜像。     

晚清域外游记与现代报告文学的兴起

近代公共传媒中的晚清域外游记,在传播方式以及书写特质等方面均与现代报告文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为其一,晚清域外游记不仅登载于现代报刊杂志上,而且侧重于以纪实方式描述社会、传播信息;其二,晚清域外游记多指摘时事、传达意见,富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其三,登载于报刊的晚清域外游记,在行文方式上多采取比拟夸张、情感渲染等文学性手法,以达到煽动读者情绪、传播新知的目的;上述特质与现代报告文学的三个特点(新闻性、纪实性、文学性)可谓一脉相承。     

传统魅影下的政治镜像: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议院书写

议院作为西方政体的一个直观的政治场域,不仅是晚清域外游者必去的场所,也是被反复形之于笔墨的政治符码。对于议院的描述、讨论,鉴于晚清游者的认知图式与固有立场,他们对议院的渴慕与接纳来自于对传统民本思想的重申、对三代之治的回首,从而完成了新一轮的传统致敬;而从现实策略而言,议院作为近代西方诸国的立国之本、强盛之源,俨然成为晚清士人力图复兴王朝、修正皇权的救国大法,晚清游者对于议院及其背后民主制度的认知被精心编织于有关君权巩固、王朝复兴的国族叙事中,成为一个杂糅了现实政治诉求的想象体。     

晚清的词与物：晚清域外游记中的命名嬗变考察

晚清域外游记出现诸多对西方现代事物的“命名”,从“无名”的谜面式描述,到“有名”的词语指称,从颇具模糊性、想象性的自造词命名到客观精确的词语命名,命名活动既是一种词语运动,意味着明确指向现代事物的、多音节的现代汉语词汇纷纷登场,也是一种精神衍变,表征了命名者精神结构,以及社会总体意识的变迁。     

晚清域外游记城市公共空间书写的现代性意义

作为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公共空间体现出城市的重要特色。鸦片战争后,踏出国门的晚清国人拥有了更多体验域外现代城市的可能性,他们在域外城市中观察到大量具有开放、共享性质的公共空间,感受到这些场所为民众的公共生活、娱乐提供了选择的多样性。晚清域外游记书写的域外城市公共空间体验成为助推晚清国人获得现代性体验的重要途径之一。晚清域外游记在带给游历者愉悦身心体验的背后,凸显的是比较中西差距后产生的危机感,这让他们对何为现代文明有了直观清晰的认知,也促使他们对中国的现状进行反思。游历者把自己的文化欲望投射到域外城市空间的建构上,既是通过他者来言说自我,又为通向外界打开视窗。他们的域外游历被打上了深深的现代性体验印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意识起步阶段的真实状况。     

文化符号与想象空间: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

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游览场所,它作为一个承载了多重文化意味的想象空间,成为一个具有包孕性的文化符号,一个构建中国他者与西方自我的重要文化场域,它不仅形塑了强大的西方文明形象,也形塑了西方视野下的东方形象。西方博物馆以集中、有序列的文明展览打破了晚清人凝滞的西方想象,并于潜移默化中带来了一个让晚清人自惭形秽、意欲思变的现实世界。     

晚清域外游记表述方式的转变与士人主体意识的演进

1866年至1911年之间的晚清域外游记书写,作为表述的集合体,于不同时段,相应发生了有迹可循的形态嬗变,即从自我跟踪式的逐日记录过渡到主体凸显的章节议论,并发展为居高临下的宣教式书写。表述方式的变化背后相应勾连了书写者主体意识的演进,即从自我规训走向自我意识的凸显、启蒙主体的生成,传达出晚清士人面对近代化潮流的复杂心态及其启蒙思想的形成。     

晚清民国词作的域外描写及其意义

晚清民国词作中的域外描写以海外风光为主,兼及历史名胜、风俗人情、新鲜器物、科学知识等。在艺术上,词人们善于运用中国古典文化来解读西方自然人文景观,并经常借域外景物发故国之忧思。此外,这类词还呈现出中英文杂糅与游记式的特点。这些域外词作扩大了词的表现内容,开拓了词的新境界,也体现了词人们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坚守以及外来文化与词人之间既互相影响又彼此"独立"的矛盾关系。     

晚清粤人出洋游记中的异域书写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

中国的近代化之路迂曲波折。晚清处于东西方接触前沿的广东知识分子离开故国出走西洋或东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出洋粤人经历了从现代文明的观察者到自身文化传统的反思者的角色转换,也历经了对现代文明由怀疑抗拒到主动接受学习的心理嬗变过程。晚清粤人的出洋游记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处于转型期的广东知识分子在书写中还带有浓厚的儒家传统意识,但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他们对于儒家传统表现出的是极大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广东知识分子的出洋游记以及他们在书写中对于传统与现代的思考,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开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晚清科学出版的流变与走向

晚清科学出版由教会播种,兴于洋务运动,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纲领和学科顺序也随着出版主体的变化而发生了从 应用科学到理论科学再到社会科学的演变。到晚清后期,西学的外延逐步超迈了科学,而出版也成为一个从单纯翻译书籍到 编、印、发并重的系统,突破了早期以编译等于出版的认识。上海处于中国沿江、沿海的"弓箭"交叉点上,一举成为晚清科学出 版的中心,并形成了晚清时期以上海为中心向内地传播科学的特点。另外,西学出版的上游渠道逐渐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大大 提高了引进出版效率,现代出版功能也随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晚清科学小说中的“末日”书写

晚清时期形式和数量繁多的科学小说的出现,是特定历史阶段科学救国、开启民智的直接体现。身处时代变革临界点的作家不自觉的用历史和传统意识为参照物,科学的极致必然导致旧世界的消亡,令身处传统语境中的知识分子难免有悲凉之叹;而风行于19世纪末的"世纪病"所带来的对未来的虚妄感,渐染于中国文人笔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恐慌也使得"格致"充满了犹疑和困惑。这使得"末日"书写成为"科学救国""小说救国"中的别样风景。     

末世情绪与晚清的文学书写

末世情绪是晚清文人面对西潮涌入、传统文化失落的集体性情感反应,他们或激愤或消沉或失检放纵的行为方式莫不是末路意识的折射,末世感深刻影响了晚清文人的文化心态,并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晚清文学的面貌。     

晚清"美术"概念的早期输入

早在1880年,"美术"两字便见于东游日记.而西游官绅则采用其他词语介绍异域所见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国内的报刊论著则使用"雅艺"、"上艺"、"美艺"等词加以表述.甲午战后,随着日译名词大量输入中国,"美术"渐为人所熟知,逐步取代"雅艺"等词.     

域外小说译介与晚清小说期刊的"短篇小说"

域外小说译介同晚清小说期刊的"短篇小说"之间的细节关联究竟如何;后者的出现是否是受了西方短篇小说的影响,其性质如何,到什么程度;这种状况又是怎样造成的。弄清这些问题,对于认识晚清中国小说的发展和中外文学关系都有个案的典型意义。     

海外行旅与文学变革——晚清文学变革的游记视角

晚清域外游记作为兼具文学文本和历史文献双重性质的宝贵资料,为还原百年以前中国借径西方、自强救国的艰难历程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海外行旅与文学变革这一命题提供了诸多第一手材料.分析这些文本,可以更清晰地把握中国文学从传说向现代转型的轨迹,梳理海外行旅与新文体、海外纪游诗、小说救国神话以及戏曲改良等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嬗变线索.     

晚清启蒙思想的传播困境与小说的兴起

随着晚清报刊在中国的兴起以及中外政治文化交流的日渐加深,从传播角度分析、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成为维新派政治改革思想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这一思想直接支配之下,小说由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小道一跃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被晚清各派视为思想观念的最佳传播工具而在政治、历史、道德等方面被赋予了种种现代性内涵,但晚清却因此成为中国小说史上最缺乏艺术性的时期之一,粗制滥造、缺乏艺术感染力是这一时期小说的共同缺点,并没能成为解决晚清启蒙思想传播困境的有效工具。     

晚清西方近代农业科技在基层的推广活动

甲午战败后,中国兴起新的重农思潮。晚清传入的西方近代化农业技术,在各界有识之士的努力下,通过基层农业教育部门、农业试验场,以讲座、发送良种等方式传授给农民。虽然这种推广与传播活动才刚刚开始,影响范围与效果还很有限,但是,这是新型农业技术在中国基层推广的有益尝试,起了开风气的作用,并为后世的进一步普及推广积累了宝贵经验。     

《浙江潮》与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晚清,由于中国救亡图强的现实需要,各种政治文化思潮风起云涌,其中民族主义思潮十分突出,浙江留日学生创办的《浙江湖》杂志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他们详细论述民族主义思想、积极重塑国民重铸国魂、大力提倡尚武精神,为民主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外资与晚清工业化

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强烈刺激之下,清廷中央和地方的有识之士,自上而下地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试图通过向西方学习,增强国力,以达到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在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先后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创办了一批军用、民用企业,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工业化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