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

本文认为中产阶层不等于中等收入群体,应该从收入、职业和教育多个维度分析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与结构。本文分析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2010年、2013年的数据,发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已经较大,但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的比例仍然较小。中产阶层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和东部地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结构差异越来越大,第一产业中的中产阶层发展也遇到了较大阻碍。本文认为,要壮大中产阶层,应该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推动产业、职业结构调整,普及教育,推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中产阶层的发展,扶持农民工依靠技能提升、自主经营进入中产阶层。     

北京市乡镇企业出口的规模、分布与结构

本文通过一组数据对北京市乡镇企业出口的总体规模、行业与地域分布、以及产品与市场结构进行了说明与重点分析[1] 。在总额快速增长的同时 ,京郊乡镇企业出口表现出一些结构性问题 ,反映在企业规模小、产品档次低、区域发展不平衡 ,以及出口市场相对集中等方面。今后应积极鼓励乡镇企业提升出口产品的资本、技术含量 ,改善出口商品结构 ,同时鼓励企业的适度集中 ,通过形成产业群集实现集约化发展 ,完成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的任务。     

社会结构与儒家理想:瞿同祖法律与社会研究中的断裂

瞿同祖的早期与晚期著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在早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二书中,社会结构与儒家理想通过法律严密地搭合在一起,但是这一严密的结构在晚期著作《清代地方政府》之中被极大地颠覆了。本文通过考察以亨利·梅因为代表的西学对于瞿同祖思想的影响,指出瞿同祖对于法律的考察有着“去自然法化”的特征,即忽略法律的道德内涵,并且以研究协变为历史考察之要点。在《汉代社会结构》一书中,瞿同祖试图将这套机制分析与儒家理想“亲亲”与“尊尊”相结合以解释社会结构的维持和变化,却发现这一机制导致了结构的极端不稳定。这极有可能导致了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中忽略儒家经义而赋予社会条件本身以高于一切的重要性。     

论建立最低工资制度与实现阶层结构合理化

最低工资制度作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的一种手段,它是劳动者工资设置的一个"制度底线".科学的最低工资制度有利于缩小低收入阶层,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从而实现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化.要制定实现阶层结构合理化的最低工资制度方案,就必须讨论以下三个政策问题:一是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科学测算;二是关于最低工资制度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三是关于最低工资制度的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