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项目财务评价绿色指标体系的研究

通过分析传统财务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建立财务评价绿色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和思路,并以绿色财务内部收益率、绿色财务净现值以及绿色动态投资回收期等几个主要指标为例,讨论了项目财务评价绿色指标体系的构建,该指标体系不仅考虑了项目的财务效益和费用,还将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外部成本作为企业的一项潜在费用考虑在内。同时,对指标计算过程中如何确定环境污染治理费用和污染治理过程中新创造的收益,以及财务评价绿色指标体系在实际应用中的优势进行了论述。     

中国城市污染企业搬迁政策比较分析

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工业污染日益严重,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逐步提高,城市污染企业搬迁工作迫在眉睫。在城市污染企业的搬迁实施过程中,政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比较了全国范围内多个省市的现行污染企业搬迁政策,权衡优劣利弊,有利于研究和完善污染企业搬迁的政策体系。     

对重污染企业退出的财税补偿范围的思考

为了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必须逐步分期淘汰重污染企业。但是,当前重污染企业退出必然会面临影响当地就业,造成地方经济压力以及企业投资者不配合等障碍。因此,应该对原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和附着物以及搬迁时发生的有关费用和损失进行补偿,对退出企业职工安置、退出企业固定资产损失、利润损失以及当地财政税收损失进行补偿,以保证重污染企业顺利退出。     

电网建设与电网企业效益关系的研究——以我国X电网公司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能源电力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电网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风险.本文以X电网企业为例,通过划分不同驱动电网建设的因素,在分析X电网企业的基本发展现状的基础之上,对影响电网企业效益的成本、费用进行细分,评价了其对电网企业效益,并且按电网建设对其驱动强弱进行分类,最后本文提出了增加电网企业效益的建议.     

对工业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认识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评价考核,已有完善的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基本适应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业企业为追求企业内部的经济效益,不惜以损害环境为代价,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忽视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本文认为,评价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时,应考虑环境费用。     

科技三项费用投资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与综合评价方法研究

文章根据近年来科技三项费用的特征和变化趋势，结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政策、科技政策，运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提出了科技三项费用投资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与综合评价方法，在规范科技三项费用管理、提高其使用效益、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方面做了初步探讨     

社区新闻

浙江省杭州市居民通过“圆桌会议”对话污染企业7月26日,杭州市红石板社区召开一次“圆桌会议”,社区居民和杭州新华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市环保部门三方就企业的环境污染和搬迁问题进行了心平气和的对话。通过这次对话,长期受环境干扰的居民表达了要求企业搬迁的愿望,新华纸业方     

基于TOPSIS的供电企业营销专项费用投入效益研究

本文基于对供电企业营销专项费用的理论研究,并通过TOPSIS法对一个供电企业的实证研究,分析供电企业营销专项费用投入效益,并探求供电企业营销费用投入的合理方式,有利于供电企业的营销费用投入成本的降低以及决策的优化。     

中国企业并购中的交易费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企业规模也需不断扩大,因此产生了企业并购。企业并购是企业产权的交易行为,而对于一项交易来说,其交易费用的高低和其确定性影响决定了交易的效益,因此企业并购的交易费用必然影响并购的效益。从交易费用角度讨论了中国企业并购,并提出了降低交易费用的相应措施。     

企业效益"绿色”评价指标探讨

文章回顾了我国企业效益评价指标的发展过程,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企业投入产出的概念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设立企业效益的"绿色”评价指标的必要性,最后设计了"绿色”评价指标体系并给出了评价方法.     

城市工业产业空间布局优化中的企业搬迁问题研究

青岛市老城区工业企业搬迁中存在资金缺口大、职工安置成本高、片区搬迁开发缓慢、搬迁改造政策尚待完善、企业搬迁随意性较强等问题。为加快老城区企业搬迁,应从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入手,加强组织协调工作,加快功能区基础设施建设,高起点招商引资,完善财税政策和监督考核机制。     

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

绿色创新是重污染企业响应生态保护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持续稳定的资金供给是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文章运用2011—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融资约束程度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规模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大型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中小型企业。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侵权责任界定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侵权责任界定不能依赖于委托治理模式、托管运营模式、集中治理模式、分散治理模式等类型表达,应从明确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间的基础关系展开。以治污设施由排污企业或者治污企业提供为根据,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间的基础关系可能为环境服务合同法律关系或者承揽合同法律关系;此外,二者间的基础关系也可能为无效合同关系。在环境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下,治污企业若有过错则与排污企业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在承揽合同法律关系下,排污企业若无定作、指示、选任过失,治污企业作为承揽人对外承担侵权责任;在无效合同关系下,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应区分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存在累积因果关系的分别侵权行为,以及存在共同因果关系的分别侵权行为等行为类型,承担或连带或按份或部分连带加部分按份的侵权责任。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间最终责任的承担,应依约定或者法定比例进行分配。     

政策不确定性与重污染企业创新——来自废水国控重点监测企业的证据

以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废水国控重点监测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出发，利用官员更替作为“准自然实验”，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考察了政策不确定性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创新。这一发现在考虑政策不确定性的内生性、样本的组内相关性以及更替频率的潜在冲击等因素之后，依然稳健。从企业和城市两个维度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正向调节政策不确定性与重污染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表明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抵御政策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同时，城市工业化发展水平越高，政策不确定性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越显著，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高工业化发展地区的企业创新。     

试析绿色信贷政策与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

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限制污染企业的非环保生产、增加环境规制是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主要内容,金融部门从资金角度出台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政策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部分工业企业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加速资本脱实向虚。选取2006—2020年期间的工业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和行业竞争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民营污染企业的促进效应强于国有污染企业;融资约束上升承担了显著的中介机制,但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研究还发现,行业竞争将弱化绿色信贷政策的企业金融化正效应。     

流域中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的博弈分析

近年湖南省综合整治湘江流域水污染取得重大成就,但流域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计划执行并不顺利,流域中还不断出现重大企业污染环境事件.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角度,构建了当地政府与污染企业、第三方与污染企业、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对各种均衡进行了分析.地方政府在两难处境中往往选择对污染企业妥协,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不完善直接导致第三方难以参与环境监管,补偿机制缺失导致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不到位,各级政府严格监管是破解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合谋的关键.     

基于增减挂钩模式“迁村并点”效益探究——以邙山镇六村为例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对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的新思路,被广泛应用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对邙山镇六村居民点整治“迁村并点”的规划方案加以研究,探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迁村并点”模式下可取得的规划效益,“迁村并点”不仅可以促进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而且可以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同时还可以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但最终的规划效益取决于方案的实施情况,所以在规划方案实施过程中,为政府监督管理部门提供政策参考;也为农村居民点整治后的效益评价体系提供了参考依据。     

企业迁移研究综述

企业迁移是企业对区位的再选择。出于成本或者出于情感,或者为了获得原料、能源、劳动力等供应,企业考虑在区内或区际进行迁移。另外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区域发展条件等因素也会诱导企业做出迁移决定。企业迁移对迁出地区和迁入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区域产业结构等存在着一定影响。可以进一步研究基于环境承载能力的企业迁移问题,企业迁移和劳动力迁移的共生问题,以及企业迁移与政府空间经济行为的相互影响问题。     

易地搬迁农户的乡村产业可惠及性——湖南湘西的微观实证

搬迁农户能否融入乡村产业,决定了易地搬迁脱贫的稳定性与长效性,关系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战略衔接。易地搬迁通过调整农户与资源地理组合,接入市场与信息网络,使农户获得产业可惠及性。产业惠及效应的发挥受到农户异质性和政策因素的耦合影响。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户为调研对象,对农户搬迁后的乡村产业可惠及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深度贫困农户搬迁之后疏离于乡村产业发展,陷入生计失能风险,相对贫困程度加深;户主技能或技术、信息接受渠道对农户搬迁后的产业参与及产业增收均有正向影响;信贷支持搬迁农户产业经营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欠缺;集体经济组织及龙头企业带给搬迁农户的产业惠及效应有限;相比基建环境,定向扶持政策有助于引导农户融入乡村产业链并从中受益。基于上述研究,政府应重视深度贫困农户搬迁之后的生计接续和产业赋能,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精准开展搬迁农户的产业技能培训;加强搬迁农户融入乡村产业振兴的信贷支持和信息供给;优化政策安排与组织链接,推动搬迁农户深度融入乡村产业链并长效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