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清易学思想考论

蔡清易学思想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条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蔡清易学与朱子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蔡清在继承朱熹易学的同时,也进行许多发挥。他认为《周易》乃是一本模写天地万物形成变化的经书,天地间日夜交替而成明与幽的天之易,地势高低不同而成南北高深的地之易。正是对天地之易的摹写,才有《易》书之"易"。为了揭示"易"的丰富内涵,蔡清就太极、阴阳、动静等诸多方面展开论述,通过易学的象数、义理解释,以凸显儒家修身治国精神,在采纳朱熹《周易本义》诠释框架的基础上,引入了张载等人的"元气论"。他善于联系各种学科知识,以发明卦象奥义所在。蔡清的易学理论不仅受到同时代学者的重视,而且也对后代产生一定影响。     

许衡易学思想考论

易学是元代著名理学家许衡学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许衡从论述一卦六爻之才、位、时的关系入手,建立自己的易学体系;以《周易》卦象为依据,阐述自己＂长中有消、消中有长＂的阴阳观;同时又对传统筮法中静爻与动爻概率进行了详细的推演。其易学思想特点鲜明,且与其理学思想联系密切,是许衡研究与元代易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王弼与二程易学本体思想的比较研究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弼最先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周易》经传进行了解释与阐发。北宋时期,史称"二程"的程颐、程颢两位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王弼易学本体思想,强化传统儒学的道德范畴在易学本体论中的地位,并批判吸收佛教体用观以解《易》,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理学本体论的理论体系,为宋代理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刘向的易学思想与政治情怀

易学思想是刘向学术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上看,刘向说《易》多取训教之义,不出《易传》义理的范围。而且,作为汉室宗亲,刘向不避猜嫌,顽强地活跃在西汉后期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其易学思想也始终与其政治情怀密不可分。     

易学视域下的司马光史学思想

司马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卓有成就的易学家。司马光丰富而深邃的史学思想,是以其易学思想为哲理基础的。他从“变而通之”的易学变通思想出发,肯定只有变通才能促成事物的发展,变通需俟机而变,变通的原则是“守道不守法”;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重视“通古今之变”,肯定历史变易是“自然之理”,历史变易是盛衰之变,历史变易旨在革除弊法,而礼义纪纲之“至极之道”则亘古不变。他从易学天人整体思维出发,肯定易道“始于天地,终于人事”,认为“吉凶有命”,而“命”乃“遇时”,提出“修己以俟命”的主张;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强调“僭失”天人之分必遭“天灾”“人殃”,积极宣扬重人事思想,以不书怪诞迷信作为历史撰述的重要原则,肯定仁、明、武“人君三德”是决定历史“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他的易学“中正”观赋予“中正”以“化之本原”的本体论、“德之嘉”的道德论与不偏不倚的方法论意义;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肯定人君以秉持“中正”之德而受尊位,“中正”是实现君臣和睦、君民同心“、上下交相爱”的根本方法“,中和”之德是人君修身、治国的“大本”和“达道”。     

试论临川吴沆的易学思想

宋代临川吴沆著有《易璇玑》三卷,呈现出丰富的易学思想观念,具有重要的易学价值.关于《周易》文本性质与体例的研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卦爻象数模型的建立与变化;第二,卦爻的取象与取义;第三,爻位与卦爻辞的体例;第四,《周易》文本的遗留问题,包括重卦问题与卦爻辞作者问题.吴氏易学不但遵循义理学派的核心要求,以服务人事为...     

荀悦易学思想初探

荀悦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 ,同时也是易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其易学思想大体表现在自然观、历史发展观和社会政治观等几个方面。承于《易传》的天地人一体观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 ,荀悦致力于沟通天人 ,既强调人事的重要性 ,又将天道视为人事的合理性依据。荀悦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 ,并把“通古今”当作著史的重要宗旨。这是对《周易》变通思想的继承和发挥。本于《易传》和易学的太和、中正及中和等理论观念 ,荀悦热切追求社会和谐乃至天人整体和谐 ,并将仁德之治及尚贤、养贤等看作实现这一理想的重要手段。他呼吁经今古文学结束相互争执 ,共求学术之真。这对易学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中国古代史学与易学有着一种密切的渊源关系 ,因而作为史学家的荀悦在易学史上有所贡献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张栻易学思想初探

张栻作为理学家,在易学领域也有一定的建树。其易学思想与朱熹较接近,走义理易的路向,视《周易》为“载道”之书;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独创性,思想中有象数易内容,对太极、阴阳等范畴的探讨也具有独创之处。     

易学与中国史学

在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几个重要关节点上，易学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古代史学中，先秦史官的殷鉴思想、司马迁的见金观裹论、欧阳修的历史变革主张、王夫之的历史兴亡观以及章学诚的史学更不说，都与《周易》的通变思想密切相关。近代学者剥去了《周易》的神秘外衣，以人世历史的事实解释《周易》，其中郭沫若的《周易》研究成就十分突出。     

朱熹先天易学思想探析

学界对朱熹与道教的关系多有论述,但对其诠释道教典籍的著作《周易参同契考异》[1]却鲜有研究.朱熹思想精深博大,兼采众家之长,其易学思想同样是汲取各家融为一炉.《周易参同契》[2]本是一部道教经典,但朱熹不仅对其中的道教术感兴趣,而且将其纳入了其先天易学的传承谱系中.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朱熹的先天易学思想和《周易参同契考异》,探讨朱熹易学思想与理学思想的关系及宋明理学对道教内容的吸收.     

清代处分官员与官员规避之互动研究

处分是封建政府对官员违纪违制等失职行为予以的一种制裁。迨及清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国家政务活动的进一步规范,朝廷更加重视对官员失职渎职行为的处分,这些处分不可避免地对官员各方面产生了影响。而官员们为了避免出现丢官罢职、经济困顿的状况,又开始了对处分的种种规避,从而形成了封建政府与官僚集团之间处分与规避的互动争斗,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特性。     

汉英结构差异之认知研究

本文从英语作文的病句入手,以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为基础,对英、汉语的结构特点作了分析研究,认为“话题-说明”为主轴的语义语法更能概括出汉语的基本特点,而英语是以“主语-谓语”为基本结构的形态语法。明了英、汉语结构的这种基本差异,对于学生写好英语作文会有切实的帮助。     

中西方语用原则的文化差异对比研究

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中西方语用原则方面的使用差异:具体介绍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语用原则的具体内涵以及在文化方面的对比差异性,目的是为了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语言实践的过程中能够有效运用语用原则并尽可能避免跨文化交际的失误,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中西方的语言文化交流,说出地道流利的英语。     

私力救济考

私力救济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与自力救济的概念既有区别,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整合.在现代社会,尽管私力救济曾受到国家的压制和社会的否认,但仍然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在社会调整机制中占据着一席之地.私力救济的存在具有合法、违法及介于二者之间等不同状态,并由此拥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和功能.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私力救济亦十分活跃,国家应充分重视其实际作用,将其纳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范围并加以适度的法律制约.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近代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

本文根据家谱和地方志等资料,讨论了上海著名的沙船业主王氏家族经历19世纪五代人的变化,家族代表人物由沙船主衍变为官绅和文化人,一个商人家族终至消亡的家族衍变史。王氏家族的衍变史说明,在传统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牟利成为从事商业经营单纯,并唯一的追求,利害关系成为经营者进出商业领域的唯一依据。一旦经商获利,商人就将资金转移于商业以外的领域——捐纳做官或子弟的科举教育等。种种因素决定中国的传统商业经营家族延续的短暂性。     

中西方神话差异性探析

中西神话在神话起源、神的形象及其变化、神的本性和婚姻文明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比较中西神话差异有助干我们更好地了解中西文化,从而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中国古代诗歌文化中“官本位”意识初探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辉煌灿烂的诗歌文化和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官本位”有着一种内在联系。官本位严重地控制了中国古代诗人的思想、人生,深刻地影响到了他们的创作,也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发生、发展。     

试论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及其文化根源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各有特色,其差异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模糊性与精确性;悟性直觉与理性逻辑;有机性与机械性。中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是导致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的重要根源。     

朱熹与苏轼出处态度之比较

朱熹曾激烈地批评过苏轼,但他接受与认同苏轼对于士君子出处问题的论述,其人生履践也与苏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表现在:他们都具有狷介之个性与独立之人格,关注个体的自由自主,而本无意于仕宦;又不忘社会责任,出而从仕后,忠君忧国,直言敢谏,勤政爱民,惠民一方;内心既充满矛盾,渴望归隐与闲适;但又能坦然面对政治打击,独立不惧,气节不改。而相异之处,则主要为政治境遇的不同与事业追求的不同。他们的出处态度,兼顾个人与社会,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矛盾的清醒思考,显示了他们作为哲人的睿智深邃与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