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中的人性假设与制度设计

"性恶论"和"性善论"这两种人性假设各有利弊,都具有片面性.合理的人性假设是"利益人"假设.它兼有"道德人"和"经济人"的合理之处,同时又弥补了各自的不足,是更为合理的人性假设.公共管理中的任何制度设计都是以特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的,不同的人性假设就会有不同的制度设计,而不同的制度设计又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并塑造着不同的人性."利益人"假设是制度设计成功的前提;约束性制度和激励性制度的有机结合是制度设计成功的基础;科学的机制是制度设计成功的关键.     

论道德合理性

在现代公共生活中,探讨和建立道德合理性机制正在成为现代道德发展中越来越具有社会重要性的问题。合理性作为表达人性实现状况的基本范式之一,表达了人性实现的状况。作为一种对社会生活进行价值调节的工具,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成为一种重要的价值运行机制。在道德合理性机制的调控下,人们从"身体"开始,通过以劳动为前提的"享受",达成"尊严"的生存目的。     

公共管理行为控制中的激励问题

由于缺乏竞争性市场的压力和收益激励,公共管理中存在诸多偏离公共利益目标的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惯于利用信息偏在及其支持条件并具有隐蔽性,依靠强制性制度实施控制效力有限。激励控制是更为有效的一种方式。“委托—代理”模型在公共管理系统中的应用深化了人们对于激励控制的认识和机制设计,却仍存在诸多弊端需要补充和修正。激励控制模型的改进或重建,应在此基础上对公共管理目标和人性假设进行重新理解或界定,以制度变革为形式,通过增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相互信任、强化道德自律的功能、顾及控制结果影响的相互性及承认强制性制度安排对激励控制机制建构的基始作用来实现。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伦理学维度

王国维强调艺术和审美的“解脱”价值,同时也主张要在保持美育独立性的前提下突出美育对德育的工具性价值;而王国维美育伦理学观念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则是在席勒“感性—审美—道德”阶段性发展思路的指引下,强调“美丽之心”“美情”对道德建构的基础性意义。与王国维不同,蔡元培更注重席勒以美育囊括德育、引领德育的思路,他将伦理学的核心诉求与美学精神的建构融合起来,强调美育与德育的同一性与融合性。朱光潜通过“想象”阐发“同情”,并由此而强调“美育为德育的基础”,在此前提下,他又从西方现代生命伦理学和中国传统礼乐精神出发,打造和倡导“问心的道德”,凸显感性生命的激活对于道德建构的决定性意义。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的美育伦理观念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以审美来纯洁和完善人性,以人性的自然舒展来实现道德的生长和拓展,这是现代人道主义伦理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核心理论诉求。     

道德表彰之物质奖励问题审思

从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视角看,道德表彰重视物质奖励的必要性在于:物质奖励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客观要求,是道德表彰自身存在的价值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反映,是弥补道德表彰历史缺陷不可或缺的因子。物质奖励不仅有利于调节社会利益关系,而且有助于彰显社会公平正义,更能够引领社会风尚、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物质奖励的伦理尺度在于对人性的尊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适度激励。健全体现"伦理公平"的物质奖励机制需要普及社会主义义利观,完善物质奖励相关制度,设立物质奖励专门机构,实现"观念—制度—机构"的有机整合。     

孙中山"权能区分"理论探析

孙中山的"权能区分"理论是其民主宪政理论的基石.权能区分的目的是要解决通过强化国家权力来实现三民主义理想的"万能政府"主张与现代"人民主权"原则之间的矛盾.但"权能区分"理论的逻辑并没有将政府与人民放在二元对立的位置上,而是强调了他们之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内在依据是政府官员的道德人格.因此,孙中山的"权能区分"理论展现出了与西方基于人性的悲观预设而演绎的立宪主义相异的旨趣,他将自己的理想政府建立在"公仆"道德的地基上,而很少考虑针对权力可能被滥用所需的补救机制.     

实现感恩的制度诉求－－由河南慈善总会的“道德协议”谈起

无论是在法理层面,还是在道德层面,河南省慈善总会旨在通过"道德协议"的模式实现感恩以期传递慈善的做法都有待商榷.基于感恩为精神理性的一种及其本身的独特结构,加之其实现依赖于制度保障这一道德传统,笔者认为,除了要进行感恩宣传和感恩教育外,实现感恩要诉求于制度.为此,有必要在公正理念的指导下,重点完善捐助制度和建立感恩激励、执行、评价制度.     

技术对人性的叛离及其人性化解救

技术根源于人性,人性因技术而生成,技术和人性有着内在一致性。但技术与人性发展的不同步性,在近现代演绎成技术对人的自然本性、自由本性、道德本性、独立个性和交往本性的叛离。通过适度人化、综合协调、以人为本、道德认同和哲学审视等途径,超越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唤醒技术遗忘和缺失了的人性和人文关怀,可以使技术和人性在更高层次上达到完美结合,从而实现技术的人性化发展。     

孟荀人性论比较分析

从人性出发讨论人的道德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主要特征,孟荀“性善”“性恶”的思想正是其重要表现。通过对孟荀“性善”“性恶”思想的差异进行梳理和分析,可知其结论之不同乃在于他们分别继承了孔子的“仁”和“礼”思想。前者是通过扩充人性中“几希”的内在之善,以达到对天命之性的认识,从而实现居仁由义的道德人格;后者则是从人的自然之性（性恶）出发,更强调外在的礼仪规范,由人性有“知”以达到有“义”。     

社会秩序三角:和谐社会构建途径的一种阐释

社会秩序与社会和谐密切相关。弄清社会秩序的基础,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在综合性善论和性恶论两种不同人性假设及其社会治理主张的基础上,概括出人性二元论,认为人性如同一张两歧图,明暗相交,善恶并存,社会行动者如何行动,受制于道德情操、社会规范和社会强制三种基本力量,因而提出"社会秩序三角"的概念。道德情操与德治紧密相连,社会规范和社会强制与法治息息相关,和谐社会的构建既需要借助个人道德情操的力量以实现自律,也需要借助社会规范和社会强制力量以实现他律,最终实现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     

广州大型体育场馆英文标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指出目前广州大型体育场馆英文标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改进和提高广州大型体育场馆英文标识的建议。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赀刑变迁与秦汉政治转折

秦律赀甲、赀盾之制起码起源于春秋,所收为实物而非货币;体现了商鞅变法以后秦以军事立国的政治特点,与秦重农重牧的经济传统相一致,统一以后依然如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表明,汉律对秦律因革并举,将秦律赀甲、赀盾全部改为罚金,同时扩大了赎刑的施用范围,体现了秦汉由尚武到尚“文”的政治转折,在促进了经济复苏、减轻刑罚的同时,也进一步导致司法不公,弱化了法律惩罚和制止犯罪的功能。     

启蒙运动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

中国学界一般以"理性主义"来概括启蒙思想,并据此得出启蒙运动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相对立的结论。本文先分析启蒙思想在英国的代表洛克的"经验主义"、在法国的代表卢梭的"情感主义"、在德国的代表康德对理性的批判,揭示这三大思想家对基督宗教的正面态度;再分析伏尔泰等抨击教会的法国思想家对人文精神和基督信仰的态度;最后对比了启蒙思想的实践者即美国国父们与法国革命领导人对基督宗教的态度之不同,及其对两国革命与后果的影响之不同。文章反驳了上述流行结论,指出基督宗教不但为人文主义提供了神圣的核准,而且提供了必须的补充。     

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工业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当前,在推进工业化发展进程中西部地区面临着许多瓶颈因素的制约,只有通过产业链整合,促进工业内部二元结构的转化;加快制度创新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提升技术能力,促进二元产业层次的融合;发展循环经济,构筑生态工业模式;推进信息化进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具体措施,才能不断推进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     

新历史主义与新时期影视

新历史主义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新历史主义对西方、乃至中国影视文本的影响是普遍的。新历史主义特征的影视常常将古代生存的丰富性简化为一个个亦喜亦乐的情节化故事,将历史上多元的权力关系简化为一次次爱情的游戏,将无情的历史真实简化为善恶分明的道德寓言,企图调和空间距离与时间进程的分离,为观众制造一个又一个的狂欢场景,从而满足他们实现社会认同或本能欲望的白日梦。20世纪90年代之后,许多学者对西方新历史主义对中国新时期影视的影响表现了一定的担忧。其实,尽管新历史主义影视编导采用了游戏历史和消费历史的策略,使时间与空间产生了错乱,但我们在评价此类影视文本时,仍然要有历史尺度:我们在欣赏此类影视时,应考察它们是否能将历史进行重现,并以历史主人翁的身份回顾历史和改造现实。     

中国城乡贫富差距与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相互作用,使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保障制度本应缓解贫困,缩小城乡差距,但是,我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与当前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三元”人口结构不一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或使我国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只有为我国“三元”人口各自建立合适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解决农民生活普遍贫困的现状。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缩小我国城乡贫富差距的一个有效途径。     

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

流外官在隋唐时期属于国家职官系列,是“官”身,但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这一成分到赵宋时期逐渐加大,降至明清,则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他们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具有共同性。这一阶层自隋唐以后到明清时期的嬗递与演变,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隋唐时期流外官及其相关制度时,既应该注意考察其与吏员之间在政治身份上的渊源,又不能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我国银行保险共赢中的矛盾与出路

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银行保险已成为我国寿险三大支柱业务之一。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的银行保险已达到金融一体化的第三、第四阶段相比,我国银行保险还处于“分销协议”这一初级阶段。在对我国法规政策、税收等市场环境的具体分析之后,根据对银行保险发展模式的研究,给出了我国银行保险共赢中的矛盾的理论解释,并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议。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