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饮冰室”

《饮冰室文集》是梁启超先生文集的名字。这本文集虽然是他的朋友何天柱收集整理的,但既然经过了梁启超的审阅,书名当然也就为梁启超所同意。那么,梁启超为什么要以此作为自己文集的名字?这里又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寄托?这个问题虽然很小,但对这个问题不甚了解的人却所在多有。对于“饮冰”的误解有层次深浅之别。简单层次的误解,认为梁启超用此以为书名,是求取一片清凉之意。这是不懂得典故的出处,望文生义的解释,不必多说。高一点层次的误解,则认为梁启超对中国有着火一样的情怀,这是饮冰也无法消释的。再高一个层次的误解,则认为梁启超对于…     

护国运动是梁启超领导的吗

护国运动的领导者是谁?近来有许多人在一些讨论会和报刊上提出,是梁启超领导了护国运动。但经许多当事人和学者论定,应为孙中山。看来这个问题仍有辨明之必要。 梁启超从其仇视共和反对革命的立场出发,最初效忠袁世凯,以后投靠段祺瑞,都是为虎作伥,成为一个声名狼籍的政客。在全     

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后人研究梁启超"善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善变"的原因,"善变"中的不变因素,"善变"的评价.而"善变"原因也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方面,学者主要是从他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来论述其"善变"之因,忽视了梁启超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近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对他的善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士大夫的自省意识是其善变的主观原因,自信心是其善变的精神保障,强烈责任意识是其善变的精神动力,对"势"的对抗是梁启超"善变"的客观原因.     

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梁启超研究”导论之一

一、梁启超研究简述 梁启超研究近年已渐成显学,这从梁启超研究著作的数量之多即显示出来.此次为备课,检索国家图书馆目录,在"题名"一项输入"梁启超",结果中文文献出来了245条.单是传记,就有30多部,这还不包括连环画、儿童故事、长篇小说之类,并且,已经剔除了合传与重版,后者包括两岸的同一版本或同书异名.其实,这个统计仍不完全,起码,香港亚洲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毛以亨著<梁启超>,国图就没有收藏,而这部传记是早期梁启超研究中最有分量的一部,虽然它放在"少年丛书"中,且篇幅不大.     

《周末学术馀议》作者考

利用期刊与文集互证的方法,考证附载于<新民丛报>第四号,针对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有关先秦学术部分提出批评的<周末学术馀议>一文,其作者为章太炎.并涉及光绪二十八年之际,章太炎、梁启超学派之争的延续.     

梁启超在历史规律问题上的困惑

历史发展有无规律 ?这一直是历史哲学中颇具争议性的问题。作为历史学家 ,梁启超试图求解 ,但也有许多困惑。     

梁启超的"科学精神"和文德--论《清代学术概论》

<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后期著作,影响深远.梁氏所言,虽是对有清一代学术的总结,但也包含着治学为文的一般原则.他理想的学者生存状态是为学问而学问,我们从梁启超的论述中还可以具体地将传统学者的生存状态归纳为家学、科举、为官养士、课徒等.     

梁启超“革命排满”主张评析

在戊戍变法中以改良为职志的梁启超,1898年流亡日本后,一度高唱“革命排满”主张。因此,郭沫若称他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人”。而革命派首领孙中山则斥责他“口谈革命……而为保皇之中坚”。那么,梁启超“革命排满”主张的实质是什么?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经济学的"科学困境"

虽然经济学具有科学性,但经济学毕竟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所以,以自然科学来要求经济学肯定是有问题的.     

鲁迅与梁启超

在中国思想史上,鲁迅与梁启超都曾是叱咤风云的一代巨人.虽然他们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另一个是资产阶级的启蒙宣传家,但他们生活于共同的时代,同为民主革命史上人.所以,把他们共同置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背景来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我们不仅会更加全面理解鲁迅的伟大,同时会更为科学地认识梁启超的历史地位.我们从比较的角度来观察鲁迅与梁启超,将会发现尽管梁仅长鲁迅八岁而早其逝世又不过七一 年,尽管他们享年都只五十多岁而并世却达四十八年,但作为历史人物,他们之间却恍如隔世.     

中国哲学"讲自己"的中国方式

一 哲学是最要求概念的清晰性、确定性的,但哲学这个概念本身又是最不确定的.两千多年来,"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一直纠缠着哲学家.每个哲学家或哲学学派都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着这同一个问题,但答案却各异其趣.真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究竟是"哲学"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抑或两千年来哲学家的智慧欠缺,不足以诠释?我想问题在于哲学所应指的领域的不确定性以及哲学家价值观念的差异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想确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不仅力不从心,而且吃力不讨好.因此我主张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关于脑力劳动的两个问题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认识脑力劳动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应该怎样对待脑力劳动,是一个论之又论的问题,但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这其中虽然有实际问题,但认识问题是更为根本的。本文试谈两点认识。一、脑力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作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弄清:什么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怎样创造社会财富?脑力劳动怎样形成产品价值?     

文化自觉、文化战争、文化立国——世界"现代性"进程中的文化三部曲

自有人类便产生了文化,但文化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却是在世界"现代性"进程中才得以凸显,并进而呈现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时代特征.那么,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它带给这个世界的根本变化是什么?人们对此又是如何应对的?遵循这种提问的思路,本文从文化自觉、文化战争和文化立国三个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相信这些内容对中国当下的文化建设与发展能够有所启发.     

论梁启超的"变"与"不变"--梁启超宪政思想再评说

梁启超宪政思想之"变"主要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宪政模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立宪,这反映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理性思考 ;"变"的背后 ,"不变"的是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坚持国民性改造的一贯主张."变"与"不变", 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为我们今天的宪政建设提供了宝贵启示.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学术界"与"epistemic community"--给《学术界》杂志的几句学术闲话

《学术界》这个刊物名字起得好 ,因为它具有远见 ,蕴涵中国文化的功底。但是 ,刊物的英文翻译 (“ACADEMICSINCHINA”)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直接就字面看来 ,这个翻译不能说错 ,但却存在两个“致命”问题 :第一 ,既然为英文翻译 ,就应按照约定的翻译基本要求把“学术界”理解为比较地道的英文 (接近这个单词在英语世界的真正意思 )。显然 ,ACADEMICSINCHINA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该翻译无法还原回“学术界” ,因为“中国学者”与“学术界”的差别很大。“中国学者”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学术界”。第二 ,这个翻译词条的后半部分…     

康有为的不变与梁启超的善变——史料解读与史事探究

康有为、梁启超师弟二人,虽然一体并称,实则从来和而不同.梁启超的善变与康有为的不变反差尤为鲜明.不过,深究内情,梁启超的善变虽然公开而坦白,背后故实周折复杂;而康有为的不变则有故意掩饰的诸多情节,甚至不惜抹去变的痕迹,以维系不变的形象.如此一来,研治康梁就面对共同的难题,而须采取不同的办法.对梁启超,应尽力收集文字的所有版本,比较解读其相异之处及其所以然;对康有为,应注意文字标注和披露时间的差异,分别不变的自述与变化的实事之间的纠结.     

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

<梁启超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种重要年谱都认为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11月23日,这一说法被许多论著沿用.其实,此说有误.1918年底梁启超因参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讨论,同时筹备私人赴欧考察事宜,致使未能与胡适在11月23日如期会面,直到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1920年3月21日两人才在林长民的家中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两位知识界领袖的初晤颇具象征意义,透露了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及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某些迹象.     

试论晚清第二次文学运动

一 假若把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晚清提倡的文学改良运动为第一次运动,那么鲁迅由仙台回到东京后,准备提倡的文学运动自然是第二次了。当然,这个计划作为运动来说,是流产了,但发起者是否出于一时的冲动,或者是出于不自量力,不切实际的瞎想呢?答案则是否定的。     

当代作家宜"评"不宜"传"

对中国当代作家进行传记写作与传记研究有没有必要,或者说它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所谓“传记写作”有个比较准确的限定,不能笼统言之。一般说来,作家研究可以分为作品评论、作家综论、作家评传、作家传记四种方式。在这里,作家评传有时亦被称为学术传记,作家传记则是文学传记,属叙事类文学创作,应该是颇不相同的两种方法。虽然已经出版的大量作家传记类著作偶有将“传记”与“评传”混用者,研究界有时也无意于去作明确的区分,但当我们具体谈论传记写作与当代作家研究的关系的时候,二者之间的区别就显得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