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中 ,周恩来的民间外交思想与实践 ,作为官方外交的基础和补充 ,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同时 ,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 ,也是日本民间对华友好人士长时期共同努力的结果 ,其中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所做的贡献尤为引人注目。首先 ,在中日两国关系走到历史“瓶颈”的关键时刻 ,池田大作发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为日本朝野指明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正确方向和基本途径。其次 ,以“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的思想为指导 ,池田大作创建的公明党充当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先行者 ,从原则与细则方面 ,与中国方面达成共识 ,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清扫了障碍。周恩来和池田大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赖肖尔与日韩邦交正常化——一种跨文化的解读

1965年签署的《日韩基本条约》使历经7轮会谈、僵持14年之久的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画上了句号,日韩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日韩谈判的成功离不开美国的斡旋和干涉,而在谈判的最后四年当中,时任美国驻日大使、与费正清齐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埃德温·赖肖尔(Ed-winReischauer)在其中的秘密调停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位日本出生的美国驻日大使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跨文化     

美古关系正常化走向分析

2009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调整了外交政策重心,在重返亚太的同时将目光投向到其"后院"拉丁美洲,并将对古巴关系作为改善美拉关系的突破口,寻求开启和古巴关系的"新开端"。本文试从美古关系正常化背景出发对美古关系走向进行分析预测。     

中日恢复邦交谈判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解决

台湾问题是中日恢复邦交谈判的焦点问题之一。中日双方在谈判中圆满解决了台湾问题,才使中日建交成为可能。中日外交关系的建立,标志着日台“外交”关系的终结。     

先秦儒家邦交思想摭要

先秦儒家邦交思想主要有以下方面:以“和而不同”为基本准则,主张“以他平他”,反对“以同裨同”;以“协和万邦”为价值目标,要求“表正万邦”、亲善近邻、尊重小国、救助贫弱;以“止戈为武”为政策理念,强调“国之安危在兵”,但力主“不以兵强天下”;以“以正为本”为攻伐救守的行为范式,提出了“惟义为可”、“惟民所止”、“惟道是则”等基本主张。     

美朝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路径及其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影响

朝鲜战争之后,美朝关系一直是影响东北亚政治、经济和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美朝关系能否走向正常化成为本文关切的问题。文章主要阐述美朝关系正常化历经的三个时期——美朝全面敌对时期、交叉承认议案博弈期和边缘核战争对冲期,论述双边关系难以正常化的瓶颈——朝核问题、韩国因素和美国因素,探索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可能性路径——非常手段路径、机制内路径和机制外路径,尝试提出促成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与美朝关系正常化的预案,深入分析美朝关系正常化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影响。     

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

考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论述美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结合美国学术界现有的理论观点和美国政治的实践,提出了一种新的决策模式——多元社会模式。尼克松政府的对华决策符合理性行为体模式,福特政府的决策模式是多元社会模式,而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更符合官僚政治模式。     

登上关系正常化的第一个台阶--试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的建立

美国总统尼克松基于现实的国家利益,决心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结束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在1972年2月底尼克松访华之后,双方达成协议,在各自首都互设联络处.对于美国驻中国联络处的建立,尤其是人员的选派和接待,中美两国政府及高层领导人高度重视.中方给予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以相当高的外交地位,"虽无大使馆之名,却有大使馆之实".美国驻中国联络处的设立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日本与民初中国关税修订案的交涉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按约提出关税修订,要求切实实行值百抽五。但此事因日本反对和刁难而迁延近六年之久,最终因中国参战勉强达成。对于中国关税修订的要求,日本外务省和驻华使节主张有条件地答应,而大藏省、工商业者和新闻舆论,却主张坚决反对;至于答应中国修订要求的条件,则比较一致地强调对中国内地制品课以同样的税率。日本之所以反对中国关税修订,是因为中国提高关税给日本对华贸易带来了影响;而更重要的是日本对中国市场抱有极大的野心,朝野均欲压制中国产业的发展。日本的反对,势必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中日尤其是民间日益交恶实属必然。     

中日关系现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冷淡甚至紧张有客观的结构性因素和民族心理文化因素。就中方来说 ,基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 ,为实现和平崛起这个根本利益 ,有必要通过营造中日利益共同体来化解中日分歧和矛盾。     

同为大国的日本与中国如何相处--简析21世纪前期中日关系走向

中日作为东亚地区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在两国关系处于“外交冷淡”的今天,需要明确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以及可能发生的冲突。中日两国“永不再战”、和平共处;互利互惠、共图繁荣;确保亚太和平与稳定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是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是两国合作的战略基础。而大国志向诱发的战略猜疑、安全战略调整引发的战略警觉、国民中不信任情绪的扩散则可能导致冲突。如何把握和扩大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增信释疑、求同存异,以长远的、发展的眼光化解两国间可能的冲突,是保障两国关系取得积极平稳发展的关键。     

雇佣关系治理:交换平衡的视角

雇佣关系的实质是交换关系,归根结底是雇佣双方利益的反映和交换。因此,雇佣关系可以从交换平衡的视角寻求治理机制和路径,关键在于找到雇佣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标准,基于雇佣关系交换平衡的微观框架,雇佣关系治理的核心在于雇佣双方利益目标维度的内在统一,以及各自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维度。     

“撞船事件”与日本对华战略

2010年9月7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的中日“撞船事件”令世界瞩目。9月24日,日本那霸地方检察机关又突然宣布释放中方船长,使这场中日冲突骤然暂告一段落。但是,此次事件对中日关系造成了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外交危机。而且,此次冲突也留下诸多悬疑：是谁导演了此次事件、幕后有哪些力量在角逐、缘何日方骤然从强硬态度逆转、中日关系今后走势如何？分析表明,“撞船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日本政府处理该事件态度的逆转是日本对华战略的必然结果。     

日本关东大地震与中国朝野的救援

1923年9月1日1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灾民受难深重.灾情传到中国后,处于窘境的北洋政府摄政内阁毅然伸出援手,会同在野政党及社会民众向日本政府和人民展开救援行动.中国朝野的仁义之举体现了泱泱中华的恢宏大度和超越民族与国度的人间大爱,也赢得了日本国民的真诚谢忱.     

近代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观

近代以来,日本人由于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对中国的不同认识,这其中既有日本的有识之士和进步人士对中国进步与发展的赞誉,更有军国主义者、军国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者对中国人和中国的政治运动的诋毁、丑化甚至仇视。正是这些不同的中国观影响了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走向。     

1972年至2000年期间日台关系之探讨

1972年至2000年的日台关系经历了蒋介石时代末期、蒋经国时代、李登辉时代。日本右翼势力在中日恢复邦交及之后的恶劣作用、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以及美日之间的复杂关系,都是影响日台关系以及中日关系的关键。     

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与反思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对日本的感情经历了由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以日为师,称赞日本为可爱可钦之国,以及辛亥旅日时期认日本为第二故乡,到民初反日、憎日、惧日的转变历程,这一历程深刻揭示了19世纪的大亚洲主义愿景伴随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至20世纪10~20年代之交趋于破灭的现实。总之,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时代缩影,值得深思。     

民主党执政后的日台关系动向探析

日本民主党政权试图推行的"美亚并重"外交促使日美关系进入调整和磨合期,中日关系则大幅度改善与提升,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大为下降.民主党将在台湾问题上推行较自民党更为稳健的"维持现状"政策,即继续秉持<中日联合声明>"一个中国"政策的根本立场,将日台关系控制在非官方层次,以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然而,受党内派系分歧、国会亲台势力鼓动和台湾岛内政界人士游说等消极因素的影响,民主党仍然可能会继续有限度地推动日台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