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后中日关系

战后中日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是决定和影响远东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本文力图从世界全局出发,来认识和分析战后三十年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及特点,说明影响中日关系发展演变的内外因素、国际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以及中日关系发展演变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国际新战略格局下中日关系发展的前景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亚洲,对亚洲两个重要的国家—中国和日本发生了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从两国内部产生作用,进而推动着两国的关系的走向。在各国对外关系的基本依据从意识形态变为国家利益、竞争重点从制度竞争变为实力竞争、国际行为主体从国家集团变为国家单元的条件下,中日关系的发展应该确定新的格局,找到坚固的发展的基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情感、国际互动和亚太整体发展多角度思考问题。     

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及评价

现实主义理论是国际关系中一种具有久远渊源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产生于2D世纪特定的历史环境,并主导国际关系研究近三十年.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注重揭示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实际情况,主张从权力和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关系.该理论使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并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该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我们应该吸收该理论中合理的成分以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关系理论.     

环境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

二战结束以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相当重要的内容,它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影响正在不断提升。笔者阐述了环境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的历史轨迹,从国际趋势和中日自身的经济、政治、环境需求分析了其作用不断增强的原因及其对中日关系发展未来的影响,并提出将环境合作作为推动中日关系的突破口和新的增长点。     

“文明的冲突”:前途和选择(上)

A·兹洛宾(教研室主任):亨廷顿的文章的中心不仅是未来国际冲突问题,而且是国际关系进一步发展和整个世界政治问题。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在现存并且某种程度上正在加剧的世界历史过程不平衡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是否有可能生气勃勃地(均衡地)发展?在这些条件下各国和各族人民能否共同发展(许多国家不仅强烈地意识到了井且正在实现这种共同发展)? 第二类问题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未来道路     

浅析新时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国际因素及中日关系未来走向

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客观上影响中日关系发展 (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促成了中日关系"经热"现象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经济形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仅改变着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格局,还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的未来走向.经济全球化并不简单意味着生产资料在全球范围内的重组,还带动了贸易的自由发展和资本的国际流动.由于经济联系的主体不同,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国家自然要在某种契约的基础上建立程度不同的双边或多边关系,使世界及区域经济相互交织、相互融合.     

试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

“历史认识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主要由于美国冷战政策的实施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法西斯思想未得到彻底地铲除 ,日本社会民众中未能建立起正确的历史观。在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 ,日本右翼想以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作为迈向政治大国的出发点 ,由此造成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在冷战后日本长达十年的经济低速期中 ,日本右翼又利用这个问题凝聚人心 ,企图把日本引向他们希望达到的所谓振兴目标。对此 ,本文从理论上予以分析 ,指出该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严肃重大的政治问题 ,如何解决将影响中日关系未来发展 ,并提出了应对的五点建议。     

论反法西斯战争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

反法西斯战争是２０世纪国际关系史上发生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对战后国际关系诸多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彻底摧毁了法西斯势力，促成了国际政治格局的转换，首创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联盟与合作，推动了世界经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促使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首要目标。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经验与启示

论述了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指出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在指导我国外交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对指导我们新时期的外交实践具有重大启示。     

苏联过渡时期的外国投资

在现代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利用外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碰到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帝国主义债主掠夺本性所引起的。在许多情况下,企图借助外债和外国投资来加速发展本国经济,会导致经济和政治状况的严重复杂化。     

中国海洋权益法律保障视野中的极地问题研究

近年来,对于中国海洋权益的法律保障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从研究现状来看,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海洋权益的法律定义、我国管辖范围内海洋权益法律保障机制、我国和周边国家海域划界及岛屿归属相关法律问题等领域。但是从总体上讲,过于偏重于我国的既有权益和有争议权益,对于海洋事务新兴领域关注不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极地法律问题研究。在这些领域,很多理论问题有待明晰,各国相关权益均属待定状态,中国在法律及其他海洋事务上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今后以极地问题为代表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权益的界定与拓展应当成为我国海洋战略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ODA与中日关系

尽管上世纪上半叶中日两国间发生的一些不快及其引起的对立情感还在逡巡不去,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双方在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迈出了积极的步伐,但也还存在某些问题.本文从中日关系中一个特殊因素--日本对华的海外发展援助(ODA)的角度研究中日关系问题,试图寻找两国长期合作的理论基础.     

战后日本知识界与中国

以经济成长时期为界,战后日本学界的中国认识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到60年代末期为止。这一时期日本学界的特点是,以批判日本社会封建性为主要特征,对中国的社会变革持肯定态度。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算起。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人的传统文化与行为方式得到了重新评价。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落后状态也使日本学界的中国认识发生了变化。这里所考察的主要是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界,拟通过对战后日本中国学的解析,勾勒出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形成和变迁过程。此外,通过比较论证,指出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以及社会舆论与学术研究的相互影响作用。     

美日同盟对中国防范的加强与中日关系走向

冷战结束以来,美日同盟逐渐加强,对中日关系发展影响深刻。一方面,日本依托美日同盟走在防范中国的前沿,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使中日关系不断恶化。这是中日关系的现状。另一方面,在未来,当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损害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时,美国将对日本强硬的对华政策有所牵制。这一趋势已初见端倪。最近的将来,中日关系仍然不容乐观,很难好于中美关系,将处于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完全恶化之间的灰色地带。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在“满洲问题”上的反华宣传——以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为中心的考察

在1929—1933年间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上,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抛出所谓"民族生存权说"、"特殊权益说"、"防俄防共说"、"自卫说"、"人口过剩说"等来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为辩护。与此同时,日本大肆进行反华宣传,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并指中国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会员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上的反华言论,与日本政府的态度一致,完全沦为日本政府的一种宣传工具。     

“另类”留学及交流的诸多面相——近代日本外务省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留华初探

20世纪20年代日本实施的“东方文化事业”启动,但随着日本国内侵华势力的膨胀导致中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该事业成为日本单方主导的对华文化事业。在此背景下，1930年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开始实施由“普通补给生”和“外务省官吏生”构成的第三种补给生制度。其中普通补给生可谓外务省最早派遣的学术型留华学生，他们以研究与中国相关的学术为目的，并带着明确的研究课题来华留学。他们在中国各大学旁听，并以私人身份或通过学会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还开展了各类旅行活动，有些人在“七七事变”后直接参加了日本的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暴行。留学结束后，他们就职于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界，遂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中日两国间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通过提交调查报告、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等方式充当日本侵华的宣传者和帮凶。总之，近代日本外务省派遣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留华是日本实施其侵略中国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     

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促进中日合作的机制设计

中日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历史问题、现实矛盾与冲突以及未来合作的隐患。这些障碍使两国关系陷入了类似“囚徒困境”博弈的难题。然而,中日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为双方突破“囚徒困境”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日实现和解的途径必须是在一定制度模式下进行无限次重复博弈。在多次博弈中,为了获取长期而更大的利益,双方有可能放弃眼前利益而采取合作策略。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为中日进行无限次博弈提供了现实支持。两国在区域合作中有可能逐渐增强共识和理解,走出“囚徒困境”。     

简析古代日本对两汉王朝的朝贡

古代的日本早在冰川时代就与中原王朝有着交往关系,但只是民间性质的交往,还没有官方的介入和参与。两汉时期,古代日本通过向中原王朝朝贡,纳入中原王朝的册封体制之内,开辟了两国发展史上的新纪元。     

以合作求安全--中日两国东亚安全利益的一致性

避免东亚陷于安全困境,不仅是中、日两个地区大国的责任,更是两国的国家利益所系。历史上的东亚格局总由一国主导,现在面对强大的日本和崛起中的中国,东亚的结构性困境日益明显。然而在朝鲜半岛、台湾及东南亚等地区问题上中日并非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相反两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能否基于责任与谅解,理性地把握这些利益的一致性,以合作方式谋求安全问题的解决,关系着中日乃至东亚地区的福祉。     

“1972年体制”共识与中日关系

“1972年体制”是中日两国政府就台湾、历史等重要问题所达成的共识体系,是维系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根本制度基础。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国民、学界及政界中的“1972年体制”共识认同感日益削弱,小泉政府对该共识的公然践踏则直接导致两国关系跌至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2006年9月安倍政府执政以后,在“1972年体制”共识上推行“软硬兼施”为特点的“暧昧”回避路线,中日政治关系初步得到了改善。东亚地区中日“两强并立”的结构性战略矛盾是导致日本“1972年体制”共识认同感日益削弱的根本原因,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