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李商隐的政治诗

晚唐诗人李商隐最为传诵的诗歌,是他所独创的《无题》和一部分抒情咏物之作。那婉曲细腻、缠绵悱恻的笔触表现了诗人的多情,那哀怨悽惋、低回深沉的情调透露出诗人的感伤,这是一个遭逢末世而又身世蹭蹬的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借诗吐露自己的心曲。然而,多情和感伤并不是李商隐的全部性格,他也有着金刚怒目式的歌唱。这类诗数量虽然不多,却是了解和研究李商隐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李商隐生于国势衰微、江河日下的晚唐,盛唐时期为社会经济的表面繁荣所掩盖的     

来自山区家族的苦情和沉思——评施原钰的小说

施原钰,多年的山区家乡生活和在县机关工作,赋予了他许多厚重深切的人生体验和感悟,那艰苦的人生经历和多愁善感深沉好思的头脑,又孕育了他执着而艰难的艺术追求。在温馨而酸楚的创作劳动中,他以他的自我、生活、文学,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艺术审美世界;多情纤细、委婉深沉的笔调渲染出凝重悲凉的氛围,飘逸着人生的苦涩味和清冷的色调,流淌着哀婉真挚的情绪。贫瘠闭塞的黄土山地作了自然和文化的背景,承载着多味的人生和一个个感情动荡的灵魂。作品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画廊,所展示的,     

试论宋词所带有的“南方文学”特色

(一) 在研究宋代词史的过程中,人们常会接触到一个颇为奇特然而又普遍的现象,那就是“男子作闺音”(田同之《西圃词说》语)的问题——明明作者是一些男性,而词中口吻却活象是女子! 拿两个典型的例子来看: 晏殊,史称他禀性“刚简”(《宋史》本传),然而却写出了这样的小词:“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玉楼春》)。这就难怪蒲传正要说他好作“妇人语”了。     

不怕“第三者”

不少人认为,婚姻生活中突然出现的“第三者”皆是轻薄好色之徒,是流氓恶棍,是夺人之爱的妖魔,是毁人家庭的鬼怪,是婚恋家庭中出现的癌症和艾滋病……因此,他们对第三者谈虎色变,心有余悸,必欲消灭而后快。 其实,第三者并不可怕,他(她)不过是一个偶然闯     

谈周作人早期思想变迁

周作人与鲁迅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士,在二三十年代具有同样的影响,被誉为现代中国文坛的“双子星”。然而,在后来的岁月中,鲁迅以其不懈的战斗塑造为一个伟大“旗手”,备受人们的尊崇;而周作人则沿着“冲和平淡”之路,滑进“自己的园地”,躲在“苦雨斋”中作起了“隐士”,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在抗战期间又附逆事敌,堕落为人所不齿的汉奸文人。人鬼之际,毁誉之间,判若天壤。周作人从一个战士淡化成“隐士”并最终滑向汉奸文人的结局．是与他的思想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 新文化运动之初,周作人和鲁迅一样,怀着改造国民…     

游侠冯燕和国王臣吉斯

这两人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冯燕是中国民间故事里的游侠,臣吉斯曾当过古希腊38年的国王。笔者之所以把这二人列在一起,是因为在他们二人身上各自发生了一起极其相似的故事,而故事里女主人公的命运却有霄壤之别。冯燕在民间一直有不错的名声。例如,曾有民歌这样说他:“此君精爽知犹在,常与人间留炯戒。”又如:“万古三河风义在,青简上,众知名。”但是,在我看来,这人根本就是一个地痞流氓、无耻恶棍,与侠义根本不沾边。有一次,他听说市场上有人为钱争吵,他人模狗样地跑去主持“正义”了,并当场把他认为不对的人给宰了。他那里还有一点“法制”,…     

无法穿越的象征主义：梁宗岱对梵乐希的接受

梁宗岱与梵乐希因为共同的文学理想构成异国之交。在对梵乐希的接受与传播中,梁宗岱成为我国象征主义诗歌纯诗理论整体观论第一人,又可以说是最后一个象征主义诗论家①。他为诗学领域展示了一个多层次、系统化、立体化的纯诗论体系,这由象征主义诗论以及梵乐希象征主义纯诗论与中国古典象征主义理论有机化合而来。所以他的诗论理论来源一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另一个则是国外的象征主义诗论,特别是梵希乐的纯诗理论。但是,梁宗岱却不是一个完整的象征主义诗歌创造者,这是因为他的聪明自恃而又疏于持续造成的。     

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新论

巴金是深受人们喜爱和尊敬的著名现代作家。他对黑暗社会的无情揭露和严厉批判,引起了旧社会青年知识分子的共鸣,为他们走向革命铺设了思想跳板。然而,巴金又是一个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对于这一点,他自己也从不讳言。而从二十年代起,无政府主义已成为一股抵制革命的反动思潮,这在学术界又已成为定论。于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被提出来了,既然巴金深受无政府主义这一反动思潮的影响,他为什么又能写出如此进步的作     

论鲁迅摄取域外文化的态度和方法

<正> 一 鲁迅是一位旷代未可多得的学者式的战士和战士式的作家。鲁迅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急遽交替变革的新时代和大潮流中,捷足跻臻思想和艺术的高峰,是与他敏于和善于从中外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分不开的,尤其与他对中外文化所采取的开放而又清醒、摄取而又扬弃、辩证而又务实的积极态度和创新精神,关系至为密切。 鲁迅说过:“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排外则易倾于慕古,慕古必不免于退婴”。这说明,鲁迅是坚决主张“别求新声于异     

说与不说之间——前期维特根斯坦的伦理关怀

前期维特根斯坦具有深厚的伦理关怀。可是,他一方面认为伦理问题对于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却又主张我们不可能构建任何有意义的伦理命题。因此,他一直为这一问题而苦恼:关于伦理问题,到底该说还是不该说?他最终选取了这样一个策略:通过澄清可说的东西,来显示那不可说的东西。除了从理论上作这种处理之外,他还坚持通过完全投身于哲学探究活动来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论《理查三世》的浪漫主义色彩

在莎士比亚的全部剧作中,《理查三世》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首先,从创作时间上来看,它创作于1592年,是莎士比亚的第四部剧作;若从出版时间上看,它出版于1597年,又是莎士比亚的第二部剧作。其次,从内容上来看,它以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为主人公,描绘了他的“悲惨事迹”。这种以坏人为主人公,以表现坏人的事迹为     

社会 自然 人生：雪莱诗歌的主题

雪莱的诗歌,主要集中在三个主题上社会、自然、人生.雪莱的政治诗歌使他成为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人物,而他的关于自然的诗歌,又使他成为英国浪漫之歌中最响亮的一个音符.在以人为主题的诗歌中,他赞颂了纯洁的爱情,揭示了人生的哲理和生活的奥秘.雪莱诗的这三个主题,使他成为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和世界文学史上杰出的抒情诗人.     

文化:人的第二天性

非特定化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正是非特定化使人获得了双重自由,一方面使人从本能统治下获得自由,另一方面又使人在趋向创造性的自我决定中走向自由。人的创造性与自我解释性补偿了人的非特定化所带来的不完善性,人能够成为他所渴望成为的一切东西。人的创造性的成果就是文化,文化补偿了人的非特定化和他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的裂痕。完整的人应该是创造文化的和文化所创造的人,他作为文化的产物是社会的,而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则是个人的。只有在这种文化哲学的意义上科学地理解人的问题,才能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有所裨益     

汉武帝的多面性格解析

汉武帝是一个有着复杂性格的帝王,甚至有一定人格矛盾乃至歧异、分裂的现象,他的人格内涵是不容易界定的,因此,这里对其性格只能做一个初步、直观、概括的描述.根据武帝生活中作为,包括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能够看出武帝性格有这样几个相辅相成的侧面:既多情重义,又冷酷无情;既任性天成,又老谋深算;既雄才大略,又挥霍误国;既倾向轻言,又擅长雄猜.     

文化是意识的唯一表演

一人类的生成史,是一部由生物进化逐渐让位于文化生成、文化进化的历史;而人类的发展史,则基本上是一部文化的发展史。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它创造了文化同时又被文化所创造;也就是因为它在这样一种双向的过程中历史地、具体地获得了文化的规定性,并具备了文化的能动性。人之根本地区别于动物,最终在于人在自身的发展中、实践中造就了自己的意识和文化。人的意识和文化,是使人从大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自觉地改造、利用自然,创造     

艺兰斋藏画欣赏

石涛和他的《兰花图》 石涛的纸上兰花,以莫可名状之美呈现在我们面前。青青兰草,在风中起舞,像一个多情的女郎,奔放而 热情,顾盼生姿,美目流辉。它的长长的叶子,飞扬的叶子,当空飞舞着,好像一边舞蹈不禁要唱出歌声来。纸 上的花,静止的花,可是石涛的心是自由的,他精神灿烂,要这永不凋谢的花,“日披拂于诗人之襟偑?笔? 作画,用情笔墨之中却又最怀笔墨之外,他是当时画坛“自我派的代表”,这幅《兰花图》,为其定居扬州时所 作。尘世之花,谢了又开,纸上的花,生生流转,是风中花的精灵,诗人的魂。 石涛(1642-1707),清代画…     

理想的超越与现实的沉沦——《红楼梦》中甄宝玉的形象价值论

《红楼梦》中的甄宝玉与贾宝玉思想个性先同后异,并最终彻底分化。小说中二者并置,互相映衬,意在表现离经叛道与回归仕途两种不同的人生模式和人生态度。甄、贾二玉性格由合而分的过程,是作者在世俗化与个性化之间徘徊游移并最终取舍的过程;二玉最终的性格分裂,也流露了作者创作心理的矛盾:他虽然最终令贾宝玉选择了出世之路,但在感情上又不能全然跳脱俗世的牵绊,因此让甄宝玉从贾宝玉身上分离出来,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二者相互补充,既可以写出仕途经济对一个人的荼毒和异化,又可以突出贾宝玉最终抉择的艰难和可贵。     

从郭璞的神仙道教信仰看他的《游仙诗》

郭璞对于神仙世界的追求绝非一时的冲动和偶然的兴趣,而是他一以贯之的宗教信仰。他认为在人间之外存在着一个独立的神仙世界,而人通过修炼可以成为神仙。这一认识不只是反映在他的学术著作和诗赋作品中,更被他付诸实践:为了成为神仙,他曾隐逸山林,并进行过多种方术修炼。郭璞对于神仙世界的向往和追求贯穿终生,并最终通过兵解正式成为神仙。正确认识郭璞的宗教信仰,不但是全面认识郭璞人生道路的关键,而且也是正确评价《游仙诗》的一把钥匙。     

暴发户的胜利与最终败绩——论西门庆形象的阶级本质和社会意义

长篇小说《金瓶梅》围绕着西门庆及其家庭的盛衰荣枯展开情节,西门庆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金瓶梅》是由《水浒传》中的四回书铺衍而成的。在《水浒传》中,西门庆不过是个调占良家妇女的浮浪子弟和市井恶棍,在书中用以铺垫和烘托武松的英雄形象。但是到了《金瓶梅》中,西门庆却成了一个社会意义远较《水浒传》中的原型为大的社会某种邪恶势力的代表。从他身上,     

西汉与匈奴交往中的伦理碰撞及融合——以忠孝观念为中心

汉地传统伦理观念的延展是伴随着汉匈交往史的另一个历史过程。在认识匈奴社会时,汉人常因匈奴人缺乏孝道观念而比之为禽兽,随着汉朝君臣秩序的巩固,汉人又因匈奴人采取敌视汉朝的政治立场而将之比喻为禽兽,这反映了汉朝将其君臣政治伦理施及匈奴的愿望。在应对匈奴所施行的对策中,和亲是通过建构次生型家庭伦理,将汉匈关系纳入君臣秩序。而招纳匈奴降人,则是利用匈奴内部君臣秩序的裂隙,将部分匈奴人纳入汉朝既有的君臣秩序框架。在汉匈决战阶段,匈奴降人金日磾成为汉朝的忠孝典型,这既是汉匈伦理融合的象征,同时也反映了西汉王朝对自身伦理废弛的忧虑。在汉匈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后,西汉朝廷最终从伦理角度肯定了匈奴臣服的政治抉择,而汉地传统伦理的因子则部分融入了匈奴人的制度、思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