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科学幸福感培养路径探析

学界对大学生幸福观的研究,提出了科学幸福观的概念,但关于大学生幸福感的研究多关注主观幸福感、客观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等,尚未形成科学幸福感的概念范式。究其原因,是认为幸福观是理性范畴,有科学幸福观,而幸福感是感性范畴,不能用理性化的科学性加以界定,这种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截然对立起来的逻辑和思维,导致科学幸福感研究的缺失,也导致科学幸福感在现实中的缺失。如此,探讨大学生科学幸福感的培养问题,对摆脱大学生校园幸福困境,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价值。     

幸福感的城乡差异分析——基于中国CGSS2008的调查数据

幸福感是人们对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一种情感性评价,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本文在文献评述及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提供的数据,从自我期望体验、身心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等三个层次上深入分析我国城乡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的差异。通过对分类变量进行有序逻辑斯蒂回归,发现城乡居民幸福感差异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不同,即农村居民幸福感不高于城镇居民。同时,简要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从快乐到实现:实现幸福感概观

实现幸福感是在实现论基础上形成新型幸福感理论,其根植于实现同一性理论、自我决定理论、自我目的性理论,经由自我实现、心流理论与人格展现几个阶段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当代幸福感模型。实现幸福感包括自我发现、潜能感知、生活目的、追求才智、活动投入和人格展现六个维度,涉及主观与客观两大要素,可由Waterman编制了《实现幸福感问卷》测量。实现幸福感崛起激发对"幸福"的重新思考和审视,为促进幸福感理论从快乐走向实现、促进幸福感理论模型融合、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研究基于972份农民微观社会调查数据,利用二元离散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保障因素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之间的关系,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保障因素方面的收入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和环境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经济保障在增进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要重视农村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在增进农民幸福感提升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强化农村社会经济保障体系建设,以增强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从儒家“乐”思想到幸福感研究

近几十年来,国内外的心理学界对幸福感的关注越来越多。西方学者已将幸福研究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同样,中国古代先哲也有大量对幸福或类似概念的见解阐述。分析儒家"乐"思想和当代幸福感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和相关性,可以展望当今的幸福感研究对个体、社会及国家的意义。     

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新方向

主观幸福感的早期研究首先着重描述不同类别人群的幸福,特别是在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等人口因素方面进行比较。在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第二阶段,理论模型得以探索,而且强调如性情、目标实现、适应和社会比较等变量。第二阶段的研究还包括主观幸福感测量的改进和验证。目前最尖端的第三阶段研究包括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探讨,以便清晰地认识影响不同测量的各种心理过程;以及探索多重测量和纵向设计方面的理论模型。     

社区文化建设中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社区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区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精神纽带,其在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社区文化建设有助于形成和谐、互助的人际关系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对提升居民幸福感有引领作用。而社区文化建设中居民幸福感又受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同度、参与度、满意度等因素的影响。文章以佛山市南海区社区文化建设为例,研究社区文化建设中居民幸福感与认同度、参与度、满意度以及年龄、性别等控制变量之间的运作机理。研究表明,控制变量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同度、参与度、满意度以及幸福感作用是不同的。而且认同度、满意度对幸福感是正的直接作用,参与度对幸福感不是直接作用,它是通过满意度、认同度与幸福感发生间接作用的。     

基层党政干部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幸福感是个体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重要指标。以基层党政干部幸福感的七维度结构为基础研究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中国人人格特质的外向性、才干以及处世态度可以有效地预测幸福感水平,个体所持有的价值观会影响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未来基层党政干部幸福感的研究应当在进一步探讨人格影响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的同时,更加关注环境因素对于幸福感的影响。     

幸福感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幸福感是公众对生活满意度和个体情绪状态的一种综合评价。本文拟把幸福感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范畴,在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幸福感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因子分析法,量化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程度,并建立起企业社会责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模型,以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公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本研究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机制,构建和谐社会、幸福社会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幸福感:指标与测量

幸福感指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早期研究主要有认知与情感两种取向,在四十年研究历程中,幸福感评估已经整合成为一个动态的整体框架,并从人格、社会,以及其他情景之间的交互关系来思考与了解、测量与评估幸福感。现代走向表现为认知与情感的综合、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综合、理论与数据的综合。     

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大学生综合幸福感结构验证与影响因素分析

以《综合幸福感问卷》为工具研究大学生综合幸福感。发现大学生幸福感在性别、文理科方面无显著性差异;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幸福感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学生干部的幸福感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城市学生幸福感高于农村学生;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因素主要影响主观幸福感;运动能提高幸福感,但过量运动反而会导致幸福水平下降。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回归作用的依次是运动时间、是否贫困生、年级、生活支出、性别、是否学生干部．对心理幸福感有显著回归作用的依次是是否学生干部、年级、运动时间和城乡来源。研究发现SWB与PWB都是幸福感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民生财政支出的幸福评价——基于CGSS(2012)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构建民生财政支出与居民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考察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民生财政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是政府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有效手段;居民的收入越高,民生财政支出对提高其幸福感的作用越强;民生财政支出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较于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稍强;民生财政支出对于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教育支出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医疗卫生支出对提高城乡居民幸福感的作用不显著。     

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反思与建构当代社会幸福感的两种视域

文章从理解什么是幸福这个概念前提出发,区分了理解幸福的两种维度。对幸福的不同理解直接关系到对幸福的不同态度和评价。从获得幸福的外在条件出发,从幸福和社会的关系去理解幸福时,我们是从社会存在层面反思当今社会人们的幸福感下降的原因;当我们从个体的主观方面去理解幸福感时,关注的是如何构建幸福感,树立起合理的幸福观。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本文在北京、广州、昆明、沈阳、西安五个省会城市取样的基础上,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情感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最大,其次为资讯支持和工具支持。路径分析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年龄、受教育程度还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完全经由社会支持这一变量来实现。     

生活质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

文献回顾表明,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目前的研究重心越来越偏向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等主观生活质量领域。论文对生活质量等概念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梳理,对生活质量研究中的两种不同视角、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生活质量研究的不同重点、生活质量测量指标的全面性与指标的可比性之间的矛盾、不同研究之间的借鉴和积累,以及对加强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间关系和联系机制的综合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跨文化视野中的主观幸福感

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发现 ,不同的文化中幸福感的标准与来源存在差异 ,主观幸福感理论模型主要有自我决定模型、多维模型以及目标模型。积极的自尊、关系满足、生活意义与规范、父母期望等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主观幸福感有着不同的影响。主观幸福感模型的文化整合 ,使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理解文化在幸福感中的作用和机制 ,未来的主观幸福感理论模型应该综合考虑不同文化的影响 ,从而能够深入地理解幸福感。     

政府行为、政治信任与主观幸福感

个人主观幸福感不仅受到心理、社会以及经济因素的影响,还直接受制于政治运作,包括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政治信任程度以及政府的廉政建设状况.在当下中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最稳定因素.而民众对宏观经济态势、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例如社会治安、医疗卫生等的满意度并不直接影响公民的主观幸福感,只有当对这些公共物品质量的评价转化为政治信任之后才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效应.腐败的横行会直接削弱每个个体的幸福感知,政府行为对于提升个人幸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路径研究

社区能力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新兴领域,社区能力所蕴含的社区主体能动性及其政策导向为研究居民幸福感提供了分析工具。已有研究探讨了社区能力建设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而忽略了社区效能感及社区社会工作在提高幸福感方面可能具有的影响。利用厦门市和深圳市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稳健聚类回归方法,对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区能力与社区外在效能感对居民幸福感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一结论对于引入社区社会工作方法,提高社区效能感和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