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试论朱子的礼俗观——以《家礼·昏礼》为例

礼与俗的关系,是礼学思想落实于社会生活实践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古礼繁琐难行,俗礼有违经义等现实问题,朱子重新制定《家礼·昏礼》以重整夫妇之大伦。首先,立足于古礼之基本精神,朱子大幅删减婚礼的繁文缛节;其次,严厉批评民间流于轻浮的鄙俚婚俗,但也酌情吸纳其中不害义理的仪节。最终,既契合古礼精神又切于人伦日用的《家礼·昏礼》在民间社会广泛流行开来,并由私家礼仪逐渐上升为国家的婚姻之礼。朱子通过“以礼化俗”的方式,使得儒家礼仪落实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实现化民成俗的目标,这对于当今重建儒家礼仪文明与人伦价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朱子《家礼》与道德建设

朱子《家礼》是继儒家《仪礼》之后影响古代社会生活最大的一部礼书。它的内容和思想对于今天的道德建设,包括道德教育、道德情感、道德发展、道德继承和道德规范等方面,仍然有着值得借鉴的意义。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明清徽州礼学生态考述

明清徽州作为宗法家族制地域社会，“村无稗俗，家存礼让”，素有“东南邹鲁”之誉。不仅有乡邦先贤朱子《家礼》的在地化施行，使其成为近世中国颇为典范的“礼仪之邦”，而且还有一大批徽州学者致力于经典礼书的考证与阐释，对于传统礼学的发展及乡规民约的转型与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明清礼学生态的考述，可以从中窥见地域礼学发展的世俗化和实用性，同时也彰显出时代学术由“理学”到“礼学”的思想嬗变与历史演进。     

试论金长生礼学思想的特点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重建社会伦理纲常,金长生毕生致力于礼的完善。金长生的礼学以人性论为依据,重视人自身的修养;其礼学以《朱子家礼》为中心,尤其重视丧礼和祭礼;他认为礼的功能就是维护正统秩序。     

王船山于《论语》“礼之用”章对体用论诠释的反省

船山于《论语》“礼之用”章的诠释,主要是针对《四书章句集注》而来。朱子以体用论之说来诠释“礼之用”章,将“礼之用,和为贵”的“用”字诠释为体、用之用,而“和”字则训解为“从容不迫”,有此从容之人才能显礼之可贵。船山则以为,“礼之用”章正是表现圣人制礼作乐的文化观,与体用论无涉,若依朱子的解法,则先王之制礼作乐并不足贵,而是要待行礼者从容不迫方才可贵。虽然船山学自身亦有强烈的体用义,不过船山认为对“礼之用”章套以体用论并不恰当。船山是将“礼之用,和为贵”的“用”字解作(礼之)“行于天下”,而“和”字则谓“和顺于人心”,即人心本具仁义礼智,而先王之制礼作乐便是和顺于此固有之要求而来,因此弥足珍贵。船山依此亦反对老子“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说法,老子只将礼视作外在的桎梏,却不知礼(乐)同于仁义等皆为内在,系人人本固有之。本文将对船山于“礼之用”章驳斥朱子诠释的部分以及回归先秦典籍脉络的解释进行探讨。     

论杨复《仪礼图》与张惠言《仪礼图》之关系

朱子学派的礼图传统深刻影响了宋、元、明、清各朝的礼学发展轨迹,而杨复《仪礼图》是其代表性作品。张惠言《仪礼图》是在吸收杨复《仪礼图》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成果,成为中国传统礼图的高峰之作。张惠言《仪礼图》继承了杨复《仪礼图》立足朱子学派遵循《仪礼》的传统,但张惠言《仪礼图》着重于实用性,而杨复《仪礼图》着力于解读《仪礼》文献,两者之作图目的不同。张惠言《仪礼图》细化与完善了杨复《仪礼图》所建构的礼图体系。两者之异同根源于各自的时代文化。     

韩国李朝《诗经》学以《礼》解《诗》的文化意义

以朱子《礼》学解释《诗经》是韩国李朝后期具有本土特色的解《诗》方式,也是李朝对中国朱子学说全面接受的具体体现。重在论述李朝这种解《诗》方式产生的文化背景,以及李朝士人用朱子《礼》学阐释《诗经》过程中对诗意的丰富,并论证了李朝《诗经》学在《礼》的民间化过程中所获得的普及,以及其对于夯筑韩国儒学民众基础的意义。     

明清时期徽州民间择偶观探究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民间择偶受到朱子《家礼》的影响,男女议婚重视对方的家世门第与人品才学。然而,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加之徽州商人的影响,徽州地区百姓在议婚时出现了违反《家礼》精神的行为,除了外貌条件这一古往今来男女择偶标准外,财富水平成为了择偶的重要标准。     

《春秋宗朱辨义》与直书示义之书法

持比事属辞为研究视角,参考《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之论说,以《春秋宗朱辨义》为研究文本,考察张自超《春秋》学之原委,究竟如何宗朱。同时阐述即事可以显义,比事属辞可以观义以及以《经》治《经》,可以“无传而著”诸理念。上述观点,分两节阐说论证：一是“直书示义,予夺俱见”与朱子《春秋》学。拟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之视角,凸显朱子《春秋》学之主轴,为后半幅论说提供学理依据。二是“据事之实,仍史之文”与《春秋》宗朱。朱子《春秋》学,或语焉不详,未臻完善;或疑似之际,有待辨析。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既述且作,兼顾“宗朱”与“辨义”,往往于前修未密处,后出转精,以建构自成一家之《春秋》诠释学。由此观之,张自超著《春秋宗朱辨义》,堪称朱子《春秋》学之功臣。     

全球化视野中的朱子学

当前,朱子学的研究已是一种超越国界、超越历史的学术活动,朱子学研究的全球化早已成为一个既成事实。朱子学是行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早在700年前,朱子思想积极参与了东亚思想一体化进程,此时的朱子已经是世界化的朱子。立足于当代与未来,全球化需要什么样的朱子学？朱子学的精神怎样参与人类精神的建构？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朱子关于“全体大用”、“理一分殊”、书院教育、身心修炼、家礼、关爱弱势群体、文化谱系的承传等理念仍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只有把朱子学真正落实为一种全球共同遵循的生活方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学的全球化。     

金榜的礼学思想及其社会史意义

明清徽州之所以享有"东南邹鲁""贾而好儒"的美誉,多因传统儒家礼制与朱子《家礼》"在地化"的有效施行。歙县金榜以翰林而居家治生,倡导敬宗睦族,恤党赒里;其《礼笺》一书"以古礼证今俗",振兴世风,化民成俗。据此可见清代以来徽州士绅在引领时代学风的地域发展、社会伦理的价值取向,及礼仪民俗的规范化诸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九歌》承王命作于怀王十七年说”质疑——与孙常叙先生商榷

《楚辞·九歌》产生的时代,王逸《楚辞章句》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缝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朱子《集注》亦有类似说法。但是,近代和现代学者,对王注多持否定态度。在入正题以前,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简单回顾。胡适在《读楚辞》中断言:“《九歌》和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见《胡适文存》卷二)游国恩、陆侃     

罗钦顺与王阳明学术论辩述评

王阳明提出《大学》古本问题,给自己的观点寻找经典依据,又作《朱子晚年定论》,提出朱子晚年折从象山说。作为明代中期朱子学代表人物的罗钦顺,与王阳明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还涉及王阳明的理论核心“良知说”。     

郑玄“三礼注”诗乐思想探析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的简称。郑玄为“三礼”作注,在训释名物、注解经文的同时,还详细阐发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对诗乐的生成、功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给后代研究以重要影响。     

“周礼三德说”与道德的层次性

《朱子大全》第六十七卷“杂著”中,有一篇“周礼三德说”,对《周礼》中所讲的“三德”作了解释,对三德之间的关系讲了一番道理,其中有些思想对我们正确理解道德的层次性和实施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哲学社会科学新成果荟萃之二

一、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潘立勇 ,在《浙江大学学报》2 0 0 1年第 3期上发表了《朱熹、人格美育的化育精神》一文 ,该文论述了朱子理学美学人格美育在承继儒家仁学化育思想的基础上有独特的发展 ,其人格美育的化育之道主要是承继儒家的命题 ,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游于艺” ;其化育之方则表现为“学”、“践”、“养”、“化”等基本范畴。二、南京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孙宁华和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洪银兴 ,在《南京大学学报》2 0 0 1年第 3期上发表了《新时期的两岸经贸关系互补性、障碍和机遇》一文 ,…     

从朱子《家礼》到日用类书

借助于朱熹《家礼》之类的文本，历史学家对宋代社会生活诸层面做了细致描述，不过，《家礼》中虽有对时俗的描写，也有相当部分内容只是书写者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设定，而非宋代已发生的事实。在宋代，虽有少量士人据《家礼》来指导日常之礼，但这一时期的实践者多为服膺朱学者的自觉，他们的演礼活动是用以反观儒学天理、人事的知识验证。另外，他们还在各地刊刻《家礼》，并以注释、附图等方式系统考订与完善礼书，这些纯学术化的知识方式，对加深礼书的理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日用类书改编、借用了宋代家礼书写者所订立的礼文，将纯学术化的知识以通俗的方式钞编进入实用型的类书之中，使之成为民间日用知识体系的其中一种，广为流传，并最终为《家礼》成为民间通用礼作了重要铺垫。     

朱子与张栻“《仁说》之辩”书信序次详考

近年来,关于朱子和张栻的仁说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对于朱子与张栻《仁说》及相关论辩书信的考证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通过对他们书信的考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朱子《克斋记》初稿先于《仁说》初稿,朱子《仁说》初稿约作于壬辰二月或三月;朱子分别在壬辰十月或十一月和壬辰十二月两次修改《克斋记》,于癸巳五月或六月最终定稿;朱子约在癸巳五月或六月修改《仁说》、在癸巳八月或九月对《仁说》进行最终定稿,《仁说图》当作于《仁说》定稿之后,约作于癸巳冬;张栻《仁说》初稿约作于癸巳五月或六月,约最终定稿于癸巳十月或十一月;朱子和张栻关于朱子《仁说》初稿的辩论约发生于壬辰二月至壬辰十二月;张栻《仁说》初稿约在癸巳五月或六月作成后,朱子作《答张敬夫论仁说》第四十八书讨论张栻的《仁说》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