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诗歌语言反讽特征论

反讽既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世界观。不同层面的反讽给穆旦诗歌语言带来了不同的形态:修辞反讽形成了所言非所指的语言形态;浪漫反讽形成了含混多义的语言形态;新批评反讽与后现代反讽则形成了穆旦诗歌语言知性特色。穆旦对反讽这种现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借鉴与创造,从创作而言,生发出诗歌内部的矛盾张力,丰富了诗歌的外在语言形式;从哲学层面来说,使中国新诗在现代性的构置上与西方最前卫的现代派诗歌形成了对接。     

"异质"≠"神秘"——评索绪尔的语言"同质"观

言语是"活"的语言,它是语言的导向,也是思维的导向。时空的变异、社会的异质及主体的人文性决定了言语的异质性,但"异质"≠"神秘"。言语符号的不断重复与组合呈现一定的规律与制度,是探索语言本质、语言变化机制和预测语言规律等的很好契机。语言与言语没有自然界限,水乳交融,因而语言也不可能是"同质"的。     

试论民族间语言的相对性

民族间语言的相对性从自然环境、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三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民族间语言相对性的形成原因,以期对跨文化交际提供理论指导。     

界限的语言化和主体的界限化——维特根斯坦对康德哲学的改造

康德哲学是以界限问题为核心展开的,而界限问题又可以归结为先验主体问题,它可以通过"我能(知道)什么?"这一形式展示出来。维特根斯坦对康德哲学的改造是通过界限的语言化和主体的界限化进行的,即把康德哲学的理性界限改造成为逻辑语言界限,并通过主体的界限化使主体成为世界的界限,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主体——界限主体。由于界限主体具有"零位"特性(类似于数学中的零),于是,康德关于主体能力和理性界限的提问"我能……?"相应地就转变为一种基于"零位"主体的逻辑语言的意义标准的提问"人们怎么能……?"哲学问题也就转移到了以探讨"怎样"为特色的"Canbe"问题上来了,康德的哲学问题也就从理性的平面转移到了语言逻辑平面。     

语言界限的特性及其伦理意义

康德哲学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把理性界限和伦理学结合起来,使理性界限既具有知识的维度又为伦理划定了地盘,为其伦理提供了一个积极的开端.与康德相比,维特根斯坦则把理性界限化为语言界限,并使语言界限本身完全伦理化,把界限的完全性、未知性、整体性和存在性作为伦理的前提、对象,建立起了关于世界存在的体验伦理学,而这种体验是一种零性意志主体的体验,通过这种体验,世界成了"我的世界".     

谈思维与语言可分的相对性

本文对思维与语言的起源、个体心理发展中思维与语言的发生、聋哑人的思维和掌握了语言的正常人的思维现象探讨，说明思维与语言的可分具有相对性     

禅宗明心见性与语言相对性及其自我超越

人一生下来便被置于话语的世界。语言的问题关系到人的思维方式问题，关系到人如何观察世界和表达自我的问题，关系到个体如何关联自身与世界、如何生发意义与价值。然而语言的相对性无疑直接决定了个体自我的相对性和局限性。个体的自我超越是对语言框架的突破和回归，禅宗倡导的明心见性与方法由此成为贯通相对与绝对的桥梁。     

现代新诗的语言与文体问题再认识

胡适认为现代新诗的语言是白话,古诗中"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诗就是"白话诗".这不仅混淆了诗歌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古代优秀诗歌和普通白话诗的差别.在胡适的影响下,新诗以未经艺术加工的白话语言走向了"非诗"的道路.鉴于诗歌文体对于审美语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新诗一直试图摆脱自由文体,建立文体规范.在新的成熟文体出现之前,新诗应该以必要的"诗体意识"对诗歌创作进行内在的规范和引导.     

论后期海德格尔的"语言本质"思想

海德格尔对语言本质的探讨始终是在"语言与存在相互归属"这一洞察的指引下发生的.对语言本质的考察首先需要清理出一条通向语言自身的道路,然后在这条道路上追问语言本质.在语言本质的揭示中,本质被转换为同一与差异的根据,这样,语言的本质即是本质的语言,存在与语言在本有的真理中相互共属.     

语言的契约性及其表现

社会行为的和谐和效率主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实现,语言也是这样.契约性是语言的根本性质,是语言秩序的要求,是语言系统不断强大的原因.它在语音交流和文字表达上有不同的表现和要求,即语言合同和语言法.它解释了语言文字对于社会调控的内在需求会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强的原因.     

错位、反讽与哲学病——语言游戏的误解与误用

维特根斯坦在其早期和晚期思想中均否认哲学理论的可能性,哲学问题的产生根源于对语言的误解。从《哲学研究》的角度看,语法笑话和哲学问题有相同的根源,即语言游戏的错位。哲学应当表现为一种活动,而非一种理论。这种活动即反讽。通过分析维特根斯坦的《论确实性》和苏格拉底的《游叙弗伦篇》,可以显示这种哲学的反讽风格。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小说语言观阐释

汪曾祺是新时期小说语言观从工具论向本体论转变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理论话语、评论话语与创作实践互相支持,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曾祺有关"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观念包含了"语言即内容"、"语言即文化"、"语言即风格"等不同认知维度.剖析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可以管窥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一个侧面.     

基于文学与语言学两个视角看《午餐》的语言

本文主要从现代语用学及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之中的话语理论的角度来对《午餐》这一部短篇小说中的语言进行分析.分析《午餐》中的语言我们即可发现,其中运用了语用学之中有关会话的"礼貌原则""合作原则"等多种具体准则;可是从文学之中的话语——权利理论视角来对其进行分析的话,这部小说作品刚好是对于这些准则与原则所蕴含的现实社会关系以及话语权利关系的一种反讽,这种对照从某些方面而言也很好地体现出了现代语言学从语法到语义之后再到语用的重心转移,只有更好地认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把握语言系统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语言分析活动与哲学思维的结合——从“语言游戏说”看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研究

现代语言学研究越来越多地趋向于与哲学相结合。语言学利用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言语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及其运用,结合哲学中的逻辑概念逐渐发展为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作为语言哲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语言转折的开拓者,把认识论考察的主体从私有的自我扩展为公共的作为人类总体的形而上学的我,从传统的个人经验和思维推进到人类语言的水平和层面,提出认识的界限就是语言的界限,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关于语言的意义以及怎样理解的语言问题。从哲学观上说,他把语言哲学归结为语言分析活动,把语言的表述与哲学思维相结合,使语言与哲学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开拓了语言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语言转向之后

"语言转向"的核心意义在于坚持哲学之为概念考察,以抵抗把哲学转变为伪实证科学的倾向.然而,这一努力被广泛理解为应将哲学问题视作语言问题,引使人们把哲学混淆于语言学和语义学.本文通过明确哲学的反身性质,划清哲学和语言学、语义学的界限.     

论语言的“限制”与“创造”

语言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一种"精神不断地重复的活动"。它和思维交织在一起,从一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及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一个民族的语言在对该民族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影响的过程中,既有限制性的一面,又有创造性的一面。每一具体语言都有其优点和缺陷,每一词的出现都具有着一定的界限,它只能在这一界限内独立地构造。但随着生活、实践的发展,其内又包含着它突破这一界限的涌动的力量。所以,语言对于思维有着制约性和创造性的双重作用。     

论诈欺和欺诈--兼议法律语言的通俗化

文章通过对两大法系和罗马法涉及"诈欺"制度的分析,辨析"诈欺"和"欺诈"用词的优劣,企图以此展示法律语言的"通俗化运动"和法律语言本身特质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在立法文本及译著中使用"诈欺"是妥当的,并且主张法律语言的"通俗化运动"应该有恰当的界限.     

论纵向语言诗学

在刚刚结束的20世纪诗学史上,语言诗学始终是最重要、最具先锋性的,无论是早期形式主义,还是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也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女权主义等各家的诗学,在广义上都可以称为语言诗学.然而这些语言诗学基本上都属于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诗学,或者可以称为横向语言诗学.那种建立在具体的不同语种基础上的语言诗学,也可以叫做纵向语言诗学,或者母语诗学,却始终没有形成,如俄语诗学、汉语诗学、英语诗学等.而对诗歌的研究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这种纵向语言诗学.因为每一首诗都是用一个具体的语种写出来的,它最重要的价值也是由它的母语决定的.     

"名":在语言符号理论的视阈中

名是先秦名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它本质上属于语言符号的范畴.但与以表音为特征的印欧语言符号系统不同,作为以表意为特征的汉语言符号系统中的名,并不是象征符号,而是一种图像符号.并且,在表达关系、指称关系上,名也有其不同于印欧语言符号系统的独有特质.     

"重估一切":初期新诗的语言表述考察

初期新诗是汉语新诗的最早形态,其语言内质是后来任何一种新诗语言形态的必然追溯,因此发生学的意义大于本体论的意义.语言媒介的混杂、外在目的的催生,以及在矫枉过正思维支撑下的对传统汉语诗歌历史延续的彻底拒绝是,导致初期新诗语言繁乱的主要原因.初期新诗很好地完成了告别传统语言表述形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