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林诗话》中看宋诗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

本文试图从诗话角度,以《石林诗话》为例,浅析宋诗时柳宗元诗歌的接受的表现。柳宗元诗歌对宋诗有影响,而作为宋代诗话中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又是对宋诗研究的重要著作,《石林诗话》中对宋诗人的评价,符合柳宗元诗歌的一些特点,体现出柳诗对宋诗的影响。     

唐宋时柳宗元诗歌和散文不同的接受命运

柳宗元是诗、文兼擅的文学大家,然在唐宋时,其诗歌和散文的接受命运却截然不同.这表现为:在中晚唐和五代时,柳宗元主要以散文闻名,其诗歌处于默默无闻的境地;在两宋时,其诗歌和散文出现接受的分野,有着不同的接受轨迹,他的散文在北宋立国之初就迎来了接受史上的春天,而他的诗歌直到北宋中期的苏轼才"发明其妙",同时,对于柳文和柳诗的历史评价也存在着诸多相异之处.作为同一作家的诗歌和散文,却经历了不同的接受命运,这是文学史上比较独特的现象,有着深刻的接受语境.     

唐宋柳宗元接受之比较

相对于中唐、晚唐和唐五代而言,柳宗元在两宋时的接受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在:在接受态势上,由"寂寞"走向了"热闹",迎来了接受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在接受态度上,由"毁誉参半"到拥有了众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为其"永贞革新"事件平反昭雪,出现了接受史上的一个"拐点";在接受方式上,把晚唐时散文领域的"韩柳"并称之法扩展为"韩、柳、欧、苏"之说,同时把散文领域的同流并提之法引入诗歌批评,由"陶柳"、"韦柳"并称之法推演成"韦、柳、王、孟"之说,此外,还开创了"删诗"之法。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化,基本奠定了柳宗元在宋代接受的格局。     

百年来宋诗中兴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南宋诗歌的中兴,是继唐代开元、元和及北宋元祐之后的又一诗学高峰,也是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近百年来,有关南宋中兴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研究初兴:20世纪初至1949年;局部深入:1949年至1979年;全新拓展:1980年至今。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在与南宋中兴诗歌相关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宏观考察、群体流派和分期研究、"历史—文化"研究、作家个体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当然,相关研究还存在较大开拓空间:一是南宋中兴诗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有待进一步拓展;二是文学文化学研究的深化;其三是南宋中兴诗歌转型的研究。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余秀华诗歌谱系与疼痛美学--以《诗经》、海子、“梨花体”为参照

余秀华是新近爆红的诗人,她的诗歌理应纳入一个比较系统的评价体系之中。从互文与弃妇诗传统、意象选择与陌生化以及疼痛与戏仿三个方面分别将她的诗歌放在《诗经》、海子,以及与之同时而稍早的“梨花体”诗歌系统中,看她的诗对《诗经》以及当代诗人作品的继承、发扬和疏离,并由此衡量其诗歌创作的谱系、特色和得失。     

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性思维论

诗性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智慧,铸成了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的诗性特点,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思维的整体观决定了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总是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视为一个具有普遍联系的整体,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视为一种既相互冲突、相互矛盾又相互包容、相互统一的辩证性关系。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思维的想象性类概念决定了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用现代诗性隐喻表现出了对作为整体象征的理想的精神家园的中国大陆以及作为具体象征的中国大陆的自然世界的向往与追寻。三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诗意性和审美性决定了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对汉语中的象形性、暗示性、模糊性三个方面的诗性因子的激活与强化。     

南宋中兴诗坛的师承与文学史演进

师承是影响文学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南宋中兴诗坛的师承可以归纳为学术型、政治型、文学型三个系统,它们从政治学术、人格精神、诗歌艺术等层面对南宋中兴诗坛产生了深刻影响。南宋中兴诗人在继承师学的基础上,又以积极进取的精神超越了师承,树立了新的诗歌艺术典范,创造了宋诗“中兴”的局面,推动了文学史的演进。     

雁翼诗歌艺术个性探寻

雁翼是一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战士诗人,他一生中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不断探索诗美理论,形成其诗歌敢讲真话,勇于创新的独特个性。他的敢讲真话,主表现在为人民讲真话,敢爱敢恨,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创新方面,他创作了大量的十四行诗和三行诗,不仅在诗歌表现内容上,而且在诗歌表现形式上都有所创新。今天我们研究雁翼诗歌艺术个性,对当今诗歌创作走出一条创新之路,仍不乏借鉴作用。     

论郑敏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

郑敏的诗学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命诗学,强调诗歌的本质在于生命,诗歌力量的源泉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无意识结构,而诗的生命则在于矛盾运动。二是语言诗学,强调诗的语言以他自身的生命而存在,诗人应倾听语言,敬畏语言,而中国古典诗歌对诗语美的追求为新诗的语言创造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传统资源。三是新诗批评,其中许多观点充分体现出诗人见解的原创性。     

彭燕郊后期诗歌理论与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影响

在彭燕郊的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存在着外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深刻影响。“七月”诗派时期 ,由于受到鲁迅和“七月”诗派同人的影响 ,彭燕郊的诗歌创作已经不自觉地出现了现代主义的萌芽。解放后 ,尤其是从 80年代以来 ,诗人更是自觉地、系统地梳理和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 ,使其独特的诗风得以成熟。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对诗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思考的诗、通感的诗、散文的诗。     

南渡诗坛对苏黄诗歌的接受与反思

南渡诗人有关苏黄诗歌的讨论,是苏黄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当时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具有重要诗史意义。南渡诗人揭示了苏黄突破唐人藩篱、变"国朝诗格"的历史地位,并细致分析苏黄诗歌在语言艺术方面的创变,凸显其以文字、才学为诗的特点。这些观点,对后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南渡诗人也不讳言苏黄因刻意求变而产生的"短处"。苏黄诗歌蕴含的学古与新变的辩证关系,启示南渡诗人直面古老诗学传统,博取兼收,突破苏黄牢笼,探索诗学新路径。他们面对苏黄诗歌表现出了自己的识力、魄力,却少才力,宋诗新高峰还有待来人。     

王庆澜《和长吉诗》在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价值

王庆澜的《和长吉诗》是现存唯一的对于李贺诗歌进行全部唱和的作品。唐代天才诗人李贺的作品,以其瑰奇的风格独树一帜,受到历代读者的广泛喜爱,拟长吉体、和长吉诗,代不乏人,构成了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重要层面。关于李贺诗歌接受史方面的研究,专著、论文已经很多,论述可谓详尽。馆藏王庆澜文集更正了以前研究中对其生平及著述的错误记载,论述了王庆澜《和长吉诗.自跋》的理论价值并阐述了王庆澜《和长吉诗》在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重要价值,极具学术意义。     

从新月派的节制情绪到新生代的冷抒情

诗是主情的。但在中外诗史上，都有主张对情感予以控制的诗歌流派。在西方诗史上，从19世纪初浪漫诗歌的主观抒情到30年代开始出现的诗由主观抒情向客观化描写的转化，直到本世纪初艾略特极力主张的非个人化诗论，形成了诗歌艺术表现的新潮流。在我国新诗史上，新月派在艺术表现上节制情绪，倡导新古典主义诗风，直到80年代中后期，新生代（又称第三代）诗人举起客观主义旗帜，在艺术表现上主张冷抒情，同样形成了诗艺发展的新流脉。从新诗现代化角度探讨新月诗派和新生代诗人这方面的艺术特色，无疑是有意义的工作。反叛自我表现新月和新生…     

析王维山水诗中的取景艺术

“诗中有画”这是北宋苏轼对盛唐诗人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总结和概括。王维究竟用什么手法写成“诗中有画”的效果,笔者试式王维山水田园诗里,运用光线、取景范围的变化和构图的精巧与趣味性这三个方面来探讨诗人的取景艺术。运用光线光线是表现物体立体感、空间感和色彩美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在光线照射上,景物     

宋元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

宋元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气"作为诗歌本质所在的阐述,二是对诗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创作角度对诗气表现的考察.在上述三方面宋元诗论家都继续拓展、充实与深化了对诗气的论说,是古典诗气论系统的一个重要传扬阶段.     

豪愁国愁和己愁诗仙诗圣与诗囚--比较李白、杜甫、孟郊诗中的"愁"

"愁"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常见题材,在唐代诗歌中咏愁诗占有很大比例.唐代三诗人李白、杜甫、孟郊诗中的"愁"因产生时代和诗人性格原因所致,其所表现的情感内涵,也大不相同:李白多是"豪愁",杜甫多是"国愁",孟郊则多是"己愁".而且他们写愁的艺术表现方式以及排闷解愁方式也各有差异.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守望文明——论吉狄马加的诗

理解和领悟自身的文明处境,并在诗歌中对这一处境做出创造性的回应,是每一个成熟的诗人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对于中国当代诗人,由于华夏文明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复杂处境,这一课题显得尤为艰巨和复杂,由此导致多数诗人无论与传统文明还是现代文明,都处于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造成当代诗人以痛苦、孤独、焦虑以至仇恨等消极情绪为写作动力的原因,也是其主体分裂、主题和形式趋于破碎的内在原因。而吉狄马加的诗为当代诗歌提供了一个以主体的完整、主题和形式的和谐为特征的相反例证。吉狄马加所置身的彝族文化圈,一方面具有悠久深厚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与人们当下的生活仍然保持了有机的联系。他的诗从这一文化状态出发,在当代诗歌中呈现了独特的面目:既与自身的文化传统保持高度的和谐,同时出色地表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一个自洽于其固有文明的诗人对人的世界和自然万物的深邃理解以及由这理解所生发的深沉的爱。诗人以对本民族文化的关切、倾听和领悟为起点,走向了对他者的理解,走向了对其他弱小民族命运的关注和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关怀。幸福、理解、爱、和谐,这些伟大艺术的基本主题在吉狄马加的诗中无不得到有力回应。吉狄马加的诗不仅成为当代诗歌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也为当代诗歌的重新出发提供了丰富而有力的启示。     

戴望舒诗歌意象建构

论文围绕戴望舒诗歌意象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第一部分从戴望舒诗中的意象“泪”入手，从具体的诗歌作品分析中，指出其诗歌感伤的特征；第二部分分析意象“梦”，在“梦”里，既流露出诗人对前途的迷茫，又寄托着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第三部分从诗人对意象“水”的选择，看出诗人的个性气质，以及在时代潮流中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