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民歌中陵北方言字词考释

陕北民歌浩如烟海,绚丽多彩,是陕北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但由于历代文坛的文人学士看不上民歌,不屑于为之作文字记录,加之民歌都是用当地方言传唱的,也确实难以笔录,故此,陕北民歌历来未有记录;只是到“延安时期”,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活》的精神鼓午下,延安的部分文艺工作者才第一次有组织地对陕     

陕北民歌抢救与保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析

随着歌者的锐减、听众的大面积流失、作品缺乏超越与创新以及老一代歌唱家的相继逝去,既蕴涵丰富的思想内涵又蕴涵着深厚的文化价值的陕北民歌正面临着逐渐走向消亡的艰难处境。结合陕北民歌搜集、整理与研究的现状以及陕北民歌自身的特点,对陕北民歌的抢救与保护应按照搜集与整理、理论与研究、改造与创新、开发与利用四个步骤逐步来完成,让陕北民歌这一民间艺术的瑰宝和民间文化资源在新的时期为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新时期陕北民歌的创作与研究

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给艺术家开辟了广阔无垠的创作空间,作曲家们为陕北民歌在新时期的发展,创作改编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些作品主要有：老歌新编、新歌创作、影视作品中的陕北民歌、通俗歌坛刮起＂西北风＂。新时期陕北民歌的研究工作大体是从以下几个步骤逐步完成的：搜集与整理、理论与研究及陕北民歌在声乐教学的理念与实践。     

陕北民歌研究综述

陕北民歌,作为全国民歌海洋中不可或缺的一隅,一种偏僻的地域文化,它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是从1938年以后开始的。根据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以及陕北民歌在文本搜集与理论研究上出现的不同成果,陕北民歌可划分为延安启动期、建国推动期、文革停滞期和改革开放腾飞期四个不同研究时期。对陕北民歌的文本搜集及理论研究成果分析归纳总结,可以得出其研究逐渐走向科学化、学术化。     

语言学方法与陕北民歌研究

民歌歌词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推进陕北民歌研究。从方言地理学角度考察,陕北方言分区与陕北民歌色彩区划基本对应;语言考释能揭示出陕北民歌形成、发展的历史线索;陕北方言的特征分析是深层把握陕北民歌艺术特质的必要路径。     

论陕北民歌的功能性在当代社会衰微及对策

运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发现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陕北民歌的诸多传统性功能正在不断走向衰微.针对这一现象,应该高度重视对其进行挖掘整理、理论研究;并且应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加强创新与传播,使陕北民歌重现它的生命力与独特文化魅力.     

陕北民歌“兴”的修辞效果

陕北民歌“兴”的修辞效果表现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在形式上，起兴句在章节中作为重要构造，使民歌句子呈现出成双成对、整齐匀称的形式美；在内容上，起兴句为民歌营造情绪氛围、酝酿感情基调，并且通过这种情感联系把平凡事物诗化成为诗歌意象。     

陕北民歌艺术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传承发展研究

陕北民歌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功用性差异直接影响着陕北民歌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方向。陕北民歌可分为传统民歌、革命民歌、新时期民歌三个发展时期。陕北传统民歌的传唱使人们对陕北民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1949年陕北民歌得到发展，革命民歌改造与融洽了传统民歌，新民歌运动拓展与发扬了陕北民歌。新中国成立后，陕北民歌得到了空前传播。     

论陕北方言在陕北民歌中的作用

陕北民歌依附于陕北方言,陕北方言于陕北民歌有着重要的作用。陕北方言中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使陕北民歌的演唱呈现出独特的魅力;而土色土香的陕北方言词汇大大增强了陕北民歌的表现力;另外陕北方言词法运用的一些特点,让陕北民歌生动而充满情趣。     

《河州"花儿"与陕北"信天游"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评介

<河州"花儿"与陕北"信天游"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是一部专门研究"花儿"、研究"信天游"进而研究民歌共性与差异的理论专著.专著确立的4个比较主题合理,所采用的"量化--质化"的研究方法科学,文本应用较好,这使得专著对于两种民歌的比较研究既有理论性的思辩,又有感性和诗意对人的熏陶.由于作者是个热爱民歌的民间歌手,同时对民歌又潜心研究多年,因而该书的见解独到,理论探讨有深度.专著虽有不足,但瑕不掩瑜,待今后修正、完善与提高.     

《周易》中的“日”及相关问题

"日"是《周易》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周易》卦象中乾、离、震、艮为日。"日"、"实"同义,乾、坤、艮为实。"实"、"是"同义,"是"象征"帝"与"王命"。     

《逻辑哲学论》中“死亡”概念的语言分析

《逻辑哲学伦》是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是基于现代逻辑方法进行论述的,包括他对"死亡"概念的阐述与分析。利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尝试对"死亡"概念的诠释,并得出以下结论:(1)"死亡"的对立面就是"生活,生存的状态"。"死亡"意味着个体生活世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面终止,而整个"逻辑可能世界"并不因此而改变,只是消长;(2)"死亡"和"生活世界"属于不同的世界,人不能体验"死亡";(3)"生活世界"在个体那里是无限的;(4)对于"死亡的灵魂"与"在世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只能站在这个世界的外面来理解,但是不可能。     

《墨子》的《诗》学观

<墨子>引<诗>论<诗>数次,考察其对<诗>、<书>以及对<诗>不同部分的选择,可管窥<墨子>的<诗>学观.将其与其它诸子进行横向比较,可发现<墨子>的<诗>学观的独特性.将其纵向研究,亦可丰富完善先秦的<诗>学系统,尤其是<墨子>在<诗>经典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易学在蜀蜀学在易

易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即有“易学在蜀”之说;同时,“蜀学”一词也在此时形成。根据各个历史时期蜀易的表现,说明有独创精神和包容特性,足以体现蜀学以易学为旗帜。     

《周易》之“避害”思想阐释

《周易》作为中国流传久远的、对中国文化史影响巨大的文化典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其思想体系朝向"避害"的功效。作为一部"占卜"之书,它以象喻人事,定出吉凶,教人避害;通过吉凶祸福的转化规律,教人避害。作为一部"圣人"之书,它从精神方面教人要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从行为方面教人要有恒心、人生目标和行善居中,从言语方面教人要遵守言语为"君子之枢机"谨言慎行,从而使人生全面地"修德"避害。其避害思想,既符合警示又符合知行,既符合个人人生的需要,又符合社会教化的需要,具有恒久的价值。     

“歌”为体、“诗”为用:试议“花儿”的诗性特征

"花儿"被誉为"中国西北的诗经(歌)"。通过理论界定"花儿"文学形式、回顾与创新诗性特征理论判定标准,从内容、形式、功能和想象力4个维度对"花儿"所具有的诗性特征进行综合判定。论证表明,"花儿"在内容、形式、功能和想象力方面均具有诗性特征。诗性特征使其便于传唱,其本质仍是"歌",而非"诗","花儿"是一种以"歌"为体、以"诗"为用的民间口头文学。     

国家安全中的“国家”概念

汉语"国家安全"的两种英语表达State Security和National Security各有长短,难以取舍,因而需要一个把state与nation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的英语新词。依据汉语旧词"国家"能容纳英语state、nation和country的高度概括性,给英语造一个新词"guojia",把"国家安全"在英语中表达为"Guojia Security",便能把国家安全学理论要求的"国家"概念的普遍性、科学性与人文性、民主性很好地统一起来。     

“N的V”短语中“的”的性质

体词性的"N的V"短语有别于一般的体词性偏正短语,这使得人们对"N的V"短语当中的"的"也存在诸多争议。认真考察"的"在"N的V"短语中的表现,我们发现"的"在"N的V"短语中的主要功能是表示强调。     

《荀子》中的“智德”思想新探

<荀子>提及"知"(智)达487次,显示出对"知"(智)的高度重视.荀子突显"心"(解蔽心)的认知意义,将"知识"作为"智"的第一要义;把"是是非非"看作"智"的第二要义,将其视为"智德"的主要内涵.荀子的"智"有不同等级之分,"智德"并非只是作为辅"仁"的次德,而是与"仁德"等量齐观的主德.其意义与价值在于:承接孔孟对"智德"的重视,将"智"提升为建构整个道德实践论的基础核心概念.     

"发生"与"历史"的初步分离——胡塞尔1931年"圣诞手稿"解读

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义上清晰地区分"发生"和"历史"是极为困难的。胡塞尔本人1931年之前的文本对这两个概念的混同以及当代西方一些现象学研究者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视而不见都证明了这一点。胡塞尔1931年的"圣诞手稿"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胡塞尔在这份手稿中通过对个体存在与客观存在、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封闭视域和总体视域的区分,把"历史"概念逐步从"发生"概念中剥离出来。这种分离对胡塞尔《危机》思路的形成及其后期的"历史学转向"具有开创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