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合作抗战时期韩国在华期刊出版考

为求廓清韩国在华期刊出版的历史脉络及其传播学贡献,通过文献调研和考证,论述了从1913年至1945年的40余种韩人在华出版的期刊,并对最具代表性的<韩民月刊>作了具体分析.认定1913年7月创刊的<新兴学友报>为韩人在华创刊最早的期刊.这些期刊对激励韩国人民抗倭独立斗争、促使中韩人民团结合作抗击日寇、促进中国与韩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传统友谊,特别是在传播联华抗倭复国精神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是韩国革命史的珍贵文献,同时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珍贵文献.     

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创立及其外交活动

1910年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后,韩国爱国人士于1919年初在上海建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积极开展以外交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抗日复国斗争。通过参与有关国际会议及发展同大国关系,力图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同情和支持。尽管有关外交努力成果有限,甚至遭到了失败,但其在韩国历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的组建和统一

以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朝鲜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奋斗目标的韩国独立运动，始终把组建革命武力，进行抗日复国的武装斗争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在华韩国独立运动各主要党派长期以中国为基地进行创建革命武力的活动，中国国民政府则对此给予积极和有效的支援。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先后在武汉和重庆成立，它们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成为中国战场上的抗日国际纵队，这两支武力从各自分立最后走向联合，组成统一的韩国光复军。这是中国政府和韩国独立运动两个主要党派共同努力的结果，顺应了朝鲜人民独立复国和统一的民族意愿。     

论中日战争期间的韩国临时政府

中日战争期间,韩国临时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中国朝野支持下,朝鲜独立运动各团体加强了团结和联合,韩国临时政府的基础大大扩展,《临时宪章》的修正和《大韩民国建国纲领》的颁布,为战后朝鲜独立复国作了法理上和思想上的准备。韩国临时政府的参加中国抗战,壮大了自身的抗日武装力量,为战后朝鲜独立复国作了军事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开罗会议奠定了战后朝鲜独立的地位。但韩国临时政府却因种种因素未获各国正式承认,也没有成为战后朝鲜复国的正统政府。     

南社与韩国志士的抗日救亡运动——从申柽说开去

本文以“南社”中唯一的韩国籍社员申柽为切入点,考察了“南社”与韩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志士相互交往的史实,既表现了这些韩国志士由于身受亡国的痛苦,对于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表示出的深切忧虑,也表现了中国人民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     

论韩国临时政府在长沙的抗日复国斗争

抗战爆发之后,韩国临时政府于1937年底迁往长沙,虽然只在长沙度过了八个月时间,但它积极开展新闻宣传、爱国志士纪念活动、军事活动等一系列抗日复国斗争。尽管经历了金九遇刺的楠木厅事件,但韩国临时政府仍在长沙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东北亚经济一体化:中日韩贸易相互依存关系分析

1990年至2004年中日韩贸易依存关系可以用VAR模型从动态角度分析。模型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目前的中日韩贸易格局中:(1)日本(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变化会导致中国对日本(韩国)的出口变化,但是反向关系却不存在;(2)三国间存在着日本→中国→韩国、韩国→中国→日本的间接贸易关系;(3)日本(韩国)对中国出口的增加会带动韩国(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增加。这些结论意味着:中国在目前三国贸易格局中起到扩大日韩两国相互间以及三国对区域外出口的“桥梁”作用。     

论日韩两国公民道德教育的相似性及其启示

同属东亚国家和共同儒家文化渊源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实施公民道德教育上既有诸多相似性又各具特色。综观日本和韩国实施公民道德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效,分析其相似性、借鉴其实践经验、明确其发展方式,以求经验之共性并汲取其精华,对于增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作用的时代性、特色性和实效性具有重要启示。     

从韩国大众文化市场的封闭与开放看韩日关系

长期以来,韩国不开放大众文化市场,对日本大众文化采取“封杀”政策。这一文化封锁政策不仅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也影响了韩国民众对当代日本和日本文化的了解,给两国关系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1998年,韩国正式向日本开放大众文化市场,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亲近感。     

论国民政府与大韩民国武装复国计划的实施

韩国临时政府自建立之初就制订了武装复国计划,但靠自身力量却难以落实。“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韩国独立运动军事基干队伍的培养和训练,造就韩国军事干部,为临时政府武装复国计划的实施作了准备。“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军事援助,由秘密变为公开,由培训军事干部发展为直接援助在华韩国革命党派组建武装部队和参战,帮助临时政府组建光复军,并促成了韩国在华抗日武装的统一,使临时政府武装复国计划得以最终落实。     

解放前东北朝鲜族国籍问题探究

解放前东北朝鲜族的国籍演变过程,是清政府、奉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对朝鲜族人民进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血泪史.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才能使东北朝鲜族人民同全国少数民族一样,获得中国国籍.     

论五四时期的联美倾向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联美倾向，这与历史上的以夷制夷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持久的压迫与露骨的侵略很自然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美国的一些对华政策则使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美国有明显的好感。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对东北地区朝鲜人的政策及其影响

1945年8月日帝投降后,国共两党在东北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在此过程中,国共两党对朝鲜人实行了截然不同的民族政策,不仅对朝鲜人的归国和定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东北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国民党视东北朝鲜人为侨民,制定了将其全部遣送回国的基本方针,对其财产则视为日伪遗产予以全部没收或扣押.结果,国民党“收复区”内的大部分朝鲜人或归国,或前往共产党“解放区”.与此相反,共产党尊重东北朝鲜人的民族感情和意愿,主张赋予他们“双重国籍”,在土地改革中给予其土地所有权,这为大部分朝鲜人放弃归国而定居中国东北创造了条件,进而使得他们自愿投入到共产党领导的东北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并最终发展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新成员——中国朝鲜族.     

试论中国五四世界语运动

中国世界语运动从发轫到“五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五四时期尤为显著,但未遂五四先驱们所愿的成功。究其发展的原因:一是合乎当时社会需要;二是世界语本身的优点;三是其顺乎人类共同理想。而其受挫的原因:一是汉字存在的合理性,改行世界语不现实;二是其传播时间不长,人们对之了解不深;三是世界语运动者目标不一致。     

韩国新农村运动经验及其借鉴

从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研究总结了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经验,并为我国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评沦陷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朝鲜移民的政策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对东北朝鲜移民实行两种不同政策:1931年至1937年实行限制朝鲜人移民东北的政策.最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为了稳定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二是防止朝鲜移民与日本移民争利.1937年至1945年实行积极鼓励朝鲜人移民东北的政策.最根本原因就是利用朝鲜移民加强粮食生产,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无论那种政策,都是为其对外侵略扩张、掠夺并奴役东北人民和朝鲜人民服务的.     

《朝鲜义勇队》题字

朝鲜义勇队在武汉成立后,发行了《朝鲜义勇队》这一中文版机关刊物。在朝鲜义勇队成立两周年和三周年之际,诸多的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及其他抗日知名人士都在《朝鲜义勇队》上题字。分析这一现象及其原因,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朝鲜义勇队在中国抗日斗争中的历史作用及中韩两民族的传统友谊。     

朝鲜阳明学派的形成与东亚三国阳明学的定位

朝鲜朝时期(1392-1910),在退溪学的主导下通过对阳明学的辨斥,才形成了不同于中、日两国阳明学的独特的朝鲜阳明学派.就学术个性而言,朝鲜所接受的阳明学比较接近中国北方的阳明学,而日本所接受的阳明学则较为接近南方阳明学.比较而言,中国的阳明学发展到后来,已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的是政治化加世俗化的普世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的阳明学起先只是掌握在儒学教师个人手中的文化知识,后来为了实际的需要而逐渐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走的是学问化加功利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而朝鲜的阳明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佛教禅宗相混同的异端思想被引进的,因而是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辨斥声中被官方和民间艰难地接受和传布的,走的是如何适应以程朱理学为绝对权威的类似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路径.     

论东北朝鲜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东北朝鲜族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深重压迫下，激起了强烈的反抗怒火。他们接受党的领导，发展抗日武装；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东北朝鲜族人民浴血奋战，同全国人民一道为保卫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戊戌维新与“近代救亡的中国观”的中级形态

清楚地意识到列强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在批判地继承洋务派思想的基础上,康有为等维新派把“近代救亡的中国观”推向了中级形态：中国幅员辽阔而物博,人民广众而聪颖,文化悠远而深厚,居地球第一等大国之资格;惨败于东瀛日本,遭遇列强瓜分,乃奇耻大辱;唤醒人民的自强意识,建设巩固多民族统一的大中国,才能免于亡国灭种,进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挽救中国于危亡的根本途径是变更政治体制,以此带动军事、经济、文化的更新;服务于变法救亡,需要进化的历史观、自由平等的人权观、主权在民的国家观以及冲决网罗的批判精神。宣传救亡、推进改革、更新观念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不朽功绩,但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不够,对中国各社会阶层的认识肤浅,找不到变革中国的根本动力和现实方法,导致了变法运动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