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敦厚”与“风雅正变”——清初遗民对传统诗学的接受与突破

“温柔敦厚”诗学生成于“华夷之辨”思想张力尚未完全形成的春秋末期。《诗三百》“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变风变雅”存焉。对于“温柔敦厚”诗学,后世倡导者有之,突破者有之。明清易代,中原板荡,华夷易处,遗民直面传统诗学,主张风雅正变系乎时,认为“愤而不失其正,固无妨于温柔敦厚”,从诗学理论与诗文创作两个维度实践“变风变雅”之音,实现对“温柔敦厚”诗学的接受与突破。     

蒋易编《皇元风雅》的成书及其诗学价值

元人蒋易所编《皇元风雅》是一部重要的元代诗歌总集,是认识元代诗歌发展历程的重要文献资料。它集中反映了当时的诗学审美观念,尤其体现了元代中期之后流行的"盛世文风"对于诗歌总集编纂的影响。考察《皇元风雅》至今留存的两种不同的元刊本,可以厘清此书的成书过程,指出两种版本各有优劣,又能够反映元人编书的具体过程。     

论苏轼对屈原诗学精神的继承及意义

屈原的诗学理论是“发愤以抒情”,其实质是一种“审美诗学”;苏轼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诗是穷人物”的命题。苏轼的这一思想从“发愤”说、“物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儒家诗学思想中摆脱出来,从理想的应然状态出发,直接诉诸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从而完成了诗学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论隋唐之际诗学中雅正与浮艳的对立——兼论两种体制和创作观念的各自流变

隋唐之际诗学中的雅正观念及体制,是唐诗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它主要以梁大同以后发生的浮艳、淫放、轻险的诗风为抵制对象。与后来复古派整体否定齐梁诗体的主张不同,此期的雅正观念与体制,是齐梁体内部的一种诗学倾向,其雅正的典范主要来自于晋宋诗歌,与浮艳诗风的区别则在于丽淫与丽则的不同。浮艳诗风始于梁代,至陈、隋时期与流行的新声艳曲结合,一直波衍至唐初;雅正诗风则以炀帝君臣与太宗君臣为主要的提倡与实践者;但是从梁陈到隋唐的雅正与浮艳的对立,并非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而是存在于同一批作者中两种不同的表现。雅正诗学有它的局限,并被后来兴起的复古诗学取代,其在诗史上的历史作用也被后者掩盖。     

论陈与义诗的风雅精神

风雅精神,是指《诗经》表现出来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优秀传统。陈与义南渡后的诗歌,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的积极关注国运、关注现实,和积极报国的人生态度,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相对而言,其前期的诗歌这种精神就比较弱。因此,风雅精神是其南渡后诗歌思想内容上显著的特点和亮点,也是陈与义南渡后诗风转变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     

论船山诗学“尚雅”思想观

“雅”是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以“雅”作为核心语词衍生了各种相关的诗学范畴,船山诗学再次审视这一范畴,以“雅”为正,以“雅”为尚,具体表现在从风雅、雅俗、雅乐三个方面对“雅”进行了阐释。这一思想既是对于前人思想的总结,也是特定时代下发展的产物。     

恰似“无理”却“有理”——陌生化诗学的审美特征

《红楼梦》中香菱与黛玉论诗,谈到了读诗时初有“无理”之感,但经过仔细品味之后,又觉“有情有理”,这种由“无理”到“有理”的感受过程正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核心——陌生化诗学所倡导的审美特征。“无理”是相对的,是人们在直觉的或直观的阶段感觉到事物的形象不合传统,不合规矩,也就是“无理”。当人们欣赏思考时,却又发现自己熟悉的事物有另一种形式,并且揭示了事物特征的另一方面,进而便生成了“有理”之感。这种从“无理”到“有理”的获得美感经验的过程是无穷尽的。     

论谢灵运的诗学精神

作为一位伟大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并不以理论著称,但他在诗学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却很大。他具有描山绘水以"娱情适性"的创作态度;在他的山水诗中营造了一种"生新幽奇"的艺术境界;谢灵运山水诗极力追求一种"尚巧似"的创作风格。     

析《雪桥诗话》“雅正、质厚”的诗学观

《雪桥诗话》是杨钟羲与其表兄宗室盛昱合辑的《八旗文经》的姊妹篇,是研究清史、北京史,尤其是研究八旗人物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本文立足《雪桥诗话》文本,探析其＂雅正＂、＂质厚＂的诗学观。     

明初诗学的复古意识及其成因

明初诗学有着浓厚的复古意识,论诗论文尊崇前代优秀创作,创作上主张宗古。明初诗学有着如此浓厚复古意识的原因在于明初奉行的文化经典主义、台阁文风鸣盛、鸣治的价值需求以及各文学流派复古的传统与现实诉求,它们共同作用,给明初诗学打上了浓厚的复古烙印。     

中国诗学审美命题片论

中国诗学审美命题是表达诗学范畴之间意义关系的理论命题。本文运用理论与作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涉及审美发生学、作品构成论和接受美学的六大审美命题,对于深入把握中国诗学审美理论精髓具有重要的意义。     

互文性、诗学规范与近体诗的创作

进行近体诗写作,须臾不可忽视互文性与诗学规范。从互文性的视角看,任何写作都是再写作,任何文本都是由引文拼成的马赛克。现代互文研究更是将一切语境都视为互文本,从而为读者对诗词进行多向度解读提供了可能。近体诗写作需遵从诗学规范,包括宏观规范与微观规范。一方面要与传统和当下的诗学要素如流派、题材、体裁、样式、格式等合拍,另一方面要符合近体诗对行数、字数、押韵、对仗、平仄、粘对以及起承转合等方面的要求。     

电子游戏审美研究的困境与游戏诗学的建构

电子游戏已成为了“数字化时代”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电子游戏的审美研究既是电子游戏艺术形态和游戏产业发展走向成熟的理论所需,也是新媒介审美文化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电子游戏的审美研究由于研究路径选择上的偏失,造成了理论困惑与技术主义的“概念先行”的研究困境,使得游戏审美研究既不能回应现实对理论的需求,同时阻碍了新媒介审美研究在深度、广度、视界上的拓展。走出这一困境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对“电子游戏文本”的细读,纳绎出电子游戏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组建原理,建构一个基于电子游戏文本描述的游戏诗学。     

后现代思维与中国诗学精神

不少理论家认为，后现代主义正不断以游戏的方式使用着西方的传统文化资源，并将其视为解除历史深度威胁的有效符码，其结果不仅使现代主义的前卫艺术失去了惊世骇俗的力量，同时也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否定了经典美学的崇高感。本文不完全同意这种见解，并试从跨文化立场寻找新的阐释思路。通过以中国经典的诗学传统与后现代美学原则的对话和比较，从而有理由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前卫艺术和经典美学的双重否定，只是针对西方主流文化艺术传统的反叛，而当后现代的文化钟摆游荡出西方近代理性思维的囚笼之时，它可能在无意中却接近了东方中国的某些诗学观念和美学精神。论文进一步从主体的消解、意义的模糊化和生活的美学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清”与魏晋审美精神

魏晋时代的自由解放思潮,孕育了觉醒的主体意识和自觉的审美精神,推崇“清”成为时尚。以“清”为美,“清”在玄学清谈的氛围中升华为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清”的人格之美、风度之美和艺术之美,充分体现了中国的独特的审美精神。     

“陌生化”的诗学流变及其在文艺作品中的审美诉求

从什克洛夫斯基到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发生了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诗学流变.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重要创作方法,陌生化有着魅力独具的审美诉求.经过陌生化的艺术形象更具艺术张力,更能激发人们的审美热情,让人们在审美感受活动中不断创造驰骋想象的空间, 在审美体验中进行理性的思考.     

恰似“无理“却“有理“——陌生化诗学的审美特征

<红楼梦>中香菱与黛玉论诗.谈到了读诗时初有“无理“之感.但经过仔细品味之后,又觉“有情有理“,这种由“无理“到“有理“的感受过程正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核心--陌生化诗学所倡导的审美特征.“无理“是相对的,是人们在直觉的或直观的阶段感觉到事物的形象不合传统,不合规矩,也就是“无理“.当人们欣赏思考时,却又发现自己熟悉的事物有另一种形式,并且揭示了事物特征的另一方面,进而便生成了“有理“之感.这种从“无理“到“有理“的获得美感经验的过程是无穷尽的.关键字:陌生化诗学;无理;有理;审美体验     

从“诗言志”看杜甫对《诗经》诗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诗经》开创了"诗言志"的文学传统,不仅抒发了先民的情感和抱负,也承担起了记录先民重要史实的重担。"诗圣"杜甫极大地发扬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精神,继承发展了《诗经》的诗学观,用诗歌记录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本文首先对"诗言志"的发展由来以及《诗经》的表现手法进行了论述,通过论述引出了杜甫对《诗经》诗学观的继承和发扬。这些继承主要体现在"兴"的运用和诗史同构的思维方式,以及致君尧舜的价值观。此外,杜诗发扬了现实主义创作诗风,把言志和抒情结合在一起。最后论述了杜甫对《诗经》诗学精神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仁爱精神,忧国忧民,重道尚意,性僻耽佳句"等方面。     

南宋词“雅正”说辨

南宋词学中的"雅正"说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就其根源看,"雅正"说的理论基础正是南渡以来具有浓厚理学色彩的"崇正"理论;就其理论特征看,"雅正"说的重心并不在于建立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艺术理论,而在于"正"词坛之不"正",崇尚"正统"的意味甚浓;就其学术倾向性看,"雅正"说颇同理学领域中的"道统"传承,不仅有着"定于一尊"的"正统化"词学痕迹,而且有着类似理学"道统"的清晰的传承统系。     

中国古典诗学之"清词丽句"的审美内涵

"清词丽句"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范畴.学者一般将其理解为一种"清丽"的诗风,"清丽"作为诗风是客观存在的,但"清词丽句"中的"清丽"非指诗风.考"清"与"丽"皆具有"美"的意思,"清丽"是诗歌等文学样式的审美特质,"清词丽句"一是指华美的词句,一是代指美之诗或诗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