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可以从天人感应,天人合德,人与自然相和谐统一等不同层面来理解其特定意蕴.西方文化强调天人相分,彰显的是认知理性精神,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凸现的是实践理性精神.天人合一观成为解决当前生态环境危机的指导性哲学依据.     

道教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文明建设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学说,是中国古代天人感应思想的发展,其内容主要指天道与人道、天为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形成了具有天人同源、天人同气、天人合化、天人同心、天人合同、天人和合、天人同乐等一系列天人合一关系的理想和愿望,从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的心理趋向上表达了追求生态文明和生态自然的美好目标,对于树立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发挥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态文明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天人关系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以《潜夫论》和《春秋繁露》为分析对象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王符针对东汉后期政经情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思想为批判对象,提出了自己的天人新义.由于对天人关系理解的不同,王符和董仲舒对于政权合法性问题的回答也就有了本质的差别,和董仲舒的天命论式政权合法性的提法不同,王符提出了民心论式政权合法性的主张.同时,围绕天人关系以及政权合法性等问题的讨论,王符治道思想在其他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异端平民色彩的倾向.     

董仲舒法哲学体系新探

董仲舒建构了一套以天论为实证基础,以人论为中间环节,以王道论为价值指向,以天人感应论作保障的一套法哲学体系。他的天论实际上就是对封建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描绘;他的人论就是对处于封建社会里的民众的伦理分析与道德要求;他的王道论实际上就是他所向往的封建国家的理想状态;他的天人感应论实际上就是封建国家和老百姓的双向互动关系。董仲舒把这些现实世界的内容包裹在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的外衣之中,借助于神(天)在人们观念中的力量,熔铸成为具有强大功能的社会意识形态,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文化奠定了法哲学基础。     

天人感应论与中国古代宇宙观

天人感应观念在东西方都曾长期存在。在中国,阴阳五行、观物取象、占卜预测、方技术数、典章仪式和谶纬之学中都渗透着天人感应观念,并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甚至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西方,这种观念表现为大小宇宙论,它也同样广泛存在于文艺复兴之前的整个欧洲,并通过星象学、各种巫术、宗教仪式和墓葬形制表现出来。这种现象表明了人类早期有着大体相同的宇宙观念和思维习惯。     

论前诸子时期的“天人观念”及其美学史意义

前诸子时期超越天人二元对立的"天人观念"具有深刻的美学史意义,这可通过中国美学的发生、发展、突破三个方面来说明:就"发生"而言,前诸子时期"天人观念"对于中国美学何时发端的问题具有澄清作用;就"发展"来说,中国古典美学之特征和基本范畴的形成、中国现当代美学之思想体系的构建等都能在前诸子时期"天人观念"中找到渊源;就"突破"来看,前诸子时期"天人观念"对于为何要超越二元对立以及如何超越二元对立均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即追寻"意义"与回到"经验"。     

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及其文化史意义

天人关系的探究,是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发展的主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历代思想家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在天人思想的演进历程中,董仲舒的天人思想独树一帜,创造性地将中国古代天人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他利用传统的神权观念,吸纳阴阳家的理论,第一次使儒学与阴阳学说融合,将阴阳、五行、四时、四方与儒家王道政治理论相联系,使天、人、社会构成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为其天人感应论张目。他通过事物类同现象的归纳和演绎,以类同为类感的基础,由类感进而类推,将类感原理贯注于天地人之间。并通过以类合、以数偶的方法,使天人互相感应,使自然     

论白居易对"天人感应说"的突破--以《策林》为中心

白居易在《策林》中,表述了其旨归民生、人强胜天的哲学观。白氏的哲学观源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但却突破了“天人感应说”宗教神学目的论的框架,将其引向了社会学,从而使其哲学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济世情怀和素朴的辩证唯物色彩。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哲学意义

在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汉代哲学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而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思想的研究尤为薄弱。一说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往往就直接判定其为具有明显神学目的性的宗教论,而忽视甚或歪曲了这一理论思想中比较重要和丰富的哲学内涵。实际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代表了两汉哲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和思维水平,它不仅有神学目的性的宗教维度,还有人文性的伦理维度、系统整体性的宇宙结构维度和生成性的宇宙发生维度,它并非神学宗教论,而是产生于西汉具体社会形势下的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哲学理论。     

简论康熙天人感应中的民本思想

在中国地主阶级的传统哲学思想中有一个突出的观点,即“天人感应”。天人感应这个命题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的。所谓天人感应,认为和人一样,“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与人同,“天人一也。”天不但有心有情,而且能干预人事,能赏罚善恶,降灾或降福于人。人的思念和行为亦可以感应上天。从哲学角度看来,董仲舒的这种天人感应论是粗浅的神学天道观,它是     

王充的天论与人论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思考和论述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在汉代,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天人感应论。王充是反对天人感应论的。在《论衡》中,他以天道自然论为武器,对天人感应论以及这一理论下滋生的种种迷信大加批判,斥之为虚妄不实。王充的批判对于天人感应论的没落和富于批判精神的魏晋玄学的兴起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是王充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主要意义。     

苗族服饰色彩的"颜"外意蕴

苗族服饰是苗族人民创造的审美文化,是一部穿在身上的百科全书.服饰的丰富色彩蕴含着苗族人民寻根溯源、自我认同的历史观,天人一体、仿生运用的自然观,同时也是苗族人民民族信仰的诠释、哲学思想的渗透、民族情感的流露和审美情趣的取向.解读苗族服饰色彩的"颜"外意蕴,可以加深对苗族人民悠久而又绚丽的色彩文化的认识.     

董仲舒哲学核心话题探赜

董仲舒的哲学建构是回应汉武帝"垂问乎天人之应"的,并把阴阳接引到天人关系之中,又把自然社会现象和各种人际关系统统纳入阴阳的尊卑贵贱系统,建构一种社会等级秩序,人道变化,各正性命,各守其职,各安其位,从而达到社会、人际的和谐.他是依"人副天数"--同类相动--天人感应的思维逻辑次序来论证天人之际的核心话题的.他从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天人感应落实到人生,探究人的本性问题,以回应形而上度越自然和人的天,而又异化为支配自然和人的天意.他把民性赋予天,天生民性,王者承天意以成民性,并提出三种人性说,试图将特定人群的中民之性,普世化为万民之性.董仲舒天人之际的哲学建构,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体现.     

晚清清流灾异奏疏的政治意蕴

受天人同构宇宙观念的的影响,中国古人把灾异的出现看成是上天对人间统治秩序失范的警示和惩罚.汉代董仲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对灾异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诠释,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灾异谴告之说经后世诸儒的发扬和历朝统治者的推崇渐而成为侵染人们生活的思想意识.晚清清流是一群深受传统思想影响,又敢于言事的低级京官,他们援引灾异立论奏事,一方面规谏君主修明政治,以"佐明圣";另一方面又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攻击政敌,以"黜佞臣".言灾异而伸己说成为晚清清流奏疏的一大特征.     

宋词在伤春背后的情感体验

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因此中国人对自然十分关注,自然的变化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心理.这种影响渗透到文学的创作中,因而伤春悲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几大主题之一.伤春主题在宋词中被发挥到了极致.然而宋词中的伤春已不是简单的天人感应,词中之"春"是一个民族艺术审美和情感联想的社会心理基础,词中之所伤乃生命之伤、爱情之伤以及家国黍离之悲.     

论董仲舒天人合-思想的三个层面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包括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是天人在形体结构上的一致。第二是天人在思想和道德意识上的一致。第三是天人之间可以互相感应。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帝王的一尊和政治的一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完成了天人合一由理论到政治实践的转变。     

论董仲舒儒学理论框架的首家色彩

董仲舒新儒学承继了道家籍天道以论治道、人道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通过对源自道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观念的系统阐释和发挥,董仲舒为三纲、五常等儒家的仁义制度觅得了"天道"的宇宙论根据.这不仅弥补了早期儒学体系在理论上的不足,也使儒学适应了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并转化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从"天人合一"的源处追寻其原初价值意义--兼评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天人观

西汉大儒董仲舒为适应西汉统治阶级的需要,全面改造了儒学,从而使儒学由一名地位卑下的小卒变为一家"独尊".董仲舒最先提出"天人合一",他的天人观是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宇宙观和方法论,以"君权神授"为旨归的.深得西汉统治阶级赏识的核心价值便是"君权神授",因为它既说明了君权来源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又便于西汉统治者实行中央集权.至于说他的天人观是阐述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则是没有根据的.     

评刘向的天人感应思想

刘向是西汉末年的政治家,他继承了董仲舒神学化的天人观念,并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了天人感应思想。刘向撰写的《洪范五行传论》可以说是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汉书·五行志》就是以此书为基础撰成的。但由于刘向和董仲舒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政治形势不一样,虽是同一体系的思想,仍有显著差别。董仲舒的天人观念还不足以反映出天人感应思想的全部内涵及其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作用与地位,刘向是继董仲舒之后又一位经学大师,他的天人感应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的长江后浪,是在董氏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要系统地考察和分析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就很有必要对刘向的天人感应思想予以研究。 一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汉宗室阳城候刘德之子、皇族楚元王的四世孙,约生于公元前77年(汉昭帝元风四年),卒于公元前6年(汉哀帝建平元年)。 西汉末期,农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豪强跋扈,官吏贪婪,大肆兼并土地,造成农民丧失土地以至破产,成为豪强的依附农民或流民,有的甚至沦为奴隶。阶级矛盾尖锐,贫富悬殊,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农民起义不断出现,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宗室、宦官、外戚和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之间的斗争也相当激烈。总之,西汉王朝这时已岌岌可危,如大厦将倾,刘向就是生活在     

“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的若干模式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对世界存在与运动方式的基本理解，它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总体构思与情节布局。这主要表现为由“天人同构”观念直接导致的偶数结卷、三复情节、三极建构、团圆结局和圆形框架等长篇结构模式，而“天人感应”观念往往成为小说圆形框架的基础。这些模式的运用，在古代小说特别是许多名著中形成近乎“数字化存在”和“圆体网络系统”的特色。这不单是个形式问题，同时是对作品思想倾向的制约与规范。由此追寻，可以对有关古代小说作品的思想内容作新的分析和考量，加深对哲学与文学、传统文化与古代小说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