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郭沫若《红痣·序》和《野火集·序》

在郭沫若自编的文集和由他人编辑的几本《郭沫若论创作》的书中,有两篇郭沫若论诗的文章——《红痣·序》和《野火集·序》均未被收入,有关研究郭沫若诗论和文艺思想的论著,似乎也从未提及过它们。最近,我从书刊中找到这两篇诗序,——仔细阅读,发现它们包含着作者诗论的一些深刻的见解,尤其是《红痣·序》堪称郭沫若中期诗论的代表作,至今仍熠熠闪光。郭沫若的这两篇文章,是为两位青年诗人的诗集写的序。《红痣》是苏夫的作品,郭沫若的序文初刊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青岛诗歌生活社编印的《诗歌     

李白东涉溟海未至剡中考辨

李白东涉溟海,事在开元十四年间,此行所至,已行世的几家年谱,均认为乃在广陵一线。即庸人所称之江东。如清王琦《李太白年谱》、詹瑛《李白诗文系年》、郭沫若《李杜年表》,以及安旗《李白年谱》等。可是,新近出版的郁贤皓先生《李白丛考》(以下简称《丛考》),在《李白出蜀年代考》一文中,却认为李白此行曾至剡中,并对此行中的部分作品进行了系年,笔者认为郁说颇值商榷。     

《孔雀胆》主题及其涵义探究

(一)《孔雀胆》是郭沫若抗战时期写的第五个史剧。它完稿于1942年9月上旬,发表于翌年4月桂林出版的《文学创作》月刊第一卷第六期,12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抗战胜利前后至解放初期,经作者亲自修订,在重庆、上海和北京还出版过多次。1956年7月,作者为次年《沫若文集》的出版作了一次较大的改订。在郭沫若的史剧中,《孔雀胆》是人们争论最大的一部。争论的焦点是:该剧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其内涵的真义何在?现在我们先对第一个问题作一番辨识,第二个问题留待后面再行考察。     

郭沫若《＜民谣集＞序》的真实性及其价值

何中孚编《〈民谣集〉序》,是郭沫若五四时期的一篇重要佚文。本书为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与该书局关系密切,说明此文应非假托与伪造。郭沫若在《卷耳集》中完成《诗经·国风》的语体今译,激起的"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的心理冲击波,使他赞美古代"文艺史上一朵永不凋谢的白莲",呼唤未来的"新国风"。他1920年致宗白华的信,提出采集民风俗谣,编一部《新国风》的理想,是这篇《民谣集》序的思想资源,也为序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有力佐证。《民谣集》序从民间歌谣的产生看它的性质,艺术价值,以及对于"新的国风"产生的期待,是一篇具有超越性的美文,五四以来俗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在歌谣搜集运动影响下最早"裒集成书"的《民谣集》,搜集了民国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初的浙西民谣,包含了多方面的社会与民俗的内容,反映了底层农民,特别是农村劳动妇女的心理与呼声,具有了民谣史、民俗史和俗文学史的意义。     

丘浚年谱

前言 在编纂、标校《丘浚全集》的过程中,我们读到两种《丘浚年谱》：一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天刊于研经书院的王国栋辑《邱文庄公年谱》;一是台湾王万福于民国六十九年(1980年)四月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明丘文庄公浚年谱》。两谱相去几近一个世纪,都倾注了编写者的研究心血,也都各有成...     

田仲济教授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六十周年

田仲济教授,山东潍坊人,1907年8月17日生。1931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求学时期即从事文艺活动,先后编辑《野光》、《处女地》、《青年文化》、《报告》、《微波》等周刊和月刊,曾担任东方书社编辑主任,现代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新型文艺教程》、《情虚集》、《发微集》、《夜间相》、《微痕集》、《小说的创作与鉴赏》、《中国抗战文艺史》、《杂文的艺术与修养》、《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精神》、《文学评论集》等理论、杂文著作。历任上海音乐     

郭沫若初登诗坛的“伯乐”是谁?

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者郭沫若,是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而登上诗坛的。但是,谁是郭沫荇初登诗坛的“伯乐”?也即是说,谁是当时《学灯》的编辑?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说法。倪墨炎同志代表了一种较通行的说法。他在《郭沫若怎样登上诗坛》一文(见1982年11月16日《新明晚报》)中说,郭沫若因为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看到康白情《送曾琦往巴黎》这首真真正正的白话诗,而唤起了自己也去写白话诗的胆量,就把自己的诗作寄给报社,不久也在《学灯》上发表了。倪文的结论是:“引发郭沫若写新诗的是康白情,但郭沫若的‘伯乐’却是《学灯》的编者宗白华”;其根据是郭沫若本人的创作回忆:《我的作     

郭沫若与《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回忆郭老写给父亲的三封信

郭沫若同志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不仅是郭老一生革命经历中的一篇极为重要的著作,也是在民主革命阶段,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嘴脸的一篇重要的文献。解放后,这篇文章连同它的续篇《脱离蒋介石以后》一同收在1958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八卷中,以后,在出版《沫若自传》时,该卷又作为《沫若自传》第三卷《革命春秋》出版。但是,在这之前,郭老长期未找到这篇文章。后来,郭老是怎样找     

茅盾抗战时期短篇小说主题的社会意义

茅盾在抗战时期写的十二篇短篇小说,除《某一天》和《一个够程度的人》外,曾分别由重庆作家书屋和建国书店收编成集,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和一九四五年三月以《耶稣之死》和《委屈》题名出版。至于曾以短篇小说形式发表的《闪击之下》(1942年7月《文艺杂志》一卷五期)和《偷渡》(1942年8月《创作月刊》一卷三期),实际上不过是他中篇小说《劫后拾遗》中的两个片断,当不属于这一范围。     

郭沫若与《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回忆郭老写给父亲的三封信

郭沫若同志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不仅是郭老一生革命经历中的一篇极为重要的著作,也是在民主革命阶段,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嘴脸的一篇重要的文献。解放后,这篇文章连同它的续篇《脱离蒋介石以后》一同收在1958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八卷中,以后,在出版《沫若自传》时,该卷又作为《沫若自传》第三卷《革命春秋》出版。但是,在这之前,郭老长期未找到这篇文章。后来,郭老是怎样找     

元好问《续小娘歌》写作时间考

元好问的《续小娘歌》十首,是一篇纪录南宋地区青年男女被送往蒙古掉换牛羊成为奴隶的组诗,具有“诗史”的价值。但历来对于这篇组诗的写作年代,都没弄清楚。清人凌廷堪的《元遗山年谱》,系此诗于癸巳(1233),施国祁的《元遗山年谱》,则系此诗于次年甲午(1234),翁方纲的《元遗山年谱》对此诗不曾系年,闻缪钺先生在三十年代发表过《元遗山年谱汇编》,至今未能觅得,不知对此诗系年如何处理?近数十     

郭沫若和鲁迅历史小说的美学比较

历史上有些偶然现象的出现是颇引人思味的。一九二二年冬,鲁迅开始写他的第一篇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补天》),历经十多年,创作了八篇历史小说,于一九三六年一月结集为《故事新编》出版。郭沫若稍后于鲁迅,于一九二三年夏开始写他的第一篇历史小说《鹓(?)》(后改名《漆园吏游梁》),也是历经十多年,创作了九篇历史小说,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将其中六篇结集为《豕蹄》出版。长期以来,人们已注意到对鲁迅的《故事新编》的研究,但是,却很少注意到对郭沫若的《豕蹄》的研究。至于将这两部创作在同一历史时期的历史小说集,加以美学的比较研究,则迄今未有见到。下面,我们就从美学的角度,将两人的历史小说进行一些比较,并从中探讨一些饶有趣味的问题。     

悠悠五百年 浓浓爱国情——《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出版座谈会发言选登

悠悠五百年浓浓爱国情——《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出版座谈会发言选登阿沛·阿旺晋美（全国政协副主席）今天,国家民委文宣司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在这里举办《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出版座谈会,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首先,我对这一重要著作...     

论柳青早期短篇小说

柳青早期短篇小说数量不多,只出过一本集子,名叫《地雷》,共收了八篇作品。柳青在《地雷》“后记” 中写道:“八年抗战中,我前期曾到过前方部队的营连里工作过,‘百团大战’(一九四○)时回到后方,‘文艺座谈会’(一九四二)以后,又跑到乡政权里去了,其间认真的坐在屋子里工作的时间才一年多。上面的八篇小说,除了首尾两篇之外,都是这时写的。我写的不多,写好的更少,自己愿意集起来的便只有这点东西了。”柳青早期短篇小说远不止于这八篇,但他只愿集起“这点东西”,足见柳     

《济南的冬天》简析

《济南的冬天》这篇散文,是从老舍的《一些印象》中节录下来的。最初发表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出版的《齐大月刊》一卷六期上。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国文杂志》上曾作范文介绍,后又选入《开明新编国文读本》。老舍于一九三○年从新加坡回国后不久,便接受了齐鲁大学的聘书来到济南,任该校文学院副教授,同时兼任《齐大月刊》编辑。他在任教的四年中,始终不肯同统治学校的洋人、军阀和教会势力同流合污,而是疾恶如仇,主持正义,始终坚持自己的严正立场。在任教之余,他勤奋地进行文学创作,先后写下了长篇小说《大明湖》、《猫城记》、《牛天赐传》、《离婚》,短篇小说集《赶集》,还有许多散文、诗歌和翻译文稿,陆续刊登在《齐大月刊》、《论语》     

关于郭沫若“万事请从隗始耳”一诗的出处问题

“少年忧患深苍海,血浪排胸泪欲流。万事请从隗始耳,神州是我我神州。这是郭洙若的一首七绝,原附于《抵制日货之究竟》一文的末尾。《抵》文发表于1919年10月出版的《黑潮》第1卷第2期。《郭淋若著作选读》和两种《郭沫若年谱》都说这首无题诗原附于《同文同种辨》的末尾,那是搞错了。发表《抵》文的那一期《黑潮》上还确署名郭开贞(即郭沫若)的论文《同文同种辨》和署名开贞(也是郭沫若)的新诗《风》。《抵制日货之究竟》署名夏社。夏社原是五四运动后,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几位留日学生成立的一个革命团体。郭沫若曾这样回忆道, 在那年(笔者按:1919))的六月,福冈的同学,有几位集合了起来组织过一个小团体,名叫夏社。这夏社是我所提议的名字,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结社是在夏天,第一次的集会是在一位姓夏的同学家里。我们的目的是抗日,要专门把日本各种报章杂志的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寄。(《学生的时代》单行本第55—56页) 《抵》文的署名即由此而来。笔者曾查阅过《黑潮》的《抵》文,其中有五四运动前几年多种     

《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缘起》

祝寿和创作生活纪念,是抗战后期国统区文艺界经常举行的一项活动。这并非俗套,而是在不自由的狭小天地里反专制统治的一种活动方式和斗争手段。它对坚定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政治、艺术方向,巩固和扩大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44年4月17日,由郭沫若、沈雁冰等29人发起的“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就是这类活动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当时除《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性短评,《抗战文艺》出祝贺专辑外,重庆各报也多有纪念文章发表,其中发表于《新蜀报》的《纪念缘起》是较重要的一篇,特摘录于下:     

新诗须有形式

从1918年《新青年》杂志4卷1期刊出胡适的《蝴蝶》(原题名为《朋友》,写于1916年8月23日),这就是相对于旧体诗的新诗。"五四"时期,胡适出版《尝试集》,郭沫若出版《女神》,当时还有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俞平伯、陈衡哲、刘大白等加盟其队伍,形成初期的白话诗派。新诗诞生距今已经百年。     

瞿秋白四次到鲁迅家避难史实考

关于瞿秋白到鲁迅家避难的史实,是反映鲁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一个重大方面,不仅是研究鲁迅、瞿秋白的生平中的重要课题,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不可忽略的问题。鉴于当时处在白色恐怖之下,在这方面的史实,几乎都未见于鲁迅日记和书信的记载,现在所知道的情况主要是根据许广平、冯雪峰和杨之华的回忆,分别见于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瞿秋白与鲁迅》,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关于他和瞿秋白的友谊》和杨之华的《忆秋白》,国内所出版的五、六本鲁迅的传记和《鲁迅年谱》、《瞿秋白年谱》,几乎都采纳了这三位鲁迅亲友各自回忆。近年来在这方面有新的发现,研究也有新的进展。如《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陈云同志以史平笔名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巴黎《救国时报》上的一篇记述瞿秋白到鲁迅家避难的回忆文章《一个深晚》,同时《光明日报》上又发表了     

郭沫若《女神》的历史地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于一九一七年就已经大张旗鼓地进行新诗创作了,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后起的郭沫若才称得上新诗的奠基者;胡适于一九二0年三月就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众口一词地认为,郭沫若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的《女神》——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形式,都达到了一个无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