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的创作艺术

杜甫对北朝诗人庾信很推崇,曾写诗称赞他说:“清新庾开府”,“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及“庾信文章老更成,健笔凌云意纵横”等。这些赞语正确地概括了庾信诗文创作的艺术成就。 庾信,字子山,河南新野人。早年出入梁朝宫廷,与著名诗人徐陵一起,写风格绮靡的诗歌和骈文,号称“徐庾体”。后来由于梁朝灭亡,他被羁留在北方,屈仕于西魏和北周,他的诗赋题材从艳情、宫苑变为战乱乡思,诗风从绮丽轻冶转向苍劲悲凉,其创作艺术dl因内容的充实而日益成熟。他在中国文学从六朝转向唐代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不但发展了诗歌形式,有不少诗篇从句数,章法、对仗、声律上看已成为唐代五七言律绝和长篇歌行的雏形,而且将南朝讲究形象、声色、长于骈偶用典的技巧融入北方刚健豪放的气骨和苍凉悲壮的意境,对南北文风的交流和溶合作出了重大贡献。     

论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兼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理论与其契合处

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诗歌内容要求的最高标准即"不虚美、不隐恶"。二是诗歌运用拟人、用典、比兴等手法时要符合事实,文字简要而不可浮夸。三是诗歌追求实录的目的是"惩恶劝善、观风察俗"。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具体表现在对鲍照及乐府诗的推崇、对庾信及徐庾体的评判等方面。而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理论与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有契合之处。     

论庾信后期诗作的复变

庾信后期诗歌创作的或复或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宫廷文学环境和集体创作方式是沿袭还是突破,这也是其在风格上驳杂而非纯然老成的根本原因。庾信后期诗歌重操旧调,是因为南朝文学在北风靡使他难以骤然摆脱宫廷集体创作;同时庾信又可以再奏新声,并浑然老成,在心理上是由于个人坎坷经历的激变,在创作上则是对宫廷集体创作的突破。     

翻译之失与诗人译诗

诗歌形式和内容的二元对立造成了翻译的困难甚至不可译,相对于内容而言,诗歌翻译过程中流失更多的是因为不同语言的文字和语音差异导致的形式流失。＂诗人译诗＂作为一条挽救＂翻译之失＂的途径确实有其价值所在,诗人在语言的敏感度和诗歌音乐性方面的悟性和表现力远远超越非诗人译者,诗人译诗可以根据原诗内容选择适当的形式甚至创造新的形式,尽可能实现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完美融合。     

论杨慎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明代著名文学家、大学者杨慎崇法六朝,他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杨慎“推源辨体”,在编纂《五言律祖》等选集时发现了“庾信体”诗文的审美价值,接续杜甫重新阐释了庾信诗赋“清新”、“老成”的内涵.二、杨慎接受庾信“缘情绮靡”写作观念,以性情为诗,主张诗文“新变”,肯定“民间文艺”的价值,并且模仿庾信诗赋进行写作,故其诗文呈现出“绮靡”风格.三、杨慎作为学者,进行“知识考古”,他在音韵、训诂、考据等方面对庾信诗赋词句、典实出处等多有辨析,对庾信写作技艺及后世对庾信意象、技法的接受也作了细致爬梳.     

庾信文学思想初探

庾信虽然未曾给后世留下什么洋洋大观的论文名篇,但他关于文学艺术的重要见解却散见于他的诗文里,其中不乏闪闪发光的思想光辉,历来有关庾信的研究著述,鲜有注意及此。本文就是企图初步探讨一番庾信关于文学艺术的基本见解,以补阙如。关于文学艺术与时代政治的紧密联系,庾信继承先秦儒家传统的诗歌理论,高度重视文艺的教化作用和认识作用:“移风广轩历,崇德盛唐年。成文兴大雅,出豫奏钧天。”(《燕射歌辞·变宫调》)指出自黄帝轩辕以来,移风易俗,都离不开诗歌、音乐的教化作用,有道之君无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闻音能辨俗,听曲乃思贤、感物观治乱,心恒防未然。君子得其道,太平何有焉。”(同上)勉励统治者注意通过文艺考察政治的得失和社会的治乱,     

阳关与阳关诗

始建于汉代的阳关,在唐代已退出历史舞台,基址残存,在军事、交通上已无实际意义。南北朝诗人庾信首先将之引入诗歌创作中,唐代时“阳关”就成为了一个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诗歌语汇,而不具有指实性。     

穆旦诗歌的艺术特色

穆旦诗歌文本的晦涩标志着现代派含蓄追求发展的极致,他创造的意象不仅新颖而且自成体系,其诗在具有哲理性的同时又充满了强烈的抒情性.穆旦对诗歌形式的选择或他诗歌艺术形式的特色与他诗歌的内容密切相关.诗歌内容的思辩性是穆旦诗歌的晦涩难懂的根本原因;他诗中大量的意象是他灵魂的追逐、艰难与痛苦的显现;也正因为穆旦反复倾诉着自己无法排遣的痛苦,其诗才具有了强烈的抒情性.     

北朝诗风刍议

在诗歌发展史上,南北朝诗,可以说是唐诗的一种必要准备。其中包含南朝诗宫商清绮的因素,也包含北朝诗气质贞刚的因素,还包含由南入北的庾信等诗人融合南北诗风的因素。     

怀秋独悲此,平生何谓平——略论庾信对宋玉“悲秋”情结的继承和发展

庾信滞留北朝后,在文学创作上有一种很深的“悲秋”情结,由于内容表达的需要和语境的不同,“悲秋”大致呈现出三种隐喻意义:乡关愁思、国势倾颓和年老体衰。庾信的“悲秋”是对宋玉的继承与拓展,他不仅直接化用宋玉的语辞,而且更深得其“悲”、“怨”的情感精髓,将感伤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以诗译诗 形神兼备

诗歌翻译是难度最高的翻译,关键问题在于译文能在多大程度上再现原诗的形式和神韵。要再现诗歌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再现诗歌的音韵之美,诗歌的译者必须具备诗人的素质。     

革命诗派诗歌的亦进亦撤及其意义

资产阶级革命诗派的诗歌在诗学观、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出现了许多有别于以往诗歌的新质,显示出了鲜明的近代特征,加快了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步伐;在艺术形式上则因袭用传统诗歌的语言形式,导致了其诗歌革新的后撤,在近代诗歌的转型中留下了教训.     

地域文化与庾信创作之关系

金陵（江左）、江陵（荆楚）、长安（关陇）画出了庾信人生之旅中的三个路标，江左文化使庾信的创作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艳丽底色，荆楚文化则为庾信的创作打上了明显的楚地文化的印迹，关陇文化更使庾信的创作具有了“胡化”的特征。三地的地域文化共同孕育了庾信创作，从而使庾信成为了穷南北之胜的作家。     

佛教背景下的王梵志诗歌

唐代诗僧王梵志所创作的诗歌,深受佛教影响。从诗歌内容上看,大量使用佛教名相,表达苦空、因果、平等等佛教义理。从诗歌艺术形式来看,通过开拓诗歌领域、选用恰当比喻、使诗歌自由化口语化等方式,造成通俗质朴的独特风格。     

中国俳体诗与日本俳句的比较研究

日本诗歌受中国古典诗词的深刻影响,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民族诗歌形式——俳句。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它都与中国的俳体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齐己《风骚旨格》的诗学理论架构初探

晚唐著名诗僧齐己的《风骚旨格》专注于诗歌艺术的探讨,他对诗的形式问题的关注,实质上是关注诗歌的文学性问题。齐己架构了一个关涉诗歌类型学、风格学、结构动力学、主题学、诗歌修辞学等诸多方面的诗学理论框架体系。其理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禅宗的影响。“诗有十势”,是齐己的诗学理论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富于理论创新的部分,分析、归纳与探索了诗歌结构所构成的诗歌意脉,及其构成意脉的诗歌结构所展现的内在张力。     

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传统

针对抗战时期人们对抗战诗歌和五四新诗传统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以及抗战诗歌呈现出来的与五四新诗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认为抗战诗歌是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的背离。其实,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之间并非背离的关系,在形式、内容和品格等方面,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之间都具有明显的承续性。     

从文学起源看原始诗歌的文学特征

原始诗歌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无不与远古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原始诗歌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决定了原始诗歌文学上、艺术上的特征,即功利性、抒情性、简洁性、综合性、集体性和口头性.     

非国家空间诗歌生产与传播论略

“非国家空间”诗歌写作与传播的形成,是国家与社会全面转型的结果。建国后,国家控制了诗歌生产者生存方式、诗歌生产传播方式、诗歌写作内容形式,但是诗歌在非国家空间一直存在并发展着,形成了与国家共生互补的态势。造成诗歌非国家空间形成的动因是:诗歌功能向文本本体转移;诗人角色向个体本位归位;诗歌报刊向经济本位靠拢。     

论鲍照对诗歌形式的变革与创新

鲍照是晋宋诗运转关之际的重要诗人。他在继承建安、正始文学的基础上 ,对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所开拓和创新。他的创作不仅彻底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 ,而且在诗歌的体式和风格上对齐梁乃至唐宋诗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