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现实性及其原因

我们习见人类对自然探索开发高歌猛进的历史,鲜见它必然伴随的另一面：人类变本加厉不计后果地为自己招来未知、风险和灾难。今年夏天全球性气候异常和涝旱无度是这一历史另一面的最近例证。如果用自然资源的掠取和消耗．有毒有害垃圾的排放和丢弃,这二者对生态秩序的干预和破坏．三者合一造成生态环境的灾变和风险作为标准衡量,历史的另一面并非是“狼来了”的虚妄之谈。     

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

毛泽东的"实践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既有与作为外来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密切联系的一面,更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哲学转化为中国哲学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是与自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相联系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越出西欧演变为世界性哲学,把自己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带给了非西方民族,唤起了东方前近代民族的觉醒;另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在这一过程中与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革命实践相结合,融入到不同民族国家的思想世界之中。研究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不能用其一面去遮蔽另一面,应当对这两个方面作历史的辩证的把握。     

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悖论命题违背唯物史观的根本精神

有些学者以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之间有不一致的情形就推断出两者存在着难以相容的"悖论".不能否认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之间存在着差别,但是,这只是两者关系的一面,其另一面则是,它们不仅都由实践决定并随实践发展而发展,而且,历史尺度是价值尺度的现实化,价值尺度是历史尺度的终极目标,二者有着现实的统一表现,并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有着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认为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存在"悖论"的片面解读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主体性原则、发展性原则、论证对应生原则、历史性原则、辩证性原则相抵触,直接违背唯物史观的根本精神.     

关于历史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思辨--兼论黑格尔历史决定论的理论缺陷

在对有关人类活动及其历史的描述中,最流行、也最"合乎理性"的,是黑格尔开创的历史决定论.按照这种理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被决定的,即在"历史理性"的指引下趋向于某个终极目的的不可抗拒的过程.事实上,这一观念不过是宿命论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戴着这样一副关于历史的先验形而上学眼镜去看待历史,常常不能对历史做出合情合理的诠释.因此,重要的不是历史中的法则,而是历史中的智慧.这种智慧,只能在轰轰烈烈的历史事变中、在把多种可能性变成一种现实性的选择中、在对历史进程的非凡的想象、设计和创造的过程中才能够看到.     

马克思的"真实的具体的人"之真实奥蕴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真实的具体的人"的命题,我国许多学者往往将其等同于历史主义所谓的"被其所处时代的生活决定了的人".事实上,历史主义的这种"如实"说明历史的方法,由于缺乏对现实的超越感,恰恰不能说明人的具体性,这引来了历史神学与海德格尔存在论从另一极端的理论抗争.马克思的理论克服了以上诸方面的缺陷.它不仅使用了与历史主义相似的"真实的抽象"的方法,还按照历史主义所不具备的"人的矛盾生存境遇及其超越"的路向进行探索.因此,尽管马克思的"现实的具体的人"有着与历史主义相似的一面,但更有着历史主义所不具备的另一面--"现实的具体的人"不甘心永远被现实所压抑与束缚,总是力图借助革命的实践去改变现实,实现生存环境与人性质量的双重提升.     

“附近”的消失与再造——反思技术扩张时代的社会团结

"差序格局"与"附近消失"分别是传统与现代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其中内含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变化是对社会结构基底不同与转变的精准表征。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就是在技术加速扩张之下"差序格局"的覆盖面不断缩小"、附近"逐渐消失的过程,相反相成的两者又集中表现为"附近"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加速重构。技术扩张一面冲刷着社会团结的基底,另一面却蕴含建构新型社会团结的契机。若能合理地引导技术加速的边界,处理好技术内部的张力,以人类精神维度的共同历史叙事为枢纽,再造"附近"完全可能。     

风险认知偏差与风险语境中的媒体

风险认知既取决于物理性一面,也取决于精神性的一面,后者往往作用力更大。风险认知能否客观、真实,受制于认知主体所具备的认知条件和认知能力。在信息"过载"和风险情境下,人的信息感知机理愈加复杂,不确定性加大,风险的认知难度也更大,容易产生认知偏差。复杂性是现代性的伴生物。在几何级扩张的复杂性面前,人类的智性和理性捉襟见肘。作为社会系统的传播、沟通、整合机制,媒体是人类社会风险控制和复杂性管控的有效架构,以其专业化努力给复杂世界带来明确的描述和确定性。但是,在网络社会和风险语境中,媒体系统面临双重"复杂性",难以胜任风险认知和复杂性管理的重任。     

从唯物史观看当代“风险社会”

当代全球性的风险社会,是世界历史条件下社会风险全球化的产物,是深度全球化时代的客观境遇.风险社会条件下,各种全球性风险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胁.当代全球风险社会以人类实践为基础,以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为根本历史条件,以深度全球化的资本关系为根本社会成因.风险社会的到来与发展既昭示了历史进步意义同时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悖论.风险社会语境凸显了科学发展观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弥合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立,根本超越全球化的资本关系,是最终超越风险社会的根本路径.     

对公有制经济改革的认识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题和关键是既要坚持公有制又要改革公有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另一面,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必须对旧体制束缚的公有制经济进行改革.这是一项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最深刻最全面的社会变革.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绿色生育问题研究

今天,实现对环境的保护、提高人口素质遏制人类退化继而达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我们要建设生态文明,进行绿色生育的研究,推广绿色生育工程,就是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对人口再生产过程施加影响、规避出生缺陷的风险发生,使其"产品"为高素质的、聪明的、高智慧的健康人口,这是一个提高人口素质的根源性的社会系统工程.这是我们"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计划生育工作与时俱进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归宿.它将对社会和家庭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福科《词与物》中的历史观

研究福科的学者都知道,福科历史哲学主张的是历史的不连续性和断裂性,这也是他与普遍性和目的性历史观的根本对立之处.但在《词与物》这本书中,福科虽然用"认识型"对"词"(语言、历史文本等)与"物"(对象、客观历史等)关系的历史进行截然不同的划分,在这种明显主张不连续和断裂性的历史观下面,他还隐约表达了在"认识型"转变过程中所具有的历史连续性的一面.     

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三重内涵

马克思在三种意义上使用"世界历史"这一概念.第一种意义的"世界历史"是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发展中各种现象和规律的一般视野和出发点.这一概念是对各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总和的"泛称",即自在的"世界历史"概念.第二种意义的"世界历史"属于"历史哲学"范畴.这一意义的"世界历史"不是一个"自在"的客观自然过程,而是在人类的有目的的活动中诞生的,这为后来赋予"世界历史"以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目的奠定了基础,也为提出作为资本扩张催生的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奠定了哲学基础,因而是自在的"世界历史"概念向自觉的"世界历史"概念的过渡.第三种意义的"世界历史"特指作为资本扩张催生的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第三种意义的"世界历史"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范畴,涉及由资本逻辑导致的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为消除冲突而展开资本批判的历史过程.第三种概念一方面超越了自在的"世界历史"概念的直观性,另一方面摆脱了作为哲学范畴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抽象性,进而完成了对第一种和第二种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扬弃.     

风险生存及其历史扬弃

风险生存是全球风险社会条件下出现的一种崭新的人类生存方式,它在给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积极影响.风险生存对人生存和发展的双重影响要求我们积极探寻扬弃风险生存历史之路.风险生存的扬弃,既需要实践为其提供现实基础,也需要人的努力为其提供主体条件,其目的是为了通过扬弃风险生存,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人类生存的理想图景.     

如何对待涉及民族关系的爱国主义

我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极其复杂,各民族之间既有友好合作、互相依存的一面,又存在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的另一面。在民族矛盾和斗争中,各民族都曾涌现许多热爱自己国家民族、英勇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如何对待这     

对全球化的悖论及中国发展的再思考

全球化是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必然趋势,任何一个想要尽快得到发展的主权国家都必须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才不至于被历史发展的潮流所冲垮。然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其有益的一面,又有其不利的一面,处理得不好,就容易被这个潮流所吞没。因此,澄清对全球化的一些模糊认识,晓之其利弊,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加强党的领导,深化内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请进来"和"走出去"并举,才能使我国在既保持自己民族独立性的同时,又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取最大的效益。     

没有革命的历史——评吉登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诠释

吉登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诠释主要围绕"人类创造历史"命题展开,该命题在马克思和吉登斯的思想体系中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马克思从生产劳动的角度解释历史,把人民群众看做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把人们的生产劳动和革命实践看做是创造历史的过程,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看做是创造历史的归宿。吉登斯也对"人类创造历史"命题进行了系统的解释。他把启蒙运动看做是人类有意识地创造自己历史的起点,把普通行动者看做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把当今风险四伏的高度现代性社会看做是创造历史的结果。比照两种历史版本,吉登斯版本的历史理论反映了他对当今晚期现代性社会的思考,但却消解了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革命韵味。     

证明的冲突：周公摄政与管蔡之乱——西周初年周公摄政合法性证明的危机

三千多年前,西周王朝建立不久,历史上演了周公摄政.数千年来,对于周公摄政这一历史事件的解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出发,解释周公摄政的合法性;另一是从儒家政治伦理的角度,用周公后来归政成王的美德来肯定此前摄政行为的正当性.这两种解读方式是我国学界的传统表述.笔者以西周初年的历史事实,揭示周公摄政合法性证明的缺失引发的政治危机,指出历史研究从"形势需要"出发阐释权力正当性,不仅易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而且易误导用"形势需要"的逻辑作为不当获权的合法性证明,使社会面临动荡的风险.     

福山“历史终结论”及其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误读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普遍史的角度,认为历史具有方向性,同时也具有终结性.在他看来,马克思也是一位"历史终结论者".福山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终结.福山的这一观点是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化,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曲解.马克思主义反对把自由民主制度理解为历史的终结,而只是把它视为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     

社会过程·文明过程·文化运动--阿尔弗莱德·韦伯的"历史内在结构论"述评

阿尔弗莱德·韦伯以他的"历史内在结构论"在"文化形态学"领域独树一帜.按照他的理论,对人类和民族历史的分析与考察应分社会过程、文明过程、文化运动三个层面.社会过程是人类和民族历史的外在显示,如同人的身体;文明过程是人类历史得以延续的动力,如同人的营养;文化过程是各历史体的本质属性,如同人的基因.文明过程和文化运动在"创造"或"发现"、普遍性和排他性、累积性和一次性、合目的性和无目的性等四方面存在差异.阿尔弗莱德·韦伯的这一理论对于人们重新认识文化和文明的含义,克服欧洲中心论和狭隘的区域文明观,认真审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建立全球史观,均具有启发意义.     

蒙古族民间童话的女性理想及其叙事危机

民间童话是人类的精神梦想，然而就蒙古族民间童话而言，女性叙事却在构建梦想的进程中陷入了深深的悖论：一面是激情地吟咏女性的反抗与辉煌，另一面却不得不面对男性叙事圈套的蛊惑。正因为此，民间童话的革命性力量被一定程度地消解，我们终究无从在历史的痕迹中找到它对于蒙古族女性解放运动的实质性的推动与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