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统一进程中语言政策制订依据及实施选项

推动实现中国两岸统一已经提上国家议程。语言政策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必须对两岸统一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势做出前瞻性预判和规划。基于“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两岸统一进程中的语言政策将形成“一体化”与“多样化”两种选项。“一体化”语言政策指以大陆现行语言政策为标准在中国台湾地区实行与大陆地区同等的语言政策,它能够集中体现“一个中国”原则和助力统一后的社会治理,具有牢固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多样化”语言政策指两岸实现统一后在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国家法定地位前提下在中国台湾地区可以实施与大陆地区不同的语言政策,它能够辩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符合“一国两制”方案的民主协商原则,符合两岸统一进程的渐进性和间接性特点,具有能“通”则通和能“用”则用的社会共识基础。     

跨越式发展及其启示

跨越式发展是当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是后发国家或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在较短时间内跨越社会发展的某一个或几个阶段从而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迈进。跨越式发展思想是由马克思首先提出的,并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得到深化和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要实现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必须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之路,这就是“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必然选择。     

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农村地区为例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两型社会”建设不能忽视农村地区。但是,中国农村具有自身特点,不能完全沿用城市“两型社会”建设的做法。通过对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文章构建了农村地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用于分析农村地区“两型社会”建设的差距和问题。     

关于少数民族概念的几个问题－－少数民族权利理论问题研究

“少数民族”一词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少数民族”概念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各有不同的界定,每一个国家根据其自身所要调整的民族关系,来定义其特定的少数民族概念,并进而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在中国,少数民族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是民族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宪法体系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亚洲价值观"再探析

“亚洲价值观”主要存在于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在个人价值观层面,该地区的人们注重勤奋、教育、诚实、自力更生、自律和履行义务；在个人和国家关系层面,强调社会的秩序、和谐、对权威的尊敬和社会道德；在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层面,重视国家的指导作用,看重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强调文化和传统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些内容构成了“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并没有因为东亚金融危机而烟消云散,“亚洲价值观”的存在不容置疑。     

毛澤东思想在前工业、半殖民地政治文化上的号召力

不管在不发达地区(或者有如它们常被形容为非工业的或落后的地区)的若干国家内那些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实力怎样,总得承臥:对这些国家的群众来說,共产主义、特别是照中国人所解说的共产主义,至少可能具有一种强烈的号召力。这种“中国式的共产主义”的号召力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共产党人胜利前的中国在社会、經济、政治以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把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到世界文化舞台的前列。但是不能因此赞同以“东方文化主导”论代替“西方文化中心”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是不同的。一、对西方发达国家,它具有文化交流作用。企图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来完全化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是不可能的。西方现代化中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以生态危机、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危机、家庭结构的解体、性关系混乱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表现出的危机状态,不是简单的文化危机,而在于它的社会结构本身。没有一种外来文化能使西方摆脱现代化进程中所陷入的困境。但是从文化交流角度看,西方人瞩目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中国文化必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改变历来文化中西重东轻的情况。二、对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它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理论并不是东亚经济起飞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反贫困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村贫困人口的关注作为一种初心贯穿着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整个过程。 1949 年之后中国的扶贫治理可以分为“救济式扶贫阶段”“发展式扶贫阶段”“开发式扶贫阶段” “综合式扶贫阶段”以及“脱贫攻坚阶段”五个时期。而且随着阶段不同,国家所采取的扶贫治理措施与手段有着很大的差异。 扶贫治理 70 年,逐渐形成了国家主导下的扶贫治理体制,治理手段也越来越专业化与精细化。 中国扶贫领域的治理实践典型地呈现出共产党革命成功经验、中国传统治理资源和西方国家先进治理方法的“三江汇流”之势,同时中国的扶贫经验也为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评《中国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面对严峻的挑战和我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 ,迫使我们不得不对我国教育现状及如何改革教育进行思考。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 ,需要我们用战略的眼光研究教育问题 ,提出一些思路 ,为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提供依据和宏观决策参考。为促进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 ,开展“中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研究”被列为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 ,陕西省教委、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和西北大学非常重视 ,组织力量迅速投入研究工作 ,比较快地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     

基于可达性与经济联系的“一带一路”经济带引力格局划分

对“一带一路”经济带交通网络及国家经济联系的研究是推进沿线国家合作相通的基础,基于 GIS 空间分析技术,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一带一路”的空间可达性,进而引入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强度,探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及引力格局划分方法。研究认为,“一带一路”中国地区主要节点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通道”型空间特征;西安是“一带一路”起点地区的质心城市,承担了中国境内大部分区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内国家及地区的联系,沈阳是东北地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是中国向北开放的窗口;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联系的区域特征明显,具有强经济联系的国家有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等,较强经济联系的国家基本为中亚区域国家,主要是蒙古、哈萨克斯坦、波兰等,欧洲区域的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强度处于中等水平;根据经济联系强度,将“一带一路”经济带分为三大区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中蒙俄、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纽带,推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合作,三大区域应该加强优势互补与贸易相通,打造城市群与重要节点城市来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西部地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的对策分析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扩大内需，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保持社会稳定，建立公正、平等、有序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以城乡发展的六大反差论述了西部地区实现国家这一重大战略的紧迫性，并提出了西部地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的总体思路和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的“主体”问题

政治传播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因而政治传播的“主体”说到底是人而不是其他.“主体”以种种“形态”存在,有个体、集体、社会总体和人类总体几种形态.“主体”的个人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个人主体”;“主体”的集团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社会组织”、“各种共同体”;“主体”的“社会总体形态”对应的是“国家、政党、政府”.目前的中国,国家(政党、政府)仍然是政治传播的主体,主导着政治传播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认识上,仍然要坚持这种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的理念.政治传播的“多元主体”在中国还不现实,各种“社会组织”的政治传播功能还有待于挖掘和培育.当我们强调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国家(政党、政府)作为“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时,并不排斥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积极作用.相反,努力培育和积极发挥“社会”的政治传播功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重要战略理论之一.     

"宗族弱化"的历史原因探析

当前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变迁格局中,宗族处于弱化地位。这种情况从历史原因来看,是由于中国社会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是一个“有国家的社会”,它区别于“无国家的社会”,“国家”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宗族因缺乏整合社会的功能而无法走入国家的体制之内,国家对于社会,有着强烈的干预意识和巨大的驱动力量。     

“国家社会性”范畴探微

作为深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气质的范畴,“国家社会性”源生于国内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学术场域。感知“国家社会性”,应以对“政府公共性”“国家公共性”“国家中立性”等范畴的辨识为基础。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功能、国家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性质、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整体利益,彰示了“国家社会性”的核心内涵。“国家社会性”是一种批判性和建构性的介入,这一范畴的应用是对传统阶级主义国家工具论的纠偏;在与相关范畴的对比中,“国家社会性”显出了自身存在的概念优势,继而拓展了对国家性质的讨论并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关切。     

“宗族弱化”的历史原因探析

当前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变迁格局中，宗族处于弱化地位。这种情况从历史原因来看,是由于中国社会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是一个“有国家的社会”,它区别于“无国家的社会”,“国家”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宗族因缺乏整合社会的功能而无法走入国家的体制之内,国家对于社会,有着强烈的干预意识和巨大的驱动力量。     

中国治理体系中“社会隐没”现象的历史渊源回眸与探寻

“社会隐没”是转型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那时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自主空间近乎完全隐没。追溯这种现象的历史渊源，文章认为其背景在于中国传统宗法伦理社会“超自然魅力”的“祛魅”和“解构”，其逻辑起点则源于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与西方启蒙话语体系的耦合。正是这二者的耦合，20世纪上半叶、乃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铿锵有力的革命话语一直主导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运行，并使“社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一度近乎完全“隐没”。      

空间中的国家:基层公共空间生产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

现代国家形成以后,普遍面临如何“进入”社会的问题。权力、资源、文化是国家的基本属性,也是国家展现自身并由此进入社会的具体途径。在单位体制下,“单位”成为国家权力、资源和文化的容器,以及国家连接社会与个人的中介机制,即国家主要通过单位关联并进入中国社会。单位制解体后,国家再度面临如何进入社会的问题。本文在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视角下,基于对城市基层公共空间生产的质性分析,提出了“空间中的国家”命题。在后单位时代,空间承载了单位的“容器”与“中介”功能,成为国家进入社会并在其中完成自身再造的创新形态与关键机制。当代中国主要通过基层公共空间生产,在日常生活场域呈现自身形象、塑造国家权威、培育治理共同体,以此推动国家进入社会,重构紧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关于西辽河地区早期农耕时代城的起源及其发展

城的出现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指标，中国国家的起源和发展与城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西辽河地区是我国的城最早发祥地之一，早在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城就已经在中国北方萌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城已经基本趋于形成，中国的社会历史开始进步到古国阶段；40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是城的成熟发展时期，此时中国的国家形态已经发展到了方国时代．从古国到方国，这是中国国家发展史上的“原生形态”，是后来“三代”国家形态的基础或原型，它在中国国家形态数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起着一种规定性的奠基作用．     

道路建设与边疆的“中心化”：对中老边境云南磨憨的路人类学研究

区位视角下的“中心”和“边缘”是社会文化历时性建构的结果,并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转换,现代化的道路建设对于地处传统区位条件下的边疆产生“中心化”的影响。在磨憨镇道路发展史中,传统道路、国道、高速公路和国际铁路分别与磨憨社会空间的地方性、依附性、流动性及全球化紧密相关。由国家推动的道路建设促进边疆地带与传统中心地带之间建立“依附”“连接”和“同构”的空间关系,在此过程中,边疆展现出其区位上的“中心化”过程。道路建设增强了边疆民族地区向国家中心地区依附、靠拢和融合的向心力,强化了边疆连接境内与关外的“通道”身份,推动边疆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     

论“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

“法治中国”是实践“法治国家”具体的地理和空间平台,它使得“法治国家”的建设“脚踏实地”,它汇聚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各项具体价值要求,它在适用地域上呈现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特色.作为“法治中国”的整体化特征,必须先有“国家法治”,然后才可能出现“地方法治”,“地方法治”不能脱离“国家法治”而存在.在实践法治精神的过程中,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没有特权,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法治原则来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遵守法律,“法治中国”正是从一个具体的主权国家概念的角度来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具体法治”的各项价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