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英语诗歌的发展与中国新诗散文化之比较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不论是中文还是外文,文学形式的变化总是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逐渐改变的.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古英语诗歌的演变,来解释诗歌形式变化的因素,并从中考察中国新诗散文化现象.从英语语言史和诗歌传统分析,古英语诗歌语言特征和基本诗歌形态与现代英语诗体裁相距甚远,并没有真正被后世英语诗人继承下来,这其中诗歌进化的演变和选择表现出的规律似乎对探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形式变化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古英语文学始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其最主要的形式是头韵体诗歌,从7世纪到之后的400年间出现了许多杰作,像<贝尔武弗>这样的史诗性创作成为英国文学史辉煌的开端.虽然头韵体诗行仍然出现在后来兴起的尾韵体诗歌中,但作为一种诗歌形式,头韵体似乎在书面文学中消失了[1],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在14世纪以乔叟为代表的诗人创造的尾韵诗歌,并影响了后世的许多杰出的诗人,乔叟也因此确立了其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被17世纪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德莱顿誉为"英语诗歌之父".[2]     

从文类渗融和越界谈新诗的散文化

诗歌的散文化是一个古已有之的经验事实.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这一现象肇始于唐代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它催动了宋诗整体风格的转换,对古典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脉流的孑遗--延续到晚清诗坛的同光体(即宋诗派)诗潮,更是催生胡适文学主张的不可忽略的背景.但总体而言,古典诗歌的散文化是旧文学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它并未达到新诗的散文化这一根本性变革的高度,两者是不可等量齐观的.[1] 从更宽泛的视野来看,无论是古典诗歌或是现代新诗的散文化,都是一种文类的渗融和越界现象,它们共享了一些相似的文学机制运作规律.     

重建新诗的节奏经验

一直以来,新诗的散文化问题颇受现代诗坛关注,尤其是在当下,诗歌创作遭遇许多困境时,重塑诗歌规范也颇受争议.一些学者开始极力倡导现代诗歌应该回到格律,回到古典诗学理论.传统诗歌固然有其经典传承之佳作,也不乏沁人心脾之意韵,然而主张将现代诗歌回到传统,笔者认为这规避了对现代诗歌的重新认识与阐释,不但不能解决现代诗歌目前遭遇的困境,甚至会将现代诗歌的发展引入歧途. 持有返回传统诗歌主张的人大多认为格律诗才是有节奏的诗歌,这无疑从另一个方面否定了现代诗歌的节奏.一般来说,节奏可以分为客观节奏和主观节奏两种.客观物质的规律性运动产生的是客观节奏,而人类大脑所产生的节奏感是主观节奏,主观节奏是体现在人的感知过程中的一种较强的主观性活动.     

新诗格律化的诱惑与限度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以自由诗为主流,但格律化的创作时起时伏,也从未真正中断,在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还分别形成了两个关于新诗格律化的讨论高潮. 20年代新月派倡导的格律化运动是新诗格律化的第一次尝试.当时不加限制的口语化创作充斥诗坛,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一文强调新诗格律化的必要,提出以格式、音尺、平仄、韵脚来作为诗歌格律的基本衡量尺度.除听觉方面的格律外,他还特别强调视觉方面的格律,即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突出音乐美以外的建筑美,试图为新诗发展确立严密的规范.[1]     

以《女神》为例反思新诗"散文化"之路

<女神>是20世纪新诗散文化的典型代表.郭沫若对内节奏的强调与重视,使新诗的抒情本质得到了进一步凸现和强化.但同时,<女神>诗性建构方面的粗疏与随意也清晰地表明,第一次新诗革命留下的只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成熟和完善的现代汉诗形态,这正是21世纪第二次新诗革命的起点和必须担负起的历史使命.     

新诗的散文美与散文化

主要探讨新诗的散文美与散文化问题,较深入地论述了诗与散文的不同艺术特点与文体特点,认为诗的散文美的命题不够科学,也阐发了克服诗的散文化的方法途径。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     

散文化小说:现代作家自觉追求的独立文体

中国现代小说在其谨严、整饬的典型理论背景下的总体模式中始终存在着散文化的革命因素。散文化小说 ,是一种现代作家们自觉创作出来的独立的小说体式 ,是一种超乎在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之上 ,有自己独特艺术品格和审美意蕴的现代小说体式。     

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结构与文体

汪曾祺小说在结构和文体上最为突出的特色是散文化。在结构上,他苦心经营的不是结构的严谨,恰恰是结构的"随便"。他的散文化小说结构大致可分为三种:树枝状结构、云朵式结构、画簿式结构。汪曾祺小说结构的随意、多元,突出表现在虚实相生、卒章显志、顾盼流转三方面;其显性结构的"松散随意"又造成了他文体特征的散文化。     

论当前新诗语言存在的问题

当前新诗语言的口语化、散文化,犹如一把双刃剑,为新诗开辟了道路,也为新诗带来了很大流弊.为此,重新审视新诗语言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从文体看中国新诗

诗体重建的课题已经摆在中国新诗面前,它关涉到新诗兴衰甚至存亡。从文体考察,新诗分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而以前者为主。新诗的诗体重建,在无限多样的诗体创造中,有两个美学使命：规范自由诗和倡导格律诗。“自由诗”的冠名是不确切的,因为“自由诗”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自由。现代格律诗建设的中心问题是艺术实验。当下的新诗已经和初期白话诗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文体角度看,还处在草创阶段,新诗期待着在下个世纪能完全摆脱草创期的幼稚而走向辉煌     

文体范型的冲突与和谐——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反思

在中国新诗文体现代性的展开过程中,突出体现了"有型"与"无型"、欧化与民族化、散文化与纯粹化这三对既冲突又和谐、既对立也和解的矛盾统一关系。而如何解决好这三对矛盾,乃是新诗文体现代性建构的关键问题。     

论新诗的文体建制

新诗从被开始"尝试"的那一刻起,它就变成了某种无法形容的品质的名称,它的可能性成为它的潜在的能量之矿。然而,新诗的文体意识迄今尚未深入人心。在白话新诗的语体建构中,"翻译"是相当重要的环节;我们应该回到具体的语言实验中,去关注它在写作中的语言开发力。     

臧克家新诗文体的审美阐释

臧克家新诗文体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含蓄精炼的抒情范式;锤字炼意的苦吟精神;善于运用比喻经营意象。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以新诗文体为例,首先论述译诗集中体现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特征,引领中国新诗朝着“现代”的方向发展;进而认为翻译诗歌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推动力,反映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诉求;最后从具体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证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形式、精神情感以及先锋特质、颓废色彩等现代性因素与翻译诗歌之间的关联,从而说明翻译诗歌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新诗文体建设的四大误区

新诗文体建设的核心是新诗的音乐性问题。音乐性是新诗最薄弱的一环，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是新诗文体建设中的四大误区：（１）新诗拒绝音乐性；（２）新诗贬低外在音乐性；（３）韵律就是刑具；（４）民族诗歌传统的断流     

论外国散文诗的文体生成及对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散文诗是一种世界文学体裁 ,散文诗文体在生成发展过程中与诗、散文等文体相互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类似于散文诗的文体在特定时代契合的产物 ,是西方散文诗文体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 ,文体特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西方偏向于散文 ,在中国偏向于诗 ,甚至被长期视为新诗的一种诗体 ,极大地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散文诗”作为这一文体的“称谓”是不准确的 ,造成了这种文体与诗和散文两种文体的串义现象 ,导致了中国散文诗的文体建设与新诗的文体建设的混乱。     

余光中"适度散文化"的诗歌理论与实践

余光中是诗、文兼擅的当代作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在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倡导和应用"适度散文化"的艺术方法.此一方法既是对中国古代"以文为诗"传统的回顾和借鉴,更是一个现代诗人、诗论家为促进现代诗创作的健康成长而提出的开拓性命题.     

传播学视域中的中国新诗的历史演进

中国新诗的诞生、发展及其历史演进,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复杂历史语境中进行的.对传统诗歌文化资源与域外诗歌文化资源的重新"编码"、"解码",带来了中国新诗丰富多样的生态格局.而诗歌创作"信源"的日渐单调,则导致了40年代末中国新诗的渐趋畸零.     

编辑排版与早期新诗的文体建构

在早期新诗的发生发展历程中,编辑排版作为现代传播中的技术手段,深度参与了新诗文体的建构。编辑排版的样式促使早期新诗人萌发了诗体意识,逐渐从自发建构走向自觉建构,编辑排版的意图和效果在编读往来中相互汇通,编辑排版贯穿于创作和传播过程;早期新诗的版式差异较大,反映了新诗文体逐渐凝定的过程,诗行和诗节成为新诗文体的基本建构单位;编辑排版是对版面空间的设计,利用拟形、标点、行式组合等手段,建构了新诗文体的视觉形式,不仅对听觉审美、诗意传播起到导引和配合功能,还因其视觉上的效果、心理上的效应,拓展了新诗文体的审美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