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秩序与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这种和谐的状态是需要法治秩序来加以保障和协调的。法治秩序是和谐社会的根基,发挥着有效协调利益冲突、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公平正义等重要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     

法治秩序下的自由实践

近代以来,自由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理念,各国都通过立法对个体自由予以确认,并通过抽象的法律为自由的实现提供制度上的保障。然而,自18世纪以来法治秩序下的个体自由也遭到了不同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人尽管在法律的照看下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但同时现代社会制度又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现代社会的法律与自由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本文尝试从伯林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划分这一角度来梳理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     

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维系基础探析

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从来而且永远不能仅仅依靠国家单方面的力量来完成,只有得到乡土社会中人们的认同,具备一定法治意识的人们能够自愿接受才能够推动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建立与正常运行。在乡土社会法治秩序建立与维系的过程中,法治意识的培养与认同固然重要,但是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维系的基础仍然是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并延续下来的基本道德。     

法治社会中的宗教秩序研究

宗教不但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秩序形态,是型塑其他社会秩序形态的基础。由于宗教、道德、法律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由此形成不同的社会秩序类型,但因为宗教秩序的特殊价值,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中,宗教及其秩序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变化了的只是其存在的形式。     

伦理秩序、法治秩序与公民意识──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构建

公民意识尚未普遍确立,是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滑坡”和“法律纸面化”现象的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事实上,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优越性,决定其能够为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提供最有力的根本性内在支撑,进而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不可缺少的坚实基础。因此,要克服“道德滑坡”和“法律纸面化”现象,推动精神文明上新台阶和法治国家早日建立,就必须大力培养公民意识并推进其意识形态化,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客观要求。     

自由、法治与秩序重构——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哈耶克认为,自由是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的一种状态,它是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法律的价值就在于确保自由,也就是为每个人划定一个他能够决定自己行动的公知的领域。他提出"进化论的理性主义",相信自发秩序的力量,主张法治的条件下实现自由。他的理论对于20世纪的自由主义复兴,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的相容性——以哈耶克法治理论为视角

秩序有利于人类自由本性的实现,是人全面发展的保障.本文以哈耶克法治理论为视角来分析自发秩序的本质及其与建构秩序的关系:由法治来限制建构秩序的作用范围以防止有意识地利用政府权力假借正义之名侵犯社会公正与自由,但自发秩序的抽象普遍性特性和外部性的存在要求建构秩序发挥辅助作用,二者互不可缺;两种秩序的融合以情境为联结点,判断建构的新的规范或制度是否能融入现行自发秩序的标准是一种情境主义标准.     

公共舆论与和谐社会的法治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从“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政治信仰中走出来,进入了民主法治化时代的公共舆论之中。公共舆论不仅是重要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力量,提供了制度运行的价值基础,也搭建了民主参与和对话协商的公共平台,促进了多元和谐和社会稳定,并拓展了民主法治信念的传播途径。从而为法治秩序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必须加强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司法保障,促进公共舆论功能的充分发挥,推进民主法治进程和和谐社会的建立。     

“人性”话语下生态秩序的法律形塑——集体福祉超越市场逻辑的反思

人类对秩序问题的关注几乎与人类的发展历史一样长.人的本能构造、意识构造与社会构造是导致生态失序的人性根源所在,为了愈合横亘在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鸿沟,必然要求基于人的行为与行动结构构造一种符合时代发展需求,以实现人与自然的调谐为目的、符合集体福祉的生态秩序.基于人性话语的视角和集体福祉超越市场逻辑的价值诉求,以法律的强制力构造社会、人与自然的生态同构秩序是可行的法律路径,其核心在于确立符合社会本位要求的生态秩序的权利义务结构体系及其基本的权利义务构成.     

道德评价因素在构建法治秩序中的作用

法律意识是构建法治秩序必要的思想条件和社会心理条件,而法律意识作用的发挥又受到其中的道德评价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诸方面,法律的道德评价都具有重要作用。加强道德建设,提升全社会的道德评价水平,对构建法治秩序非常必要。     

地方立法听证探析

立法听证是一种重要的民主立法形式.我国把立法听证纳入地方立法程序,于促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地方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实践的时间短,存在着许多不足.这就严重影响了我国地方立法听证的发展,进而影响着地方立法的民主化.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关制度建议.     

我国陪审制度立法完善再探讨

当前我国陪审制度过于流于形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症结之所在是因为陪审制度在人数、选任、任期和职能等运行细则问题上没有厘清。建议在修订我国陪审制度时,在合议庭中适度增加人民陪审员的人数,可以借鉴仲裁员选任的方式改革我国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并对人民陪审员的任期改为一案一选,一案一任。关于人民陪审员的职能可尝试在审判程序的不同阶段予以划分。     

浅议几种垄断行为的立法约束

既保护合法垄断,又限制或打击非法垄断,是我国反垄断立法的重点和难点。鉴于我国三类垄断的不同特点和性质,在反垄断立法时,一方面应规制国家垄断和自然垄断,另一方面应反对行政垄断。我国现行法律条款以及2002年的反垄断法草案对这三类垄断的规定很不完善。目前,酝酿了十年之久《反垄断法》即将出台。以本次反垄断法的制定为契机,优化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体例,构建起完整的反垄断的法律体系,是当前一项紧迫任务。     

"高空抛物"的司法认定与立法反思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拟将高空抛物行为新增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类型,司法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核心在于判断高空抛物行为是否具备“危险方法”和“危害公共安全”两大核心构成要件该当性。通过类型化分析高空抛物行为,发现既有法律手段足以规制该行为,刑事立法应保持谦抑性,无需新增条款加以规制。     

血亲的法定继承顺序研究

血亲是指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血缘关系确定法定继承人是人类社会延续的需要。基于血亲继承的重要性,应通过考察历史,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对血亲的法定继承顺序问题进行探讨,意在为今后立法提出建议。     

从立法目的看我国环境法的进一步完善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造,它既是指导我国健康发展的理论,也是使环境法制建设实现历史性飞跃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环境法应当承担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任务,把完成这一任务作为立法目的。接受和谐目的论就应对环境行为、环境损害、环境影响程度等努力做出恰当的制度安排或制度调整。     

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新进展

大量证据已表明,国际刑事审判的展开与国际法律文件的增加,共同促进了国际刑法的迅猛发展与繁荣进步。这直接推动国际刑事责任的日益丰富和深化,并使其成为当前国际刑法领域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审判实践中,一系列新的概念和认定逐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大会的一系列法律文件,也对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发展至关重要。探讨国际刑事责任原则的崭新进展,有助于完善国际刑法体系的构建和惩治国际犯罪的实践。     

论现代法律思维的类推品格

现代性思维瓦解了那种建立在符号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基础上的知识体系,而在符号与事物之间建立起任意性的关系,符号成为表达事物的人造逻辑系统。但是,现代性思维依然要依赖于事物的相似性并把分类作为认知的基本路径,且以形式化的概念系统固化认知成果。由此,现代立法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分类构建规范体系,而现代司法过程则要借助于类推完成规范的现实化,现代性的法律思维由此全方位地具有类推品格。这一品格是法律具有操作性的基本前提,也因而预设了法律正义的基本限度。     

A re-evaluation of alternate methodologies in legislative voting analysis

This paper consists of a comparison of Guttman scale analysis and factor analysis as applied to legislative roll-call votes. After defining each technique, their respective shortcomings are discussed. Guttman scaling has intuitive appeal, but lacks the precision of measurement and ability to produce interval level legislator scales that factor analysis provides. Factor analysis is frequently criticized, however, because it cannot generate factors that resemble Guttman scales in composition. By reconsidering the basis for each technique, two points apparently overlooked by researchers are established. Firstly, although the techniques produce different results, both kinds are meaningful in their own right. Secondly, the techniques are not just different; they are interrelated in a definable manner. This interrelationship is developed by means of a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of artificial roll-calls forming a perfect Guttman scale. The results are then used to establish probabl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a scalable set of roll-calls.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the precision of factor analysis need not be sacrificed even if the scaling criterion is preferred by the analyst.     

欧美潜在竞争理论立法体例之比较

潜在竞争理论,通常是用来说明混合合并所产生的限制竞争效果的主要理论。该理论对于分析企业混合合并行为的违法性具有重要意义,是目前国际上在规制混合合并时所运用的主流理论。但是,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对潜在竞争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尤其是美国式和欧盟式两种主要的潜在竞争理论,在对潜在竞争的理解、认定及其范围的划定等方面有很多不同之处。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比较,以纠正目前法学界对潜在竞争理论的混乱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