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还是社会:谁应当承担当代中国养老服务的责任

随着快速的老龄化和经济、社会与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人们家庭养老价值观念的转变,主要靠子女和家庭提供养老服务的中国传统养老模式已不足以应对当前中国养老服务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只有超越现有的养老模式,逐渐淡化子女和家庭养老服务的道德责任和法律义务,政府和社会逐渐承担起提供养老服务主要责任,才能有效应对当前和未来中国养老服务所面临的挑战,确保每一个老年人都能够享受到他们所需要的养老照顾服务。     

中国养老模式的中庸之道

人口老龄化是各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老龄化,促使人口老龄化在国家还未富裕的条件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峻挑战。面对人口老龄化加速的现实,中国需要一个完善的养老体系,尤其是养老服务体系。但中国强调家庭血缘关系的传统养老文化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造成的少子高龄化,以及现代社会家庭观念的多元化,共同决定了中国的家庭养老模式将难以为继。中国未来的主流养老模式,既不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也不是西式的机构养老,而是"居家养老 社区照料"的养老模式,是一条中式与西式养老模式相结合的中庸之道。     

家庭养老模式的社会网络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传统的家庭养老社会关系网络逐渐被削弱,而这严重威胁到了家庭养老模式的延续.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问题越来越严峻,社会养老机构不能满足我国现阶段的养老需求,家庭养老模式仍然是人们的养老首选,那么就有必要重构家庭养老的社会关系网络.论文从强关系、弱关系两个方面分析家庭养老社会关系网络的衰落和重构过程.     

城市养老模式选择:基于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变化视角——以广州市为例

目前,我国已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城市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小型化趋势日益明显,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带来了一定影响,多元化城市养老模式逐渐形成。本文以广州市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仍是城市老年人主要选择方向,但对自我养老模式和社会养老模式产生一定的选择意愿,在调查基础上从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变化两个方面结合回归结果提出针对性建议。     

伦理文化变迁与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嬗变创新

家庭养老模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年轻一代的家庭成员赡养年老家庭成员的儒家养老方式,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几千年农业经济文明下形成的传统养老伦理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这种养老的道德文化观念本身又内嵌于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之中而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中国社会转型引发了生产方式、代际关系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也动摇了传统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和伦理文化根基。在社会文化变迁和经济发展大背景下,单一化的家庭养老保障供给主体和服务主体的价值理念已无法满足养老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探索并构建多元化供给主体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便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养老模式的智慧化重构

自近现代以来,中国以家庭为主体的传统养老模式难以为继,开始自发地探索养老模式的转型道路。虽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仍然面临养老效率低下的问题。随着国家日渐重视智慧社会建设,养老服务智慧化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养老服务的智慧化发展,需要通过改变养老服务的行动方式、结构与模式,提高养老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和职业地位,改变养老服务业业态,逐步形成智慧性的养老服务的内容、标准与操作体系,从而使养老服务真正由农业社会的内耗型自然发生模式向智慧社会整合型社会服务模式转变。     

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分析与前瞻性思考

我国农村现有的传统养老模式(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受到了挑战,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严重缺位。面对传统养老功能弱化的现状,建立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针对不同农民群体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应有多种资金来源作保障。     

论我国社区照顾养老的必然性及其中国化

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照顾养老是各个国家养老的三种模式。由于我国家庭规模日益缩小,使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同时,经济状况和传统的观念也制约了机构养老的发展。因此,社区照顾养老是我国社会现实及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情和社区建设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我国社区照顾养老必须体现中国化,即在供养方式上坚持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社会福利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模式。     

浅析中国古代的尊老养老体制

尊老养老体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原始的尊老养老的美德随着父系氏族公社的确立而被“父权家长制”所强化 ,并随着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传扬而成为中国核心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形成一套以家庭养老为主线 ,家庭孝亲、社会尊长和国家的尊老养老制度这三种尊老养老形式并行的尊老养老体制     

互助式养老：转型中的理性选择

现代家庭生育率的下降、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使得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无法应对我国规模庞大且增长迅速的银发群体,因此亟需转型为社会养老模式,但“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却使得转型困难重重.而积极活化老人资源、强调老人社会参与、有所作为的互助式养老,凭借其理论基础和现实优势为我们破解转型困境指明了理性的选择方向.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