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以民间"私了"传统为基础的构建模式

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体制中,国家垄断对犯罪的追诉权,而对被害人的权利则并不重视.刑事和解制度在保护直接被害人的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对犯罪人能够重返社会,处理好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也给予密切的关注.在我国民间,刑事领域的"私了"屡禁不止,这种对法律的规避行为与刑事和解制度却有着密切的关系.将二者紧密结合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寻求生长的土壤的过程.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与私了相比,范围是有限的,刑事和解制度的设立,主要的价值是诉讼经济、民主和正义,因此没有必要在适用案件上加以限制.其适用范围应分为自诉和公诉两个方面及针对特殊类型的犯罪案件.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诉讼化完善

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将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纳入刑事诉讼程序,开创了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司法审查和裁判的历史,其相关规定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该程序的部分规定具有较强的行政化意味,背离了诉讼化的方向。精神病人当然地享有诉讼权利,且应更加充分地受到保护,行政化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对精神病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并无益处,只有诉讼化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才能更好地保障精神病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化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必然选择。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诉讼化完善可以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提起、庭审程序、救济程序、终止程序等方面进行。     

论轻伤害案件的程序选择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司法机关在办理轻伤害案件时有公诉、自诉两程序可资适用 ,然而 ,在司法实践中 ,两种程序的应用极不平衡 ,其突出的特征是公诉率过高而自诉率太低 ,法律适用上的这种状况存在着一系列明显弊端。笔者认为 ,扩大自诉面、减少公诉面应成为今后司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的基本刑事政策。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涉林案件的刑事和解

新刑事诉讼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刑事和解在立法上得以正名,为司法提供了正当根据。但由于行业的特殊性,涉林案件刑事和解在理论上没有得到重视,实践探索上也极为不足,立法上则被忽视,这将使涉林案件刑事和解在新刑事诉讼法框架下举步维艰。生态恢复的时代背景要求大力推行涉林案件刑事和解,并根据涉林案件的特点,采取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的做法。     

浅论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要素

刑事和解作为西方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制度,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和合文化是中国的传统,这是刑事和解在中国施行的文化优势;加之和谐社会的构建为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因此中国实行刑事和解是大势所趋的,关键在于建立合适自己的刑事和解模式。这些要素的设计是否完整将关系到和解的结果和意义,因此我国刑事和解的构建应包括主体要素、适用要素、内容要素和程序要素四个方面,从而形成完整的和解体系。只有建立相应的和解模式才能够保障和解制度的顺利进行,以及促进刑事司法的完善。     

论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

刑事审判救济程序是旨在发现和纠正判决、裁定错误而设置的一审后审判,其会引导刑事案件重新走回法庭,由控辩审三方参与进行审理。在该程序中,适格的被告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外刑诉法所回避。司法实践中,两大法系国家一般将原审中的原被告在救济审中发生程序角色换位,我国则是将一审中的控方和被告人视作救济审中的原被告双方,而救济程序中真正的被告人则一直隐藏于幕后,从而使刑事审判救济程序因诉讼主体的错位导致诉讼行为的移位。从诉讼程序的客观规律出发加以分析,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应是原审法院,而且法院作为程序性刑事被告人是完全正当的,随着刑事诉讼的发展,原审法院程序性被告的归位应该成为必然。     

刑事政策研究应关注刑事政策机制

政策机制是政策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研究政策过程的前提或出发点。研究刑事政策、制定刑事政策必须要引入机制原理。刑事政策机制是指刑事政策各相关因素(包括内部结构和外部条件)所共同形成的,受一定规律支配又具有稳定效应的律动作用联系。其既有一般机制的特征,又具有独有的特征,即刑事政策机制的整体性、指导性、中介性、稳定性和双向性。刑事政策机制的建构具有实践价值,它能够激活刑事政策,使其转化为控制与预防犯罪的物质力量。同时,它能够不断调整刑事政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刑事政策机制的建构具有理论价值,它能够为刑事政策研究提供比较科学合理的方法,为刑事政策的理论研究开拓新的思路和领域。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之界定

明确的案件范围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正确实施的关键和前提。但从实践中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与独立的民事公益诉讼“同质化”现象明显,并未体现出该类诉讼的特殊性。要合理界定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坚持“刑主民辅”的基本理念,充分考虑“附带诉讼”的必要性、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与价值等多重影响因素,从“两诉”被告人的关系、损害事实、诉讼管辖以及起诉时间等方面入手,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范围大于刑事诉讼被告范围的案件、公益损害事实超出犯罪事实的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行专门管辖的案件以及在一审开庭后起诉的案件等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之外。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与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关系及衔接

追逃追赃工作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领域的热点问题,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自2012年确立以来,对追逃追赃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和程序支撑。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又确立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两个程序的关系以及如何衔接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司法实践要把握: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一项独立的审判程序,不是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前置程序,而两个程序的制度设计使得追逃追赃更多地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而非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论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

由于相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苏联时期的立法对新中国的立法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立法基本上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并突出表现在刑事立法的阶级属性上.新中国成立后,刑事立法仍然大量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俄刑事立法的新成果并没有被借鉴到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刑事立法与中国刑事立法已经在刑法原则、犯罪论及刑罚体系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反映当今俄罗斯市场经济需求的刑事立法可以、而且也应当对中国的刑事立法起到借鉴作用.同时,俄罗斯对刑法典进行适时地多次补充与修订也是值得中国刑事立法关注的.     

刑事禁止令与刑法溯及力

对刑事禁止令是否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的争论,是因对刑事禁止令性质界定的混乱引起的。刑事禁止令就其性质而言是保安处分。一般而言,不涉及剥夺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可以不受刑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限制。我国刑法上规定的刑事禁止令,可以具有溯及既往适用的效力。     

内地刑法与台湾刑法犯罪构成之比较

犯罪构成理论是近代以来刑法学犯罪论部分研究的基准与核心。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及政治现状,台湾与内地的刑法理论差异较大,尤其是犯罪构成理论,更是属于不同的法律体系。内地和台湾两地刑法历史的沿革和特点不尽相同,台湾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属于大陆法系递进式的,是三元模式的;而内地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属于前苏联和我国刑法的平面整合式的,是属于耦合模式的,或者说是平面整合模式的。二者在构成要件的比较、与刑事诉讼机制的一体性、对刑罚权的制约等方面的规定都有所不同,两者各有其优缺点。     

刑事侦查权的失衡问题刍议

反思现实存在的问题,可以发现我国的刑事侦查权存在侦查机关的自行决定权力过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约简单肤浅,留于形式,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形无力虚,刑事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和救济途径,导致刑事侦查权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明显失衡.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必须建立中立、公正的司法审查,增强由法官主持司法介入审查刑事侦查权力行使合法性,以防止侦查中的强制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造成滥用伤害,避免侦查权的异化,达到社会主义法治体制在刑事侦查行为规范的完善.     

刑事侦查主体论

刑事侦查的主体是刑事侦查活动的核心,是刑事侦查活动顺利进行的必要前提和条件。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刑事侦查主体的界定非常粗疏,加之侦查主体自身权力重叠、侦查主体缺乏应有的必要的监督等等问题,使侦查主体在侦查活动中并未能完全按照法律的要求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现行刑事诉讼立法,进一步明确侦查主体的资格和条件,明确侦查主体之间权限的划分,加强对侦查主体的监督与制约,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刑事和解的市（公）民社会基础

刑事和解在人类历史上之所以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是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二者博弈互动的结果。随着市民社会的孕育发展壮大,市民社会内在固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宽容精神必然催生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因契合了市民社会的自由、民主、平等、宽容精神,又加快了市民社会建构的步伐,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在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时期,除了尽快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外,当务之急要转变国家职能,淡化报应观念,并使人权观念深入人心。     

试论刑法规范的本体

若将违法定义为是对刑法规范或成文法规范的违反,对自然犯而言,不免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因为我们并不能通过其它成文规范的补强来实现行为模式的定型化.实质上,即便是法定犯,成文化只是规范在表层上的体现,未能触及法定犯义务的深层次本质.刑法规范与刑法条文具有密切联系.刑法条文表达刑法规范,是刑法规范的载体,因此刑法规范是刑法条文的内容与实质.但规范与奈文并非等同.由于规范的内容是禁止规定,故刑法总则中存在一般性规定与原则性规定,并不属于刑法规范;刑法条文是直观的,而刑法规范则不是直观的.因此可以认为,违法性实质上是对作为法秩序基础的社会伦理规范的违反,而刑法规范的本体则为"最低伦理"规范.     

江泽民的刑罚思想初探

江泽民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刑事法治思想,在指导中国刑事法治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就中国的刑罚问题提出一系列内涵丰富的思想。江泽民的刑罚思想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本土化构建

证据是诉讼的基石,诉讼是证据的博弈,一切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而展开。然而,在实践中,由于证据的运用不适当,冤假错案频频见诸报端,因此构建中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势在必行。而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证据规则,必须分析本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其它国家的立法经验,才有可能制定出既合乎本土特征又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排除规则。     

刑事庭审结构主义论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庭审是中心和重点。构建合理的庭审基础理论,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研究具有基础价值和方法论意义。本文通过探讨刑事庭审的基础理论,试图从结构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视角,研究整体上的制度协调和微观意义上的制度协作,以求对现行的刑事诉讼体制的完善提供一种研究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