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问题三辨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极左思潮的清算,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问题理所当然地被提了出来。笔者翻阅了当年那些批判文章,认为下述问题当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一、关于武训兴学的动机不少批判文章一口咬定武训兴学是出于向封建地主阶级投降的卑劣目的,而断然否定他“办个义学为贫寒”的良善动机。论者往往首先引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     

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忠实卫道士——联系武训剖析宋江的投降主义实质

二十四年前,毛主席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从而揭穿了武训的投降主义实质。在农民革命史上,一切投降派都是封建经济基础的忠实维护者。在当前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中,我们要从毛主席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掌握思想武器,联系武训,深入剖析宋江的投降主义实质。     

自贱自辱不可取——与重评《武训传》中一些观点的商榷

《武训传》是文艺界老前辈孙瑜同志根据武训“行乞兴学”故事编导而成的电影,它出现在建国初期的银幕上,不久就引起争议,后来发展成为批判运动,被称为新中国文艺战线上的第一场斗争,为以后文艺批评中大搞群众运动,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不分敌我的极左做法开了先例。一九八○年以来,在《齐鲁学刊》和《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学报》的积极倡导下,我们重新审视、评价电影《武训传》和当年对它的批判,给因武训问题而蒙冤受屈的同志平反昭雪,对历史上的失误进行深沉反思,对     

武训批判的历史教训

武训,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穷毕生精力,行乞积资,创办义学,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论怎么说,都不能认为是坏事。但是,一九五一年,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运动,其声势之浩大,涉及范围之广泛,使国人为之惊悸。在以后的二十几年里,武训一直被看作万劫不复的历史罪人。近几年,学术界对武训和《武训传》进行重新评价,武训的历史面目基本被恢复。不过,如果我们不是把眼光盯     

宋江和武训是一丘之貉

当前,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重溫一下建国初期毛主席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很有教益的。毛主席针对当时刘少奇一伙狂热吹捧《武训传》的情况,尖锐地指出,象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主席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武训研究述论

武训问题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引人注目的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武训与电影《武训传》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肯定、批判与再评价的历史发展过程。总结这一过程及其历史经验，对于发展教育事业、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忠实卫道士——联系武训剖析宋江的投降主义实质

二十四年前,毛主席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     

可以为训的武训——对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再认识

1957年,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尽管这场运动是以讨论的形式进行的,而实际却是一场被称为“严肃”的思想政治斗争。三十五年过去了,现在看来,这场运动是错误的,至少是过头的。我们没有必要在建国之初,正当准备迎接文化高潮,大力开展扫盲活动,提高人民文化知识水平的时候,如此兴师动众地去搞臭一个“行乞兴学”为社会做过一点好事的叫化子。这不但不能科学地提高人们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提高爱国主义觉悟,学会运用阶级分析的方     

情满心怀--读翟向东先生《拾叶集》、《金台情思》

捧起翟老向东先生赠我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拾叶集》、《金台情思》二书 ,一读便一直放不下来。我与翟老是忘年之交。今年他已经八十岁了 ,而我才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我们相识很晚 ,但我却因参加武训研究的缘故 ,早就从研究武训几十年的李士钊先生那里知道了翟老向东先生。翟老先生这两本书的内容有散文、也有诗歌、还有回忆录与随感 ,文体自如 ,很有感情 ,耐人寻味 ,惹人爱读。闻着书内的阵阵墨香 ,翻阅着书内的篇篇文章 ,我感到全书内容贯穿着一个深深地“情”字。第一 ,对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爱之情。翟老多年从事新闻工作 ,…     

武训研究的新成果——评《武训研究资料大全》

武训是我国清末一位以乞讨为业而兴办三处义学的“千古奇丐”,被外国教育辞典称为“无声的教育家。”自1888年兴办义学至今100余年以来,国内形成了大量的有关武训的奏折、传记、题词、回忆、评论、批判等文献资料,或褒或贬,内容十分丰富,名家名言名著不计其数,犹如大海,洋洋可观。对此,人们如何在大海中取其珍珠呢?近日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明、李武林等主编的《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给人们开辟了一条良好的途径。人们沿着这条途径既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武训其人,又可以纵观武训评价的历史轨迹。     

评宋徽宗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水浒》为了宣扬投降主义,用了浓墨重笔描绘农民起义中的投降派代表宋江,此外还花了不少笔墨美化宋徽宗。究竟历史上的宋徽宗是怎么一个人。《水浒》为什么要对他大加美化?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研究,对识别和批判投降派是有重要意义的。从新、旧党争谈起     

《六国论》的体裁及分段

目前出版的几种教学参考书,把《六国论》一文说成政论文,有些欠妥;在段落划分上,也有分歧。要想透彻地理解这篇课文的思想内容,必须先从文体入手。正如“作文必先定体”一样,我们要“从分类中认识文章的本质特征”,因为“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鲁迅) 认为《六国论》属政论体的,可能是着眼于文章的标题。《<六国论>简析》(高培权同志)一文说:“《六国论》,即‘论六国’。就是论述六国灭亡的原因。”乍看,言之成理。明明是“论”嘛!亦如作者的《管仲论》、《辨姦论》等文章一样,无疑属政     

形象地传达情感——论艺术的基本特征

究竟什么是艺术的基本特征,尽管已经有不少文章作了有益的探索,我们觉得仍然有研究的必要。所谓特征,就是构成该事物的基本条件,就是此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界限。找不到这样一个界限,就只好浑沌浑沌了!艺术的基本特征要搞不清楚,不但理论上混乱,而且影响到创作实践。 近些年来,大家讨论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形象说”;一是“情感说”;一是“合成说”;(反映生活、形象性、情感和美的多层次多因素的合成体)。我们觉得这三种说法都有些合理因素,但也都不准确、不科学。下面谈谈我们的看法。     

人生只在呼吸间

佛祖问弟子:“人生究竟有多长?”“五十年。”“不对!”“四十年?”“三十年?”“不对,不对!”“那么人生究竟有多长?”“人生只在呼吸间。”每次读到《禅说》中的这一段,总会不由自主地深呼吸一下,以证明我呼吸间鲜活的人生。尤其是经历了那样的非常时期。从前的每个清晨,我们总是在摆脱数不清的昨日的束缚中醒来,又忙着思量明日的生计。对我们而言,人生是茫茫然的漫漫旅程,是周而复始的轮回。殊不知生命其实如此脆弱,人生其实如此短暂。相对于浩瀚的宇宙,人的一生真的就如同流星划过天际那短短的一瞬。在这一瞬之间,人却不得不用尽整个生…     

与“卑贱者”同呼吸共命运——李白关于妇女的诗歌

《李太白全集》中,关于妇女的诗歌共有八十余首,几乎占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一。历代诗人作品中写妇女的,再没有比李白更多的了。而这部分诗歌迄未得到正确的评价,遭到指责却是不少,甚至有人说他“其识污下,诗什九言妇人酒耳”(王安石);直至现代,还有人骂他“下流”,说他“崇拜的美人,大都是下流女子”,把李白说的简直象个流氓,这真是冤哉枉也! 究竟真相如何,让我们专门就李白关于妇女的诗歌进行一番研究。李白关于妇女的诗歌中写得最多的是“思妇”,即思念远别的丈夫的妇女。他们主要是这两种人:一种是从军戍边的征人之妻,一种是南来北往的商人之妻。关于前者,有《乌夜啼》《子夜吴歌》《塞下曲》《捣衣篇》《北风行》等;关于后者,有《长干行》《江复     

当代红学史论三题——关于“批俞运动”的几点质疑

去年冬,我刊就确定把此文发于今年第一期;后因稿挤转入第二期。年初见到新华社报导:胡绳同志在社科院为俞平伯先生举行的庆贺会上说:“俞先生是有学术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是有开拓性的”;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实行的政治性围攻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双百’方针的。那次围攻从精神上伤害了俞先生,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一月二十二日《羊城晚报》)看来,本文作者三年多前的论点,现在该可以见容于学术界了。这里,特摘录作者去年九月来信所述有关该文争取面世的种种困难情况,以供读者参阅: “我认为一九五四年的“批俞”是个“错案”,不同意当代某些红学史的专著和专文对“批俞运动”作了基本肯定的评价。……此文作于一九八二年秋,并于是年冬在一个内部发行的师专学报刊出。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红楼梦>研究》专刊曾影印转载过我别的署名的好几篇红学文章,也包括在上列这个内部学报刊出的文章,但就是没有转载这一篇;这,如果让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来说两句不自量的话,那么恐怕不是此文缺乏转载的资格,而是因为那位担任《<红楼梦>研究》专刊的顾问,恰恰是拙文指名批评到的几位同志中之一位,虽然这位同志曾在文章中公开说过“要有帮助不同意见发表和自己讨论的气度和胸襟”一类的话。……拙文曾投寄过几个全国性的有关的学术评论刊物。得到的答复都令人兴奋:有的说是“提出了很有意义的问题”;有的说是“作为一家之言,是充分说理的”;有的还答应代转其他刊物,等;但是,寄来寄去,转来转去,三年的时间过去了,终归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机会。看来,这几年虽然百家争鸣呼声甚高,但要在红学界认真讨论“批俞运动”问题,似乎时机尚未成熟,就像鲁迅所说,听到口令“开步——”时切不可立即举足,一定要等听到“走”字时。才可以真的“开步”。一九八○年《齐鲁学刊》曾提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问题应该进行学术探讨;可是后来似乎碰到麻烦,未能“探讨”下去。但最近,胡乔木同志说,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光明日报1985年9月6日),这不但等于肯定了当年《齐鲁学刊》提出问题的勇气和眼光,也为今后讨论“批俞运动”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历史价值的参照系:既然一九五一年的“批《武训传》”可以基本否定,那么,对于一九五四年的规模大得多也激烈得多的“批俞运动”,现在来提出一些质疑意见,该是时机“已经”成熟了吧?……因为近年几乎没人谈这问题,所以这篇作于三年前的拙文,现在看来似乎尚未过时,这是笔者的“幸”呢,还是红学界的“不幸”?……拙文原有个副题,由内刊编者删去,现补入。拙文篇幅较长,如可发表,我宁愿用新五号字排印,使之少占篇幅,但希望尽可能勿加删削,以保存历史面貌。……”     

武训研究述论

武训（1838—1896），山东堂邑柳林镇武庄人（今属山东冠县）。他以乞丐之身，靠着行乞，一心办学，先后创办了柳林崇贤义塾，杨二庄育英堂，临清御史巷三处义学，开创了乞丐办学之先河，因此，被人们誉为“千古奇丐”，世界上称他为“无声教育家”，在中国教育史乃至在世界教育史上树起了乞丐兴学的一面旗帜。综观百年的武训研究，可以说经过了三个时期：第一、是清末时期的武训研究，第二、是民国时期的武训研究，第三、是建国以后的武训研究。这几个时期的武训研究各自有着不同的特点，但依其活动的范围、规模与表现形式的不同，又可以称…     

新中国初期党关于文化领导权问题的实践探索——以电影《武训传》为例

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建设的主导地位,确保文化领导权问题是新中国初期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初衷是澄清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混乱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初步实践探索。从文化领导权的高度去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的文化运动,对于我们当今的文化建设、文化领导权问题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耶稣，一只伟大的羊

每个中国人都会说“替罪羊”这个俗语。但“替罪”与“羊”究竟有什么逻辑联系？实际上“替罪羊”三字是《圣经》文化的产物．     

“为”“谓”相通补证

读《诗经》,看到《邶风·北门》:“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原以为“谓之何哉”,即“还说什么呢”。后查阅王引之《经传释词》和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才知“谓”和“为”二字相通,常常互相借用。看来,“谓”作“说”讲:不妥了,应作“为”解。“为”有向、对意,“为之何哉”,即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呢。余冠英先生《诗经选译》译作“教我还说什么话”,但注释时又取王引之“谓即奈”一说,似不太明确。“谓”有“奈”意,“奈之何哉”,即对此有何办法,直接作“为”讲,不更贴切些吗!再,《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