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政策执行的偏差问题探讨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的决策是错误的。＂大跃进＂政策执行是贯彻＂大跃进＂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执行的结果,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机械执行、野蛮执行和扩大范围执行等偏差。这些偏差使＂大跃进＂决策的消极后果错上加错,给人民群众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从＂大跃进＂政策执行的视角分析、总结＂大跃进＂政策制定及执行的经验教训,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浅谈中国画的“留白”艺术

“留白”在历代中国画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留白”不是简单的空白，是精心安排下的空白，是构成中国画形式美的重要因素，是建立在中国美学基础之上的审美观念的产物。本文从中国画的“气韵”、“虚实”、“意境”与“惜墨如金”四个角度对中国画的“留白”作了分析。     

试析悲剧的核心要素

在悲剧研究中,学者经常为一部作品是否是悲剧争论不休,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悲剧的核心要素把握不到位。对悲剧核心要素的研究应坚持客观、主观相结合。(1)从客观方面看,悲剧主人公由于遭受了"不该"遭受的苦难必然走向"毁灭",并且面对"不该"遭受的苦难,悲剧主人公必然要予以"反抗";(2)从主观方面看,接受者在观剧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恐惧"、"怜悯"等主观体验;(3)从主观和客观二者关系方面看,作品在被接收过程中必然要显现出它的悲剧价值,这种价值集中体现为接受者观剧后身心得到了"卡塔西斯"。     

令人头痛的中国地名

“门”做部首要组字，组字都得添里边。“门”里有“人”亮“闪闪”，“门”里有“木”好空“闲”，     

孟子“以意逆志”的语义学诠释——基于修辞理解角度

东汉以还,众多学者对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进行了注释、疏解,但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修辞理解的角度看,"文"、"辞"、"志"、"意"固然是准确理解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关键,而"逆"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它包括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方向的解读过程,涵盖面广,表现力强,可用"推求"对应之。"以意逆志"的过程,实际就是融"意""志"为一体、由已知而未知、"推陈出新"的理解、阐释过程。     

浅论歌唱的三要素

声乐演唱的自身乐器即歌唱的“本钱”,是歌唱的原动力和内动力,也是歌唱的前提条件。歌唱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演唱自身的一种“悟性”,即“用思维去唱”、“用心去感悟”。歌唱最根本的问题是对歌唱适度感的把握与运用。     

《庄子注》所言的是“性”本体吗?

郭象关心万物的"性",他给予"性"以"分"、"当"、"极"的规定性。但是"性"只是理性思维下的产物,它作为理性的规律性要求是很难达到本体的。为了消解这种主体与"性分"之间的知性关系,必须上升到更高的程度之上。     

谈“那么”等的规范用法及其在口语中的错用

当前口语运用中存在着一个小小的误区。“那么”、“哇”的滥用，“啊”与“儿化”的不规范使用，以及“粤语化”倾向，就是这个误区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文章列举了误用的种种表现，并对它们的规范用法作了理论阐述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人的文学”观的体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重要文学命题,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创作了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诗歌。《过去的生命》主要体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中的三方面重要内容：“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     

在臆想中挣扎的灵魂——默多克《大海啊，大海》中意象的象征意蕴

赫沃德·摩斯(Howard·Moss)这样说过,“生活中所有的自然奇迹———星辰、海洋、岩石、季节的轮回更替等,都是默多克笔下被善驱使而相互关爱,或被恶驱使而相互折磨的人物们追求真实却难以到达真实的种种暗示。作品中真实自然的景物在理性与感性、人性与自然、神圣与亵渎的相互     

谈“そうだ”“ようだ”“らしい”的区别

“そうだ”主要表示说话者根据眼前的具体情况 ,也就是对事物外观的观察作出的主观推断。“ようだ”表示说话者在没有足够的客观根据的情况下 ,作出的主观推测。“らしい”表示说话者在有一定客观事实根据的基础上作出的极其客观的推测     

关于内蒙古东部地区称呼的历史缘源

"东蒙古"、"东部蒙古"的称呼是蒙古政治统治集团分裂的产物,"东蒙"一词的出现是"东蒙古"一词经历历史演变的结果,"东部内蒙古"是近代日本"侵略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代名词","蒙东"是内蒙古东部的简称,是实施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东北三省与内蒙古东部五盟市实行地区间合作的产物。这几种意思相近却又不同的称呼见证着东部地区蒙古族曲折发展的历史脚步,体现着时代的变迁。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张载的“一”“两”说与“仇”“和”论

张载是北宋“气”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规定和诠释“气”范畴,运用了“太和”“太虚”“太极”“神”“化”“道”“易”诸范畴,张载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和说明,又离不开对“一”“两”范畴的理解和应用。通过对张载哲学中的“一”“两”范畴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辨析,可以真实地论定张载哲学的基本架构与理论价值。     

儿童读经之“经”与“读”的审视

近年来儿童“读经”现象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论，儿童“读经”的本质是一场经典文化的教育活动。在“经”的选择上，要关注文学的经典，在内容上要体现广博性、科学性和递进性；在“读”的问题上，不仅要关注儿童的兴趣，而且要处理好“阅”与“读”、“读”与“解”的关系。     

从荀子“心”与“道”的关系探“伪”的来源

荀子的人性论不能很好地说明礼义法度的来源问题。荀子在《解蔽》篇中系统阐述了"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心达到一种特殊的状态———"虚壹而静"之后就可以对道有发现和把握的能力。虽然"心"与"道"关系确立的前提是"心"的"大清明"状态,但是,这不代表人人都可以见道,只有圣人对道才有所理解。但是,这至少可以在理论上为礼仪法度的来源提供说明。同时,荀子承认"心"对于道有学习和接受能力。由此开始,圣人施教,后天之"伪"就建立起来了。     

"房间"、"酒吧"与"街道"--由空间符码看90年代末期以来女性文学的变化

从写作中空间符码的角度探讨女性文学在90年代末期以后发生变化的表现、原因以及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从“房间”经验写作到“酒吧”和“街道”经验写作,女性文学的姿态由封闭自足走向开放交流,现实生活的风景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小说中,性别话语与性别关系的构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扩展、深化和激活女性文学的同时,也使其面临媚俗的危险。     

面向新世纪如何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学习《邓小平文选》的启示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同志给我们指出了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四有”新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一贯性”与“针对性”的辩证统一原则。当前,要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加强对大学生多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跨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探寻贵州吊脚楼的文化意义

贵州省保存着许多原生态吊脚楼,其基本特征是“吊脚”和“上人下畜”。“吊脚”源于农耕以前的“巢居”．“上人下畜”是稻作时代的变化。吊脚楼是汉字“家”、“牢”、“南”的原型,反映出稻作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水上谷仓”更为我们了解原始稻作环境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论“养心”——郭象养生论的一种解读

郭象注解庄子独辟蹊径,其“性分”学说实是一种独特的养生论,由“生何以能养”而“如何养生”,由“明性”、“无辩”而“两顺”,最终达到“无心”之境界,郭象之养生并非养有形之身体而是无形之“心”,所以郭象养生论之独特正在于“养生即是养心”,而此“心”正是“无心”之两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