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中国企业500强发布会暨高层论坛在重庆召开

2004年9月5日——6日，中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办、重庆市人民政府协办、重庆北部新区管委会承办的2004中国企业500强发布会暨高层论坛在中国西部重要工业城市——重庆召开。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重庆市长王鸿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饱蘸激情写宏篇——寻访十七大报告起草秘书组成员张卓元

张卓元，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秘书组成员，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稳健改革派”代表人物。近十年来，张卓元多次参与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亲历中国宏伟壮丽改革事业进程中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出台的前前后后；他的许多经济理论思想体现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决议、“五年计划（规划）”和国务院《攻府工作报告》中。走近张卓元，我们好像是在解读和重温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改革进程中所走过的每一步。     

改革之年话改革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今年中国的发展态势越发明朗化了，这就是今年将是中国的“改革之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这一时期，不仅改革发展的呼声更加高涨、改革发展的目标更加明确、改革发展的任务更加紧迫，而且改革遭受的阻力、改革碰到的难题、改革面对的“对手”也充分地显现出来。拥护改革、支持改革的同志与反对改革、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者都主动亮出自己身份、观点和立场。如果我们应对正确，则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快马加鞭再上新台阶；如果应对不当，则可能痛失机遇，改革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境地。     

华生：中国的麻烦不在眼高而在手低

近日，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华生在腾讯微博就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发表评论，认为中国的麻烦不在“眼高”，而在“手低”。华生指出，经济改革谁都想调整别人的利益，不准碰自己的“奶酪”，而政治改革又必须依靠体制内外的互动。华生说：“好容易体制内发点声音，立即被嘲笑、挖苦、猜疑、攻讦淹没。革命？那是要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维的演进逻辑

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其经济思维的完整逻辑结构，既是对经济改革目标诸规定性内在联系的反映，又是对经济改革进程探索和研究的结晶，是改革历程及其规律性的逻辑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维中概念、范畴的运演，反映了改革的现实和阶段性推进。这一关系可以分解为两个紧紧嵌套的螺旋式圆圈：在逻辑推演上由起点到终点的认识圆圈；在改革运作上由起步到推进至深化的实践圆圈。用历史的方法加以透视，     

资源重新积聚背景下的底层社会形成

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伴随贫富悬殊的拉大而出现了一个底层社会（樊平，１９９６；吴忠民，２００１等）。本文将以社会中的资源配置格局为基础，对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底层社会，以及由于这个底层社会的出现而提出的理论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如同苏东的改革一样，中国改革的最初阶段也曾带来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当时在苏东和中国进行的多项调查研究都表明，在改革初期，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明显在缩小（Nee，１９８９；Rona－Tas，１９９４）。从中国的情况来说，这源于“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这种模式的…     

曹思源：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凯恩斯？

在当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吴市场”、“厉股份”、“曹破产”已经成为吴敬琏、厉以宁、曹思源的代名词，他们三人被称之为中国改革三大智囊，一同被列为《21世纪你应关注的中国人》的“学界骄子”；朱镕基总理曾说：“谁采取有效途径解决国企问题，谁就是历史人物，就是中国的凯恩斯!”那么——     

张卓元：亲历重大决策的出台

张卓元，清瘦高挑，温文尔雅，一如他的“稳健”风格。如果他走在大街上，或许没有人注意到眼前这位朴素的老者，竟是一位多次参与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亲历中国一个个重大决策出台背景的著名经济学家。     

危机导向改革或使中国陷入险境

厉以宁教授曾经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两种模式．一种是危机导向，另一种是利益导向。过去30几年，改革虽然在总体上好像是利益导向，但是具体到每项改革实际上几乎都是危机导向。粮食不够吃了，于是就有了包产到户：中央财政没钱花了．于是就有了分税制；国有企业亏损严重，于是就有了“抓大放小”；城市建设资金不足，于是就有了土地财政，等等。但是，时至今日，继续依靠危机导向来推动改革．     

天下事件

中国全球竞争力排名一再下降，政府亟待改革；最后通牒“大限”已过，整顿仍需努力；国家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改革“试验田”；个税调整之辩；     

“答记者问”中的朱镕基

“一天到晚都头疼” 朱镕基总理的任期并不长，只有5年，就是这5年。让他走进了历史。观察家们分析，朱的成名源于之前中国政坛少有像他那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比如，第一次以总理身份公开亮相，他“地雷阵”、“万丈深渊”等极富形象色彩的比喻，让公众兴奋、激动。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改革的艰难现实和窘境。     

义务教育延长之辩

2007年7月，珠海率先开展12年义务教育试点；两年之后，中国西南边陲云南推出“普十三”改革，33个县区市同步试点。 在珠海、云南先行先试之际，中国是否要延长九年义务教育的争论不绝于耳，这种争论在今年全国“两会”之后又一次掀起热潮。     

国务院部门名称的差异

在日常称呼中，人们一般喜欢将国务院部门简称为“国家××部（委）”，如“国家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但如果你去看机构全称，就会发现，不同部门的准确名称，开头几个字是不同的。有的开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的开头却是“中国”，     

浙江：政府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

周方权，作为浙江一个地方政府体系内的普通县级官员，他曾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参与并亲历了温州经济的数次重大改革和突破，在每一个历史关头，他的政治生命也随时都有就此结束的危险。     

张维迎谈中国改革

“中国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 《小康》：你2006年写《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失败的“闯关”

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败，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一个事件，它的搁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根据吴敬琏的回忆，在1988年2月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前后，理论界曾发生过一次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     

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法制先行

80年代初，势不可挡的农村改革大潮袭卷中华大地。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改写了中国发展的历史。20多年过去了。国务院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把农村改革作为今后五年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启动了我国农村改革的新一轮进程。如何才能把握好这一历史机遇从而做到因地制宜的发展．缩小城乡的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理论性和政策性的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农村改革要有良好的法治环境。     

“辞官从教”：打造官员退出通道

自古以来，在国人的心目中，当官是件很荣耀的事。而最近，以龙永图、李达昌、吴建民等省部级高官陆续淡出政坛，“辞官从教”一事，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在目前的情况下，“辞官从教”无疑开辟了中国高级官员体面淡出政坛的“第三条道路”，预示着公务员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     

新预算法：20年的等待

20年后的新预算法基本上把20年来的财政改革，都“改”进了预算法。新预算法开创了中国财政的新局面，尤其是地方财政的新局面。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

一．问题的提出：国有商业银行存在更为突出的“改革悖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性变革，是继国有工商企业改革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一般来说，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工商企业在产权制度、组织管理体系、资源配备方式、员工激励与约束机制、风险控制体制等方面，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因而国有工商企业既有的改革经验与教训，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基本选择路线，从“放权让利”来独立化工商企业自己的利益开始，到国家控股前提下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改造，再到充分地运用中国的资本市场，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