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出土元代道教文书初探

黑水城出土文书中,有几件关于道教的文书.蒙古文道教文书有4件,此外有2件汉文道符也应该是元代文书.这几件文书对研究元代西北地区的道教以及道教在亦集乃路的流传情况具有重要价值.     

《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十二月亦集乃路刑房文书》初探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俄Д×1403"号文书,可称之为《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十二月亦集乃路刑房文书》,是关于元代亦集乃路刑房对一件杀人案件判决意见的文书。此文书对研究元代法律史上的"断例"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文书中的皇帝诏书从下达到送达亦集乃路的时间差的分析,可以初步推断亦集乃路的驿站情况。     

黑水城所出元代甘肃行省丰备库钱粮文书考释

本文对黑水城出土的元代F116:W21号文书进行了考释,认为这件文书是甘肃行省丰备库给亦集乃路总管府的牒文.该文书对于研究元代财政制度的运作、万亿宝源库的职能以及地方财政支出来源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元代亦集乃路儒学教育初探

元代继承了宋代以来的儒学教育传统,但是由于文献纷繁复杂,总难给元代的儒学教育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20世纪黑水城出土文书中有一些涉及儒学教育的重要内容,虽多为残件,却保存了亦集乃路儒学教育的第一手资料。本文选取了其中的部分文书进行探讨,以期揭示亦集乃路儒学教育的基本面貌。     

俄藏敦煌文献ДX．16714《提举司牒》校释及相关问题考略

本文考证了俄藏敦煌文献ДX．16714《提举司牒》系为混入敦煌文献中的一件黑水城文书,文书中的“伯颜丞相”为元世祖时期灭南宋的丞相伯颜,该文书为伯颜丞相西北活动提供了实证。同时文书也透露出元代亦集乃路设有铁场。     

从黑城文书看元代官营酒业的变化

本文通过对黑水城出土汉文文书中出现的一件有关元代亦集乃路官府管理酿酒业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元代官府造酒生产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逐渐发生了变化;并初步揭示了元代亦集乃路官府自用非商品酒生产由官府集中生产转变为官府管理下的分散酿造,体现了封建官府变相多样的求利手段以及国家宏观、有效控制酿酒业能力的不断完善。     

黑水城文书所见元代亦集乃路的社会治安问题

黑水城出土文书中有300余件元代词讼文书,涉及到约170个案件,它们是元代亦集乃路较为完整的司法档案,不仅能反映出亦集乃路的诉讼审判制度和司法状况,还能折射出亦集乃路的社会治安状况及社会问题,本文主要对文书反映的元代亦集乃路盗窃案件频发,土地、财物纠纷及斗杀案件时有发生,流民问题严重、出现百姓违抗官府事件等诸多问题予以探析。     

《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亦集乃路达鲁花赤

元代路达鲁花赤,位居总管之上,在地区基层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亦集乃路达鲁花赤共有7位,均不见于其它文献。以出土文书来看七位达鲁花赤多是在俸禄文书中出现。《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亦集乃路达鲁花赤印证了元代路达鲁花赤位高而职简,并弥补了相关文献记载的不足。     

黑城出土柬帖文书刍议

黑城出土文献是研究宋元时期社会生活重要的实物资料。其中柬帖文书更是反映元代亦集乃路居民交往的主要凭证。目前此方面的研究尚无，本文拟就黑城出土的8件柬帖文书进行初步的探讨和研究。     

黑城所出F116:W115号提调农桑文书的考释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经1983年和1984年两次对黑城(蒙古语称作哈拉浩特,是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的遗址)进行发掘,获得近3 000件各种民族文字的文书,其中汉文文书的数量最多,除少量属于西夏时代的佛经外,其余都是反映元代至北元初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文书.这批出土文书为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虽然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但研究还有待深入.其中农牧类的F116W115号提调农桑文书反映了元政府重视种桑养蚕,在亦集乃路推行区田法和桑粮间作制等方面的问题.     

黑水城出土元代亦集乃路选官文书

黑水城出土的北元时期推荐任官文书和其他几件选官文书反映了元代亦集乃路官员选任的三大要求,一是自身要具备职位所需的各种条件,二是任其他职务时的表现是官员升迁的重要条件,三是需要有举保人推荐,是北元时期铨选制度发生变化的重要体现。文中还涉及亦集乃路官员对调现象,甘肃行省的仓库官经历了由各路自行选任到行省选任的过程等问题。文中所引用的黑水城文书尤其是罕见的北元时期文书,作为了解北元历史、补充以往关于元代选官制度记载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武威市博物馆藏西夏文《佛说百寿怨结解陀罗尼经》及其残页考述

本文对武威市博物馆藏6747号、6762号两件亥母洞出土文献进行了考述。经过解读、对勘,发现该经译自汉文本,且属节取东晋帛尸梨蜜多罗所译《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而造之＂疑伪经＂。     

西北回族社会组织进程演进轨迹考论

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社会组织的不断演进史。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其社会组织的形成、发展与完善同样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进步轨迹。就西北回族而言,其社会组织进程化演进轨迹包括以下四个紧密相连的历史阶段：一是唐宋时期回族之聚合,二是蒙元时代回族社会组织之形成,三是明清时期回族社会组织之发展,四是民国时期回族社会组织之新特征。本文拟就上述四个方面对西北回族社会组织进程演进轨迹做一些考论,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创建黑水城出土文献研究新的里程碑

黑水城文书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后的又一次重大出土文献发现。对于这批珍贵文献,史金波从文物、文献和史料以及学术等三个方面对其价值进行探讨的同时,指出了在录文、定名和断代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对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的研究情况作了探讨。白滨从文献出土地辨析与文献甄别、文献缀合以及文献残卷的拟题与断代等三个问题入手,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个例对黑水城文献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了解析。孙继民对文献的朝代构成和学科定名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黑水城文献的朝代构成中可确定的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目前流行的"西夏学"一语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的性质,围绕黑水城文献而兴起的专门学问用"黑城学"或"黑水城文献学"定名更为恰当;此外,他还对"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杨倩描认为,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不仅可以对两宋之际以鄜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史料作一定的补充,而且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宋代制度、事件、人物的研究也有相当的价值。     

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与宋史研究——以鄜延路为中心

黑水城文书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后的又一次重大出土文献发现。对于这批珍贵文献,史金波从文物、文献和史料以及学术等三个方面对其价值进行探讨的同时,指出了在录文、定名和断代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对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的研究情况作了探讨。白滨从文献出土地辨析与文献甄别、文献缀合以及文献残卷的拟题与断代等三个问题入手,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个例对黑水城文献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了解析。孙继民对文献的朝代构成和学科定名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黑水城文献的朝代构成中可确定的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目前流行的"西夏学"一语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的性质,围绕黑水城文献而兴起的专门学问用"黑城学"或"黑水城文献学"定名更为恰当;此外,他还对"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杨倩描认为,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不仅可以对两宋之际以鄜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史料作一定的补充,而且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宋代制度、事件、人物的研究也有相当的价值。     

黑城学:一个更为贴切的学科命名

黑水城文书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后的又一次重大出土文献发现。对于这批珍贵文献,史金波从文物、文献和史料以及学术等三个方面对其价值进行探讨的同时,指出了在录文、定名和断代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对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的研究情况作了探讨。白滨从文献出土地辨析与文献甄别、文献缀合以及文献残卷的拟题与断代等三个问题入手,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个例对黑水城文献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了解析。孙继民对文献的朝代构成和学科定名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黑水城文献的朝代构成中可确定的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目前流行的"西夏学"一语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的性质,围绕黑水城文献而兴起的专门学问用"黑城学"或"黑水城文献学"定名更为恰当;此外,他还对"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杨倩描认为,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不仅可以对两宋之际以鄜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史料作一定的补充,而且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宋代制度、事件、人物的研究也有相当的价值。     

黑水城文献的考证与还原

黑水城文书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后的又一次重大出土文献发现。对于这批珍贵文献,史金波从文物、文献和史料以及学术等三个方面对其价值进行探讨的同时,指出了在录文、定名和断代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对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的研究情况作了探讨。白滨从文献出土地辨析与文献甄别、文献缀合以及文献残卷的拟题与断代等三个问题入手,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个例对黑水城文献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了解析。孙继民对文献的朝代构成和学科定名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黑水城文献的朝代构成中可确定的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目前流行的"西夏学"一语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的性质,围绕黑水城文献而兴起的专门学问用"黑城学"或"黑水城文献学"定名更为恰当;此外,他还对"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杨倩描认为,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不仅可以对两宋之际以鄜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史料作一定的补充,而且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宋代制度、事件、人物的研究也有相当的价值。     

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更迭——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

汉唐之间,汝南汝阳袁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籍贯更迭:一次是由陈国扶乐变为汝南汝阳,另一次是由汝南汝阳变为陈郡阳夏。东汉一朝,汝南汝阳袁氏四代在政治上持续发展,并超越陈国扶乐袁氏,成为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汉末袁曹相争,袁绍、袁术兄弟落败,汝南汝阳袁氏迅速沉沦。与此同时,陈郡阳夏袁氏则与新皇权建立起特殊的关系。魏晋南朝频繁易代,他们的政治地位得以蝉联,并最终压倒汝南汝阳袁氏,成为袁氏的正宗所在。南朝后期与王、谢、萧三家并列侨姓之首的袁氏,正是陈郡阳夏的一支。此例说明:中古士族身份的变化,也会反映在谱牒之中,甚至造成他们籍贯的移动。     

简论宋元变革时期的杭州

南宋时期是杭州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由于杭州是南宋实际上的首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表现在有关杭州的城市生活史料亦相当丰富.元代杭州的史料远不如南宋丰富,由于这方面反差,以致关于两个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存在一定差距.本文将南宋末期及整个元代视作一个长时段的变革时期,即顺着南宋末期的轨迹,继续探寻元代杭州的发展路径,通过对杭州城市发展的某些方面的阐释,以期初步了解那个时代杭州城市的概貌,理解元代杭州相对繁荣的内涵.     

元代官府祗应酒品的生产与管理——兼与《从黑城文书看元代官营酒业的变化》一文商榷

本文对黑水城出土编号F9：W105的汉文文书进行解读,指出前人研究的舛误之处,并总结该文书主要反映了这样一些元代社会现实：由于甘州路及其所属驿站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为了确保驿站对过往使臣酒品的祗应,甘肃行省省府对于甘州路官府酒务槽房的生产和各项开支进行严格监督审查;元代民间高利贷活动十分猖獗,社会借贷之风盛行,不仅普遍存在于民间,还存在官府向民间借贷的现象;甘肃行省作为元代酒禁的重点地区,酒禁政策的执行对于槽房酒业的生产冲击很大,使其常常处于难以为继甚至不得不停止生产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