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学学科建设之我见

女性学学科建设的话题是一个既老又新的话题:自从学术界出现了女性学一词,就有了这类对话,而每次讨论之后,都觉得意犹未尽,还有许多话要说.在此,我谈以下三点看法.     

摸着石头过河：学科建设视野下的女性学教育

女性学教育已进入中国高等教育体制，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女性学课程，并正在为发展女性学学科的博士和硕士学位教育而努力。本文从女性学教育的界定、女性学课程的目标及其在高校中的定位、女性学在高校中的组织机构等方面，阐述女性学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值得关注和探索的几个问题。     

女性学学科规范化的悖论：边缘与中心

我国女性学学科建设大致经过了问题研究、项目运作和向学科化的努力这样几个阶段.也正是这些卓有成效的努力和积累,才有了我国女性学今天的成就.向学科化的努力,或者说要进入教育体制的中心,是近10年来女性学发展和建设的一个主要目标.推进女性学知识的系统化、规范化和向主流学科迈进,这一点在我国高校的教育系统中尤为重要,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学科本身的认同程度,同时也涉及到资源分配等一系列问题.[1]     

战争与20世纪40年代女性文学

20世纪40年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战争书写成为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核心内容。这种书写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以丁玲、草明等人为代表的充满民族国家意识的战争书写;以陈敬容、萧红等人为代表的注重对现实的沉思默想的战争书写;以张爱玲、苏青等人为代表的关注日常生活的战争书写。三种形态的女性战争书写各有其主要特征和意义,之所以出现这三种书写形态的原因在于:战争对社会生活的重新整合及战争对男女性别的现实要求。     

20世纪50年代美国“正统派”外交史学述评

20世纪50年代，“正统派”占据了美国外交史学的主导地位。“正统派”是对“国家主义学派”、“宫廷史学家”以及“现实主义学派”三大学派的笼统称呼。这些外交史学家对美国外交史及现行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或极力美化辩护，或予以激励批评，但无一例外，都从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以及他们自我定义的美国国家利益的高度认同这一立场出发的。同时，他们的方法论也存在着视野狭隘、系统化解释模式不足，以及史料运用上对官方档案的迷恋等缺陷。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华裔文学

20世纪70年代后,华裔文学通过追寻和建构自己族群的文化属性,终于在美国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借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斯皮瓦克对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以及赛义德对文化霸权等理论的阐述,梳理华裔文学作品中反复再现的华工修铁路这段被湮没的历史记忆,可以发掘其中蕴涵的深远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亚文化书写回顾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具有现代思想结构与城市背景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写作,是我国女性亚文化生产、传播与发展的主要阵地与重要渠道。考察这种女性亚文化书写,它大致可分为3个重要阶段:生成期、发展期与分化期,并且在3个方面表现出代代相继的文化观念一致性:强调女性主义的主体意识、消解中心与主流的文化姿态、探索女性生活新的可能性。尽管女性亚文化书写存在着许多有待克服的问题,但它在促进当代的思想解放、文化的现代化和多元化以及女性文化自身建设等方面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女性意识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为首的乡土小说作家,高举“妇女解放”的大旗,关注妇女命运,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以往的研究成果多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形象,重视她们所受的阶级压迫,很少关注这些女性内心自主反抗意识的萌动.其实这些女性形象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压迫者,她们也有一些主动的反抗意识和行为.文章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这些意识和行为进行剖析     

20世纪末期中国赋学述评

20世纪80年代初至世纪末约20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赋学史上赋学研究的高峰期和多产期.这一时期,因着改革开放的社会和时代因素,赋学研究呈现出了学者不断涌现、成果丰硕喜人的景象,赋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开始和其他文体一样,被置于相当的地位,予以尽可能客观的研究,且这种研究是在传统赋学基础上展开进行的,因而更趋于科学化和理性化.     

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繁荣之因新论

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的繁荣,固然因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催化,但还有更深层次原因:其一是中国女 性写作自身的悠久传统,其二是近现代的中国文化转型。     

参与式教学法是女性学课程教学的必然选择

在女性学课程教学中,参与式教学法的运用能引入更多的讨论和交流,使学习者和教育者从更多层面关注女性学的诸多内容并贡献自己的经验,同时由于在教学中注入了平等和民主的理念,它也改变了传统的师生关系和教育中的等级关系。因此,参与式教学法较好地实现了女性学课程教学的价值理念和追求,两者能取得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效果。     

再论女性/性别研究学科建设

中国女性/性别研究已形成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考察其学科建设三方面——学术共同体、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的状况和进程,不难发现,“顶层设计”方式为该领域的形成营造了合适的社会氛围和外部条件,而“摸着石头过河”才是女性/性别研究学科建设的基本之道.这不仅因为该领域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其研究对象、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均与其他多个领域产生交集;而且因为学术研究在于求实、求是、求真、求新,知识创新就要探索不止;还因为学术共同体的范式和运行机制是在其自主自治的学术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成长之中的女性/性别研究尤其如此.     

最早提出妇女学的人

20世纪80年民初,主持《妇女工作》杂志的老一辈妇女理论工作者侯狄同志,提出并赞成用“妇女学”,指出要重视妇女问题的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以逐步改变妇女活动落后于妇女工作实践的局面。20多年后妇女学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西方女性主义媒体研究述评

随着理论认识的变化,西方的女性主义媒体研究大致经历了形象分析、文本分析、文化研究三个阶段。在形象分析阶段,研究者主要关注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认为媒体倾向于较少、较低、刻板化、类型化地呈现女性形象;在文本分析阶段,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揭示文本中被编码的、深层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在文化研究阶段,研究者突破了文本的局限,把关注点投向了女性受众、日常生活、社会情境等现实层面上来探讨性别文化及其建构过程。     

赛珍珠悲悯情怀——女性生命形态的诗性守望

赛珍珠从全方位的女性视角出发,理解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张扬女性内在的生命真实和生命欲求,守望女性终极的生命价值追问和灵魂自由求索,体现出一种深邃真切的人文关怀。赛珍珠对女性生命和灵魂的诗性守望淋漓地展示在其女性主义作品《闺阁》之中。     

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农村妇女贫困

市场经济转型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但因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相对男性而言,农村妇女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农村土地承包制使妇女不得不挑起原本由夫妻两个肩膀分担的责任田和家务劳动,“一孩半”的计划生育政策强化了农村“重男轻女”的传统思维,以政府主导的城市空间高速扩张剥离了农村妇女对土地的维系,把她们推入市场主导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弱化了农村妇女的经济社会利益,使她们成为贫困家庭中的最贫困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子院校妇女/性别学科建设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子院校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妇女/性别学科在经历了注重女性特色教育和引入社会性别理论两个阶段的学科体系建设之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妇女/性别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推进社会性别意识在国家决策方面的主流化和学科建设在高等教育中的主流化,实现全社会的性别平等。     

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和科学建设的拓展(2001-2005年)

我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和学科建设,近5年来研究领域和视野不断扩展,不仅关注少数民族妇女生存与发展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还进一步提出解决的措施;从少数民族妇女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到实践,再到少数民族妇女学的提出、学科建设的兴起及推广、社会性别视角的运用和参与性、质性研究方法的引入,不仅拓宽了研究范畴,而且增强了研究的学术性.在这一背景之下,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不断面世,少数民族妇女学的学科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并在积极进行着本土化的尝试.     

欧盟女性团体的政治参与：以欧洲妇女游说团为例

欧盟女性团体是区别于欧盟成员国女性团体的新型女性组织,主要以欧盟机构为政治参与对象,采用正式或松散的组织形式,以传达信息、组织游说等方式参与欧盟的决策过程。欧洲妇女游说团（EWE）是该类团体的代表。从欧盟女性团体的政治参与实践中可以发现,欧盟制度框架提供的政治机会、性别不平等的普遍性以及欧盟女性团体政治参与目标所具有的女性主义进步色彩,是促进其政治参与不断发展的主要有利因素。     

空间拓展与精英塑造——近代浙江女子留学教育之考察

作为浙江早期教育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与推动力量的女子留学教育,诞生于清末的留日大潮中,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为浙江女子成长开拓了空间,塑造了一批女性精英,促进了浙江妇女解放与女子教育的发展,为浙江社会变革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