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潘金莲--《金瓶梅》研究之二

本文是<新论陈经济>的姊妹篇,进一步冲破传统观念,从生命、情性追求充分认知潘金莲独特典型的召示性、感染力.潘金莲不是罪魁祸首,可以理解,应该引起同情.她的无比顽强抗争有社会原因,更有自身条件.纵然是悲剧的,但比起林黛玉来更被女性看好,她是完全自觉清醒的,匪夷所思的,具有震撼爆发精神.     

浅论潘金莲因“淫”而“罪”的悲剧成因

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潘金莲的形象虽逐渐丰满而细致,地位也随之提升,但其＂滥淫＂的基调却始终没有改变。其实她之所以背负该罪名的成因有三：其直接原因应归结于她自身＂爱与性的缺失＂,间接原因为创作主体有意识地传达自身偏见,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男性话语权统治下的社会环境对于性别定位作用的结果。这三种原因共同造成了潘金莲人生的悲剧,而非其本性的问题。     

从潘金莲到曹七巧看中国女性的性悲剧

潘金莲和曹七巧,两个女性相距虽然近千年,但却有着类似的婚姻不幸和性的悲剧.她们的性悲剧,导致了她们人生和人性的悲剧;她们的性悲剧,其实也折射了封建专制社会中许多中国女性的性悲剧.     

禅心难作沾泥絮，遂逐东风上下狂——浅析潘金莲的悲剧根源

分析时代背景,追寻人物命运轨迹,把握人性本能,探讨潘金莲的悲剧根源.     

潘金莲悲剧成因新论

潘金莲在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意志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处境中,渐渐形成了刻意追求声色情欲满足的畸形性格,变成了那个社会中一件小小的装饰品,作用是供有钱有势的男人观赏、把玩和消遣.男权社会早在潘金莲选择之前就做出了选择,她的"选择"不过是被选择,现实不会为她安排别样的生活与"幸福".人性觉醒的社会思潮与僵死落后的规范文化极不和谐,从而造成了潘金莲的畸形性格.     

欧阳予倩的《潘金莲》新论——兼谈经典文本阐释的时代性

欧阳予倩的话剧《潘金莲》带有"五四"文学的鲜明特征.欧阳予倩选择了人们非常熟悉的《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用话剧的形式进行新的阐释,把小说中的潘金莲进行了重新的塑造,使她由一个害人者变成了受害者,由"淫妇"变为一个觉醒了的女性,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走向堕落和毁灭.话剧所揭示的潘金莲作为一个无助的弱者走向毁灭的历程,正是旧时代女性悲剧的真实写照.欧阳予倩对经典的重新阐释,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反映出新一代读者的思想进步.     

论《水浒传》中潘金莲性格的二重性

在<水浒传>中,潘金莲先"不肯依从"于大户,后又不满自己的畸形婚姻,这是对统治阶级、封建社会的挑战与抗争,但后来她却成了西门庆这个流氓、无赖加恶霸的无耻淫欲的牺牲品.潘金莲的人生追求是必然的、合理的、"有价值"的,但实际都"不可能实现",因此构成了她的悲剧命运.虽然其通奸、害夫行为历来为人的不齿,但其悲剧性命运却是封建制度下任何一个追求爱情幸福的妇女的必然结局.     

也说崇祯本评语中的潘金莲形象——兼与侯忠义先生商榷

侯忠义先生从崇祯本《金瓶梅》“评语”的角度论述潘金莲形象,提出“潘金莲对西门庆是有情的”这一观点.然而,我们考察分析崇祯本《金瓶梅》评语对潘金莲形象的点评,却看不出潘金莲有所谓“情”.相反,崇祯本评语中的潘金莲实是一个极其无情的恶人.淫乱、妒忌、狠毒,是她罪恶性格的主要特征.     

论中国文学中的潘金莲形象

荒诞川剧《潘金莲》的上演,在戏曲领域引起了轰动,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观众争睹为快,并形成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局面。肯定者之中,不少人认为此剧之所以受到欢迎,特别是青年人的欢迎,主要是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进行历史反思,摆脱了《水浒》对妇女的偏见,揭示了潘金莲悲剧命运的社会历史根源,表现了强烈的现代审美意识。在否定者中则有一种重要意见,认为作者对潘金莲的同情、宽宥过多,过分强调社     

《金瓶梅》对潘金莲形象的重写——兼论潘金莲形象的矛盾

《金瓶梅》保留了《水浒传》中潘金莲淫妇、恶妇的一面,同时由于劝诫世人的目的,将潘金莲淫妇、恶妇色彩大大加强了。但是作者改写潘金莲时态度又是复杂的,不惟对她给予了一定的理解,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把她美化成颇能赏心悦目的"佳人",从而在某些地方造成潘金莲身上"佳人"和"恶妇"的对立,多情和淫荡的分裂。     

一朵被折损的花儿的凋谢——论宋惠莲之死

宋惠莲是穷苦人家出身的女子。她机敏能干,美丽聪明, 也轻佻虚荣。她被迫自杀, 一方面是由于不堪忍受西门庆对她丈夫来旺儿的迫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自身性格的缺陷。她生活作风有些放浪, 但她不是坏女人。在与西门庆的生死斗争中,她始终与来旺儿站在一起, 履行着妻子的义务和责任。     

论潘金莲

从纵的历史的眼光看 ,潘金莲是传统男性的附属品与玩物 ;从横的时代的眼光看 ,她又是商品经济发达之后的副产品与牺牲品。评价潘金莲选择的不应是道德法庭 ,而是历史的审判台。潘金莲追求幸福的方式虽然不能为正统道德所接受 ,但她的行为至少在客观上包孕了追求“人”的解放的精神     

萧红小说的悲剧美

萧红从自己的悲剧人生出发,用自身的不幸去悲悯和抚慰她笔下芸芸众生的小人物,所写之悲,不是眼泪,而是一种永恒的伤痛,是人对死亡、苦难和外界压力的不幸抗争而有失败之后留下的巨大震撼。亦人亦己的真情,散发出生命本真体验的恒久艺术魅力;独特的女性反抗与超越意志,透射出愈挫弥坚的生命张力;特殊时代女性悲剧的揭示,迸发出历史感极强的人生冲击力。她作品的悲剧总是散发出一种质朴而独特的苍凉之美。     

从《金瓶梅词话》与《水浒》版本的关系看其成书时间

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瓶梅词话>所依据的是繁本<水浒传>.本文通过细致的校勘和分析,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金瓶梅词话>中虽然有的内容出于繁本<水浒传>,如潘金莲毒杀武大的部分,但有的部分如武松打虎等显然只可能来自<水浒>简本,由此推测<金瓶梅词话>作者在写作时所依据的应该是残缺不全的繁本<水浒传>,其不足的部分则据简本<水浒>改写.文章并结合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的有关记载,推论<金瓶梅词话>的写作时间当为万历初年至万历十七年.     

素心无奈天上月——《红楼梦》林黛玉形象的再分析

林黛玉的前世身份、现世遭遇及地位注定了她是一个典型的性格悲剧人物,一方面具有强烈的诗人气质,以“情”主生,不以俗事为务;另一方面又具有浓厚的自我情结,具体表现为既自尊优越、又自卑焦虑。林黛玉虽然已初具近代的自我人格意识,但因与宝玉以共同叛逆仕途经济之道为基础的爱情梦想、人生定位无法实现,最终被种种无形的关系和氛围挤压而致毁灭。     

唐代女诗人李冶身世及作品考论

李冶被称为“女中诗豪”,其诗也堪称“大历正音”,然其身为女冠,却风情宕逸,与刘长卿、皎然、陆羽、朱放、阎士和等人更是情逾常礼,故历来论者多以“荡”字责之。这位看似放纵自由的女诗人,内心却深感寂寞,她那些深情婉转之作,断肠相思之声,字字都向世人昭示着她对友情的渴望、对爱情的执著。情重则“荡”,“荡”犹不能遣怨,则只有走向世俗抗争之路,其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荒凉”的人生意蕴——论《生死场》、《呼兰河传》兼及萧红的其他作品

萧红短暂的一生饱经磨难,坎坷曲折的经历、由此而来的看待生活的独特方式以及对人生悲苦的独特体悟,使她的许多作品都弥漫着一种"荒凉"的人生意蕴.风物环境是荒凉的,人们近乎原始荒原上荆棘蒿草似的生存状态更是荒凉.这种生之"荒凉"甚至淹没了人伦之爱,但她不是悲天怆地,而是平淡从容地传递着人生的悲剧感和迷惘感,在对世间种种烦恼的达观诠释中有其对人生命运的深沉反思.     

伍尔夫的悲剧意识

在漫长的解读人生、解读死亡的过程中,伍尔夫认识到人类是面临着无法摆脱的悲剧性结局。她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她对死亡观念、人际隔膜、战争恐惧的感悟与理解之中。她的悲剧意识源于个人悲观意识和对自己处境的困惑与迷惘。虽然伍尔夫在生命中顿悟了死亡的真谛,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将生命交于死神。这种选择并不在于展示人生的不幸,其目的是要展示人的主体精神对悲剧的超越。     

别有姻缘非关情——薛宝钗结局再考证

《红楼梦》未完为中国文化史不可弥补的损失,但主要人物结局前八十回皆有所示,关于薛宝钗之结局,学界基本有两种观点,一是宝玉出家后,宝钗孀居,孤独终老,二是宝钗改嫁贾雨村。细考文本,宝钗结局是在宝玉出家后改嫁贾雨村,但这并非从此人生顺遂,甚至是"好风送我上青云",贾雨村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几经沉浮,最终失败,宝钗又一次失去依靠,此次打击更甚,在穷困孤独中度过余生。宝钗的悲剧寄托了作者的虚无思想与深刻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