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三合：义、体、气--文章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中国的翻译学传统本质上是一个文章学的传统。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是从文章学的角度对译者提出了要求。“信达雅”的实质就是传统文章学要求的“德学才”。“译文三合义体气”是对“译事三难信达雅”的继承和发展,同样也从文章学的角度,对翻译过程和译文质量的检验提出了更具体、可操作的要求。“义”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意义上的契合,“体”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文体和形式上的契合,“气”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气势和文章内脉上的契合。“信达雅”是译者条件“,义体气”既是翻译原则,又是翻译标准。     

孔子“学”与“思”视阈下的素质教育

为探索素质教育的出路,将孔子的“学”与“思”的思想中蕴含的教育理念与当前中国的教育实际相结合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孔子强调的“学”侧重于知识的累积与继承,而“思”侧重于知识的创新、发展与批判,在教育过程中将“学”与“思”结合起来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当前,充分认识孔子的“学”与“思”的价值对推进素质教育有启示意义。     

从《静夜思》的英译看意境传达的差异

本文通过对李白《静夜思》英译文的意境即意美、音美、形美三者的对比分析,说明只有译者和作者双方思想融为一体时,译文与原文才能风格一致、进入化境,译者才能“译出神采、译出韵味”。     

从仆人到创造性叛逆者——论译者的主体地位

传统译论中 ,译者处于“忠实”与“背叛”的两难境地 ,得不到应有的主体地位。解构主义的翻译观视翻译为译者的操纵与摆布行为 ,译者从传统的仆人一跃成了赋予原著以“来世”的主宰。译介学中译者是“创造性叛逆者”的提法 ,既不贬低也不拔高译者的作用 ,充分体现了位于仆人与主宰两极之间的译者的主体性。     

元祐蜀洛党争和苏轼的反道学斗争(上)

苏轼无疑是儒家正统思想的信徒,并且正统得有时在政治上趋于保守。他笃信董仲舒以来近乎谶纬之学的天人感应说,宣扬人祸系“冥谪”的因果报应思想(这种思     

从英汉词义对等论翻译中的“假朋友”——由“床前明月光”说起

对唐诗《静夜思》中“床”的理解争议颇多，由此可究及英汉词汇意义的多种对等方式，“假朋友”则是其中之一。翻译中的“假朋友”可以划分为客观范畴与主观范畴；在客观意义的“假朋友”被译者慎避之后，主观意义的“假朋友”则成为翻译的大敌，而相应的“隐性负效应”成为译者所要克服的难点。     

译者主体性之哲学思辨

译者主体性是指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前提下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从哲学角度对译者主体性进行探讨,这对译学研究具有一定建构意义。“理解的历史性”让我们看到了翻译活动的创造性特质,“期待视野”使译者对翻译策略有多元选择,凸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介入;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译者的主体性不是孤立的“占有性”独白,它应体现在与原作者及的语读者共存的平等对话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民性

还在一九六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写道:“未来俄罗斯的进步命运……取决于如何解决人民问题”(Ⅷ,235页。文中所引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言论均见于三十卷本《陀思耶夫斯基全集》,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作品全集》,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译者)。一九七六年的《作家日记》中他又重复地讲道:“人民,或者对人民的看法和理解     

传承、超越——卞之琳“信、似、译”翻译三原则面面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是对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传承和超越.卞之琳的“信”继承了严复“信”对原作对译作诚信的要求,但所指范围比后者广,尊重原作的程度比后者高;卞之琳的“似”继承了“形似与神似”对维系译文与原文的适当关联性的强调,但破除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无谓争论,为译者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同时对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在范围上作了限定;卞之琳的“译”继承了“直译”和“意译”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定位,但破除了“直译”、“意译”理论的二元对立,为译者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积极探索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应用能力

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出发,探索和实践了以“事”牵“线”实施案例教学、寓“教”于“做”以做促学、因材施教量“力”而“学”和亦“学”亦“思”循序渐进等教学方法,分析了采用这些方法所取得的初步效果。     

从转折关系的翻译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陆谷孙译《战前星期天》为例

传统翻译理论以原文为中心,把是否“忠实”原句和原作者作为衡量译作优劣的标准,导致译者常处于原文附属的边缘化地位。直到“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出现,使译者这一翻译过程中最积极的因素从“隐形”逐渐转变为“显形”,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越发受到研究学者的重视,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成为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以著名翻译家陆谷孙翻译的英国散文名篇《战前星期天》为例,研究译者在处理原文中的转折关系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分析译者主体性在转折关系的翻译中的具体体现,可以促进译者主体性这一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化,为广大译者在英汉翻译中处理转折关系提供借鉴。     

论朱熹的“教”与“学”思想

朱熹文化教育思想中“教”与“学”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其中“教”包含了重启发与阶段性的思想,“学”中贯穿了学、思、问、辨等要义,同时也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至今仍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读书是一生的事情

孔夫子在《论语》中开宗明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首先认为读书学习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义说“终日而思之，不如须臾之学。”一天到晚想破了脑袋。还不如用一点点时间来阅读。可见读书还是件比冥思苦想有用得多的事。     

谨慎为官廉洁做人——读《南京历史上的清官之书麟篇》有感

《论语·季氏》中记载着孔子的这样一段话：“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九思”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是道德修养问题。古往今来，为官“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在当今社会．为官者首要学会做人，廉洁从政，洁身自好．     

孔子德育方针、方法新探

德育方针、方法是孔子德育学说有创意的组成部分。“有教无类”是春秋之际教育面向的重大变革。学以致用、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学思结合、传习结合是孔子创造的六大德育原则。师生互为朋友关系在德育中发重要作用。     

汉诗英译中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

中国美学理论中对审美和再现的境界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的区分。翻译首先是个审美活动,也存在上述美学境界之分。在翻译中,译者是审美主体,面对的客体是文本。译者对文本的态度与再现方式造成了境界的区分。译者审美客体时,是“自失”还是客体冲击主体意识,译者审美再现时主体情感是隐现还是显现,决定译文的境界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过渡之境”可看作是“无我之境”的分支,译者再现时是以局部呈现,还是保留整体,指向模糊还是确定,决定是“无我”还是“过渡”。译文呈现的境界无优劣之分,皆是挖掘文本的“美的潜力”惟其美异也。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试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从林纾的“讹”谈起

在林纾的译作中出现了许多的“讹”,也引来了众多的批评。但是,这些“讹”经过分析后,大概可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类,都可归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当代西方文论中的释义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派从各自的角度阐发了对文学翻译中叛逆性、创造性的观点,为“创造性叛逆”提供了理论视角。“创造性叛逆”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试论文学翻译的感情移植

文学翻译要达到“传神”、“化境”的高度， 译者必须与原作者沟通　试　论　文　学　翻　译　的　感　情　移　植　　　　　　　　　　 心灵， 积极调动译者的形象思维， 尽量贴切地传达原作者通过叙事写景、人物刻划所抒发的情感。必要的时候还要进行形象思维的再创造， 使读者获得与读原著近似的美感     

“思”与现代人的困境——海德格尔的“思”论探讨

海德格尔以为 ,现代人被形而上学支解完毕 ,日益成为“技术人”,这一困境是存在的意义被遗忘的必然结果。以伦理学来补偏救弊 ,尽管可收一时维系人的本质于当下之效 ,但却反而遮蔽了困境之根源 ,仍然是在形而上学中打转。要紧的是唤回尚未被逻辑所坏之“思”。这种“思”比形而上学思得更原始。但伦理学不是这种原始的“思”,因为它思而不听从存在 ,即不从存在对人的本质的关联来思。海氏要求“思”须在思一切之前先思存在的真理。存在的真理作为生存着的人的一个原始的基本成分 ,是“思”所从出的本质根据。然而 ,“思”从来不创造“存在的家”。思存在的真理的“思”只有抓住逻各斯的原始本质 ,反对着“逻辑”来思 ,才能真正揭示现代人的困境 ,为“技术人”的脱胎换骨寻找到一条通达存在之路。现代人的拯救之道正在此“思”所开启的境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