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制与公司自治——兼论我国公司法之改革

公司自治是私法自治在公司法领域的体现.当前,面对全球竞争经济体制下的公司法改革浪潮,应正确处理好政府管制与公司自治的关系,协调其矛盾与冲突,以促进公司企业经营自由,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对我国的公司法之改革有所裨益.如何顺应国际化与自由化的趋势,满足企业经营的需要,维持国际竞争,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是修订公司法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我国在改革公司法时,应借鉴国外成功立法例;在改革思路上,放松政府管制和强化公司监控应是基本方向.     

政府管制:永久的争议与现实的选择

政府管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公共行政领域。西方公共行政学从经济、政治、法律等多种途径对政府管制进行研究,存在多种价值冲突。而在我国政府管制的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加强这一研究对我国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对政府管制的根源及管制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西方国家政府管制发展趋势,思考我国政府管制的改革与完善。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管制

文章研究了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中的政策管制产生的原因与政府管制的功能、方法、目标及政府管制中存在的问题。研究此问题对于我国在宏观调控中如何运用好政府管制这一手段,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放松管制与政府管理理念的变迁

政府管制作为治理市场失灵的有效手段,在干预经济的管制运作中暴露出政府管制的越位与缺位、行政权的扩张的弊端,亟待政府管制的改革.在强化管制与放松管制的论战声中,放松管制的呼声愈加强烈,如何转变政府的管理理念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论政府管制在我国公共服务改革中的适用

放松管制是西方政府改革中的一个重要举措,一段时期以来,放松管制几乎有趋同或替代管制体制改革的趋势。市场失灵无法回避,政府要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必须依赖于适当的管制。我国目前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改革中,重要的不是“放松”管制,而是“完善”管制。应在进一步完善政府管制的过程中,推进公共经济的发展,提高政府效率,增进公共利益。     

运行中的嬗变--公用事业的政府管制理论变迁

公用事业部门是经济领域里既特殊又重要的部门。围绕如何提高效率 ,公用事业部门经历了强调政府管制———放松政府管制的过程。研究公用事业政府管制的理论变迁和实践经验 ,对于我国公用事业的改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管制成本角度论析政府管制的有效性

政府管制是政府运用其特有强制力的一种行政行为,每一项政府管制行为的背后都需要财政投入。本文从政府管制的成本角度分析管制行为的有效性。不计成本的管制是徒劳无效的,一旦出现“政府失灵”,那么政府管制本身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就不能凸显。与此同时,在对政府管制成本分析基础上,笔者试图探讨今后政府管制实施改革的发展方向。     

竞争、垄断与政府管制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自发因素会引起垄断,政府管制也是引起垄断的重要原因,垄断对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会造成损害,因此政府应该限制或者消除垄断。政府对由市场自发因素引起的垄断应该采取对垄断进行管制的政策予以限制或者消除,对由政府管制造成的垄断则应该采取取消管制或者放松管制,并对管制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予以消除或者限制。政府管制垄断和取消或者放松导致垄断的政府管制旨在维护和促进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     

政府放松管制和提高管制效率的思考

中国是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国家,政府管制仍是保障经济健康运行的主要手段。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目前经济状况看,政府管制还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我国的政府管制要同政府职能转变相结合,要对政府职能与经济主体的职能合理定位,突出管制重点,改进管制方法,提高管制效率,以保障市场经济的公平健康发展。     

政府管制与公共利益维护问题初探

政府管制是政府平衡各方利益,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管理方式.它追求的目标是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全面发展.在政府管制中,各阶层、群体、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影响政府管制目标的实现.为维护公共利益,政府应鼓励利益集团通过正常渠道参与公共政策;建立科学的政府治理机制;保持政府管制中的公开和透明;加强政府管制中的监督.     

市场导向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纷争与政策选择

市场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维度之一。然而,其理论依据"科斯定理"自问世以来,就受到各方质疑。扬长避短的关键是根据生态产品的属性,科学界定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具体政策的选择和实施效果取决于生态问题的类型、市场的成熟度,公众的生态意识、政府的政策目标、政策制定者的素质,以及法律法规组成的政策环境等因素。同时,从动态演进的角度寻求调和,探索出一种中间的"市场增进型"政策工具。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效能,协调经济与环境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保护制度的创新也催生了巨大的生态保护市场。零净损的"生态保护指标交易"、为生态产品市场制定规制的"生态认证"、碳汇交易等典型应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其成功经验可归结为中介组织、政府介入,共同利益和结果导向。因此,在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过程中,要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以生态利益的有效供给为核心,立法先行,有效发挥市场效能,完善生态补偿市场的"进入—退出"机制,明确政府职能,强化过程监管,体现环境公平。     

完善我国公司法的几点思考

公司法的修改应从降低公司设置门槛、促进企业发展,明确公司各方责任、保障当事人利益,简化有限责任公司规则、突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区别,健全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激活法人治理机制等方面入手。同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如实行准则主义、授权资本制、建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等。     

专利法的若干问题及其立法建议

专利法的两次修正使我国专利保护水平在整体上得到了历史性提升。但是 ,某些具体规则的内容尚有值得探讨之处。专利法与合同法对合作发明创造的权利归属规则应协调一致 ;专利申请权与申请专利的权利性质不同 ,转让程序也不同 ,两者不能混淆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条件中的美感应改为装饰性 ,以反映外观设计的本质特点     

我国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研究

行政诉讼立法目的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从分析行政诉讼法的法律总体构成、现代宪政精神出发,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统一.要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原告范围有待扩宽,法院审查对象需增加,诉讼类型化.     

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理论思考

公法与私法是学理上的概念,但公私法之区分却是实定法上的,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皆会存在。公法或私法不是实定法上的部门法,甚至也不是某些部门法之整合,而只能是特定的法规范。公私法划分的意义在于决定某一事项是适用公法规范还是私法规范以及由何种法院管辖,但公法与私法之划分和一元审判体制还是二元审判体制没有必然联系。关于公私法划分的一元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现实意义不大,司法往往会首先根据立法规定进行判断。在立法上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才会运用到学理上的标准,并且,还不是一元的标准,而是二元或多元。     

繁荣时期政府不作为的政策命题——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理论假说

在经济周期处在衰退、萧条和复苏阶段时,政府要及时而适度地介入干预;在经济周期处在繁荣阶段时,政府则要采取不介入干预的不作为应对策略。政府既不能对某些周期阶段进行过度介入干预,也不能对所有周期阶段进行全程介入干预,更不能对一切周期阶段均进行过度介入干预,而只能对某些周期阶段进行适度介入干预。这种政策组合能够有效地减轻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者叠加的巨大负面效应,从而收到国民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预期效果。     

公证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公证机构在性质上是一种准国家机关,在设置上应根据行政区划并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公证业务的受理原则上应坚持属地主义,但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可以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公证机构。我国公证机构的业务范围应包括法定公证事项和自愿公证事项,其对待证事实的审查仅是一种事实性审查,合法性审查是司法机关的职责。公证机构只有核实权,没有调查权。     

论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法的几个问题——与内地立法法的比较分析

由于内地与澳门的政治体制不同,决定了立法制度的差异.对行政法规的立法依据究竟是否可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还是必须以法律为立法依据,在内地的立法法中尚有争论,但在澳门立法法中清楚地规定既可依基本法,也可依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对行政法规规范的范围,在内地的立法法中行政法规并没有保留的事项,在澳门立法法中行政法规有保留的事项.对行政法规的地位,在内地立法法中法律优先原则是绝对的;在澳门是相对的,需要先服从基本法的优先原则.     

政策网络:政策科学的理论创新

政策网络是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后现代政策科学的主流话语和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它主要研究政策过程中相互依赖的行动者的稳定社会关系模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政策网络中,行动者在网络中的地位、政策参与者关系的强弱以及网络的开放程度都会影响政策后果.政策网络理论在发达国家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后果与政策变迁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后现代政策分析的新框架,政策网络是对传统政策分析理论的超越,它对中国政策科学的深入研究以及中国当前政策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借鉴意义.     

公司法规范体系中的私法责任与公法责任

多阶与多元法律规范的立法模式,需要重新审视公法与私法的立法技术趋同性。公司法中的契约要素集中体现于公司法的私法性质,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贯穿于公司法的始终。但现代国家私法层面的立法并不排斥任何公权力的介入,包括宪法规范力的适度渗透。借助公权力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是公司法律规范兼有公法性质的理论基石。因此,公司法结构中的法律责任规范系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的有机统一,而权利受损主体寻求公法上的救济亦是公司法的应有品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