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背景下烟草包装的功能演化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对烟草企业、烟草包装、广告以及销售的种种限制，都包含了对整个烟草行业发展限制的主题。《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生效后，烟草包装将面临着重大变革以及功能演化。其功能演化主要表现在保护功能、方便功能、装饰功能和传达功能的演化。面对新的发展趋势，烟草企业要加强烟草行业对相关部门人员的培训、合作及舆论引导，注重烟草形象、地位、作用的宣传，以争取合理的宣传空间；要重视烟草包装的科技宣传。展示烟草包装行业的科研成就，争取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在产品包装与零售终端设立标志，要体现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体现社会责任感和对消费者的关爱。在系列包装功能的演化中，都应确保导入绿色包装战略的实施与绿色企业的形象塑造。     

中国落实《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烟草广告条款情况分析

中国《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对烟草企业开展烟草广告进行了明确规定,严格禁止在五大媒体和四类公共场所的发布烟草广告。各地也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限制烟草广告。中国对于烟草广告的监督管理,充分体现了"严格控制"的原则,即:严格控制发布范围、发布数量、发布内容、发布程序。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具体条款相对比,中国现有的烟草广告法律法规与《公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基本达到了《公约》要求,一些地方性法规甚至超过《公约》的规定,但是还是有许多不达标之处。因此,中国烟草广告的相关立法、执法可以做出适当调整,以此保持与《公约》的规定尽可能一致,但同时需兼顾中国的国情需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变化的平稳过渡和对烟草的逐步限制,达到双赢目的。     

后公约时代中国参与跨国烟草走私控制的政策选择

烟草走私既侵犯国家和烟草企业利益,也动摇控烟公约的效力.因此,反走私成为公约各相关方少有的利益共识,也是后公约时代的重点规制对象.作为国际烟草走私的最大受害国,中国烟草企业可以反走私为竞争策略,并提升行业形象;政府则应以公约为武器,积极促进反走私法律合作,推动建立国际谈判机制.     

全球视角下的腐败危害与治理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腐败不仅仅会对发生腐败的国家自身产生巨大危害,而且会破坏区域甚至全球的经济与政治秩序的和谐。因此,国际社会必须采取一致的步伐,全力合作共同治理腐败,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好是这一思想的现实体现。     

环境政治视角下的环境全球治理探析

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而单一民族国家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全球环境治理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受到极大关注。问题在于,国家之间的利益选择和矛盾冲突让全球治理的前进脚步异常沉重,全球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有效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发展,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秩序变迁与模式构建

互联网拓展了人类活动的范围,创造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空间,将世界连接成一个“地球村”,国际社会也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治理网络空间,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福祉,就成为世界各国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在全球网络空间中,由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异,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数据资源和拥有能力的差异,与此相应,形成了不同的网络空间治理战略。世界各国只有坚持对话与合作,才能构建合作共治、和谐安全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问题与对策

风险社会的到来以及网络空间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得制定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然而,网络霸权主义是构建公正、合理的治理规则的首要障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不成体系、既有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难以发挥作用等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由于各国立场分化和利益冲突,难以形成有效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体系,《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国际法律规范以及其他国际行为准则应当成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基本规范。当前,全球治理的任务更为艰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社会的强烈吁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有着独特优势和现实意义。     

全球治理视角下亚欧金融合作机制构建

亚欧合作反映了亚欧政治上彼此借重、经济上互有所需的战略需要,其重要性不容低估。尤其在后危机时代的金融领域,亚欧双方都有合作的强烈愿望与需求,但合作无论从深度、广度都缺乏实质性的进展。亚欧金融合作同时也是全球治理理论的一个重要实践进展。在建立多边的全球金融秩序和金融市场监管架构重组中发挥更大作用是亚欧共同利益所在,亚欧金融实践趋同提供了合作的现实基础,制度化的治理机制使合作从务虚走向务实。有效的亚欧金融合作机制总体框架可以描述为:以风险防范与金融监管能力建设为先导,以亚欧共同基金为平台,深化货币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经验分享机制,融合亚欧构建多边国际金融体系架构的共同努力。     

全球海洋治理视角下的中菲海上安全合作

全球海洋治理的提出与发展推动了中国与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合作。在双方合作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意识的强化与能力的提升、中菲关系的正常化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双方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南海主权争端、双方海上力量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美日等第三方势力的干预因素又不利于双方海上安全合作的发展。这要求中菲双方加强战略互信,积极实施战略对接,以双边磋商的方式解决南海争端,推动海上安全合作,共同推进全球海洋治理。     

国家主权与全球治理:国际法视角下的互动问题再思考

国家主权与全球治理是两个具有不同历史和时代维度的理论体系,国家主权是建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基石。而国际法的发展及其价值取向的转移又为全球治理理念的兴起创设了条件。因此国际法正是推进国家主权与全球治理两大理论体系协调与交融的重要制度平台。     

全球治理视角下G20贸易救济现状与特性分析

以倾向性贸易救济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强烈冲击,成为全球重点治理的领域。鉴于现时期G20的显著影响力和重要地位,从整体概况、调查与被诉国别、产品类别等层面,对G20贸易救济现状与特性进行梳理和分析,并提出G20参与全球贸易协调治理的对策建议,对于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推动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治理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治理,包括全球治理的兴起,是人类探求良好公共生活和政治秩序持久努力的延续,它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性绝对主权的消解.通过审慎地分析治理与民主、官僚制等政治学传统话语的复杂关系,以及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两个分支,可以看到治理理论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某种交融.     

世界贸易组织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以TRIPS协定为例

WTO规范具有深刻的公共卫生含义.作为WTO的主要规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尽管TRIPS协定中包含了出于公共卫生考量而规定的灵活措施,然而,WTO并非以公共卫生为导向,其中所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缺陷决定了WTO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而言是弊大于利.鉴于我国目前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和正在酝酿的医疗体制改革,我国应勇于利用WTO规范中的灵活性条款,提高药品的可获得性,从而促进我国的公共卫生治理,这本身也是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贡献.     

全球价值链的模块型治理模式研究

价值链的治理问题是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分析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决定因素进而分析了不同价值链治理模式间的转换和演进,特别对模块型治理模式内不同价值环节模块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剖析。并且本文认为嵌入模块型治理模式的全球价值链,既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的基本途径,又是升级结果的体现。     

乡村治理方式变革:从管制到服务——治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当前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创设的,通过政府的管制方式实现国家对农村的治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显现出了诸多弊端,迫切需要进行改革。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被确立为政府改革目标,乡村治理方式也需要从管制转变为服务。根据治理理论,这一转变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县乡关系的结构性改革、加强村民自治以及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     

国际航空排放全球治理的国际视域--以国际民航组织为中心

国际航空排放全球治理的国际视域强调充分发挥国际民航组织的领导作用。国际民航组织通过大会制定了关涉国际航空排放的系列决议,提出了环境保护的战略目标,推动了国际航空排放问题的稳步解决。国际民航组织因其诸多的内在限制又使国际航空排放问题变得步履维艰,这些内在限制包括国际民航组织立法缺乏强制力、立法程序存在缺陷、目的和目标有待修订等等。国际民航组织未来在主导国际航空谈判、引领技术升级、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彰显这一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价值。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治理

当前层出不穷的邻避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了基本方法、价值导向和制度平台。目前我国邻避冲突及其治理的突出问题是严重的协商不足,其原因在于协商意识、协商能力以及协商制度不足等。应从树立协商理念、提升协商能力、拓宽协商渠道、丰富协商方式等多方面来寻求以协商民主破解城市邻避冲突治理困局的对策。     

相互建构的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

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既能相互促进也能相互制约,并且,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所形成的持续塑造过程可以使其作用关系最终被归结到建构性质上来,即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相互建构的。     

在一致与歧见之间--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问题

20世纪后期以来,尽管全球治理已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现象,但全球治理之共识价值的贫乏,却导致全球治理呈现出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冲突和距离。这对于全球治理的健全推进是不利的。因此,寻求全球治理的正当价值基础,就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的精神建构任务。基于西方与非西方的价值分歧和文明冲突,建构全球治理的共识性价值,其前提是走出追究价值发生学意义的狭隘境地,其特点是兼取、综合西方与非西方不同传统价值体系的底线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