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情景诗学的生成理论探析

作为王夫之情景诗学的重要环节 ,情景生成理论包括情景生成范式和情景审美发生机制两个理论界面。“景生情”、“情生景”和“情景妙和无垠”是情景生成的三种基本范式。对情景审美发生机制的揭示 ,船山引佛教语“现量”———刹那直观以还原性描述。船山情景生成理论具备了完备的诗学架构 ,在清初文坛独树高标。     

王夫之“兴观群怨”说的美学阐释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曾对儒家诗学的一个古老命题“兴观群怨”说作了重新诠释，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仅从接受的角度来解读船山的这一理论命题，未得船山诗学的要义。其实，“兴观群怨”说与船山的“诗道性情”说一样，同属船山的诗学本体现。“兴观群怨”说在船山诗学中被本体化、美学化、系统化了，这是船山对儒家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无疑，船山的“兴观群怨”说仍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     

王夫之通解庄子"两行"说及其现代意义

儒道两家既对立排斥又吸收融合的现象,最具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明末的大儒王夫之(船山先生),他一方面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站在儒家道统的立场痛斥佛老,甚至指责陆王的言论是打着儒家的招牌,实际宣扬佛老的邪说,乃真正冒牌的"异端".一方面批评宋明儒的"出入佛老"不过是"互为缀合"以相糅杂",所涉并不深.至于他本人对佛道的态度,则是"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矣.见其瑕而后道可使复也"并且付诸实践,他不但遍注群经,同时也注解老庄、法相等佛道的经典.藉注解的方式,发表他个人的哲学思想,又因为他特别推崇庄子,既注解庄子,又作<庄子通>,认为庄子之学可以另立一宗,不但有别于老子,也与佛法迥然不同.本文的解读,正是希望藉船山解<齐物论>来认识庄子的"本来面目",以及庄子不同于老子的"两行"说的妙处.     

从王夫之美学命题视角论中国古典诗词意象翻译

以王夫之的美学思想为纲,据其对诗词意象的美学定义及概括的四种特点,即整体性、真实性、多义性和独创性,结合具体译例分析译者是如何在译入语中塑造原作的意象。最后认为诗词意象的整体性是解决如何译问题的关键,真实性为诗词意象的可译性保驾护航,多义性确定译作中应呈现的诗词意象及其表现形式,独创性解释了译作中“新”的合理性。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王夫之意境美学思想新解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王夫之意境美学的研究，还停留在“情景交融”的层面上。本文从研读原典出发，对王夫之的意境美学思想提出了新的见解：一，王夫之从观察、创作和鉴赏的诗歌创作过程中，系统地论述了意境的生成和结构问题；二，王夫之从哲学、心理学和诗学的多学科结合的学术视野中，把握住了意境的本质。因此，王夫之的美学方法论具有较强的现代色彩，对于我们今天的意境美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悟价值     

王夫之对礼的本质的阐释

王夫之把理学融入对《礼记》的阐释中,把理作为礼的根据,认为理是一切流行变化之体,礼是理的具体化、仪文化;礼不仅仅是外在的制度仪节,更是天理人情、中和化育之德的显现。在对制礼原理的阐释中．王夫之认为人是天的最高造就品。天理和人情同源异用,始终把根据天理来制定礼乐,用礼乐来调节人情以达致天理作为根本着眼点。在对待古礼上,王夫之吸收了朱熹的观点,主张在固守大经大法的前提下允许枝节处损益趋时;对古礼不轻易改变,也不拘泥死守。王夫之的阐释使礼具有了更浓烈的人文色彩。     

王夫之礼学思想的特色——以“濮议”论为中心

通过分析王夫之对礼学争议"濮议"的评述,可以看出王夫之的礼学思想既有突出"礼"的人性情感基础的一面,同时又不乏对礼学政治规范价值的充分认识,使其与宋儒礼学思想之间既呈现出差异性,又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活动空间。     

论王夫之审美意象说与老子美学境界

王夫之诗歌审美意象说包含情景交融论和审美直觉的“现量”论。其意象说的审美意义受道家,特别是老子美学“道法自然”、“大象无形”论的影响。王夫之审美意象说蕴含深邃的价值形而上学色彩。     

王夫之战争观探析

王夫之是我国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他深刻总结了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战争观理论体系,其中不乏独到见解.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他认为兵乃国家大事,要重视战争和慎重对待战争,既反对穷兵黩武又不主张偃兵;他认为用兵目的是要为民除害、吊民伐罪、代天行事,这种战争必然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要在足食足兵的基础上教兵备战,让没有经过教战训练的民众去作战,等于是让他们白白送死,如果教战如同儿戏,则不如不教.     

王夫之《乾》卦阐释的两个面向

王夫之将乾所代表的主动性、根源性、健顺一体性与"道"会通起来,旨在建立一个健动、主有的本体,反对佛老的虚空、阴柔。在对"元亨利贞"的发挥中,着力树立"四德可德,而智不可德"的理论,以此反对孤明、巧慧、重智轻德的世风。强调乾的普利万物的性格,把它作为天道固有的生生之几的自然贯彻,以此反对功利主义。这些阐释面向是王夫之总结明亡教训,重建健动笃实的中国文化这一意向的鲜明体现。     

王夫之《谦》之伦理意蕴及其时代价值

王夫之《谦》之伦理意蕴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从“谦”卦之小象,也即《谦》之九三爻辞之位,能恰当地说明《谦》缘何具有“自卑尊人”的道德理性;从“谦”卦之大象中的“寡益多裒”的得理平施之道,可体悟出《谦》之道德意蕴的深层基础。有如此伦理意蕴的“谦”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王夫之“乾坤并建”的诠释面向——以《周易外传》为中心

乾坤并建是王夫之解易的重要体例,也是他的哲学思想在易学上的鲜明体现。在《周易外传》中,对乾坤并建的诠释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对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学进行批判,以突出天地的本体地位和对万物的统领作用;其二,对乾坤所代表的知与能、易与简、纯与杂进行阐发,彰显乾与坤在万物的存在与运动中的不同作用:乾给万物以存在及其性质,坤给万物以存在之展开与性质发生功效的能量。乾为健,坤为顺;乾始物,坤成物;万物为杂,乾坤为纯,万物在健与顺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与运行。其三,太极有易以有于易,代表天地总体的太极就体现在万物之中,太极与万物是体与用的关系,以此拒斥道家的宇宙生成论。     

论王夫之法律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始于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法律思想,就从多方面突破了专制主义特权人治传统的局限,具有十分明显的近代性因素。他批判了孔子专门针对民众而言的“宽猛相济”的主张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人治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严以治吏”的观点和“刑尤详于贵,礼必逮于下”的法律原则,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重在防止官员犯罪的立法精神;他反对程颐、朱熹、张载等人以“道德”的名义恢复上古肉刑的主张,力主废除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罪犯的专制酷刑,反对把道学家的个人意气和民众的非理性的仇恨情绪置于法律之上,体现了现代国家法律至上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他甚至还主张从国家的根本大法上“置天子于有无之外”,并主张以法律来制约君主的权力和制裁君主的不法行为,以建立一个“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的法治社会。如此等等,都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思想文化向着近代转型的新的历史动向。     

王夫之的流俗论和人间论

王夫之思想的关键之一是严厉拒绝“流俗”,因为他断定“庶民禽兽也,流俗禽兽也。”王夫之判定流俗的象征是禽兽,这里的禽兽主要强调不是人这一点。他讲解了“明伦”、“察物”、“居仁”、“由义”这四点是禽兽所欠缺的。也可以说,具备了这四点就完全满足了作为人类的条件,他斥责当时追求个人私利,蓄藏钱财和谷物的行为不是人的行为,并把它作为流俗的最为严重的恶果。王夫之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批判。     

相天：王夫之思想体系的终极关怀

在反清复明无望的情形下,王夫之转入了重建儒家文化,这就是他的“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抱负。其重建儒家文化的目的在于剔除儒家中佛教等其他学派的负面因素,提供一个帮助人们建立健康道德和宇宙和谐的新伦理体系。他以张载的“太和”为最高目标,以庄子的“相天”为其方法,展开对儒家经典的新诠释。他分别从“自然之天”和“仁心之天”的角度提出相天的必要和方法。前者在于利用人的智慧创造发明,补充天之不足;后者在于以礼义节制人的行为,扩充仁爱和和谐。他相信只要人们能够坚持履行儒家的礼义,气质可以改变,而神气可以得到保持。即使形体消散,自己对宇宙所贡献的那一团和气(神)仍然会造福后代。这样,才完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     

王夫之对孔子天命论的改造

王夫之以理气观为基础,对孔子的天命论进行改造。他批判了孔子的意志之天,变意志之天为自然之天,天成为了气的代名词;命不再具有神秘性,成为了气与理的混合体;鬼神则是气在太虚状态下的属性。王夫之对孔子天命论的改造,对王夫之思想体系的建立以及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庄子的两行说到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

两行说出自《庄子.齐物论》,主要是指人从道的角度观物,超越百家物论的是非之辩,以是非两可的态度因任自然。王夫之在中晚年日渐从人生观等层面上接受了庄子的两行说,并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诗学理论与批评中。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以情景妙合境界中的情景双行为核心,兼及诗的意句双收和哀乐双行,具有很高的诗学价值。     

王夫之《尚书》诠释中的实心实学——以《尧典》为中心

王夫之吸取了《中庸》诚明相生的思想,以实心生实学为《尚书》诠释的基本观点。实心即与天道为一的诚的境界,实学即符合价值理想的具体事为。王夫之力戒不取资于诚的润沃而仅恃聪明才辨的"浮明",并批评四种弊病:一是道家的自然主义,主张人不可干预自然事物;二是法家的法治主义,主张一决于法而放弃人文、道德之教化;三是过分的自我主义,见心不见理,夸大、滥用人的能动力量;四是过分的封闭主义,有见于人文的弊害而欲以绝去人为规避之。王夫之对明朝史事的评说,对佛老的批评,他的中国文化重建的理想,皆立基于这一原则之上。     

王夫之《噩梦》稿本讳字探析

楷书《噩梦》,原文共24 629字,残去129字,是现存不多的王夫之手写文献之一。从用字角度看,《噩梦》遵从崇祯三年颁布的国讳,避了“照”“常”“洛”“由”“校”等字,避了“朝”“聘”等王氏家讳,不避清代国讳“玄”字。这真实地反映了王夫之避讳的具体情况,也反映了王夫之坚守明代遗民身份的书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