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学派及其对魏晋封建说的阐发

《食货》半月刊、食货学派与陶希圣是三个有密切联系却不完全等同的概念,《食货》半月 刊的撰稿人并非全为食货派成员。食货学派在陶希圣的带领下,致力于社会经济史研究,对刚刚起步的中 国经济史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并形成“魏晋封建说”之共识。食货学派学术成果的取得归功于唯物史观 的运用,然而陶希圣在学术立场与政治立场上的矛盾最终导致了食货派学术生命的过早结束。     

理论与材料: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成就及困惑

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是理论与材料之冲突的首次集中爆发。论战学者高度重视理论方法,但由于唯科学主义的笼罩,唯物史观被误读为经济决定论,并深陷西欧中心论的误区。其积极意义是改变了人们对理论的轻视态度,提升了中国史学的素质。论战学者在上古史和经济史两个领域进行史料开掘,从而超越疑古派和考古派之上。但论战一直处于理论与材料的张力之中。论战高潮过后,《食货》半月刊集中反思了二者的关系,终于找到一个平衡点。     

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为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提供了诸多研究成果。他们广泛展开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同时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专题研究,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等多个方面,在诸多问题上形成了他们独到的看法。     

试论晚清小说理论流派

晚清的小说理论,按其主张大约可以分为四派:一派是以梁启超、夏曾佑、狄葆贸等人为首,以《新小说》杂志为核心(某些人与《新小说》无关,但观点与《新小说》一致),可名之为“新小说派”;一派是以徐念慈、黄摩西为首,以《小说林》为其核心,可名之为“小说林派”;一派是以林纾、周桂笙为代表,专事翻译西方小说,而在     

日本佛教界对生命的理解——以关于"中有"的讨论为中心

NHK的《西藏度亡经》专题节目引发的日本佛教界关于生命观的讨论,主要围绕该书宣扬的"中有"说而展开。以中泽新一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它反映了藏传密教的最高教义——大圆满法的精义,甚至是三万年来人类关于生命的参究和证悟的结晶。而以山口瑞凤和袴谷宪昭等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该书的"中有"说是在对佛教教义误读基础上,杂糅婆罗门教、西藏苯教的灵魂说而成立的灵魂实在论。它不仅违背佛教的"无我"教义,而且其修行方法有违背佛教戒律的危险性。《西藏度亡经》虽然与藏族人的临终关怀问题联系在一起,但从日本佛教界的临终关怀的理念和实践看,本书未必具有跨文化的理论普遍性。两派关于"中有"说的争论,源于密教的体证主义与"批判佛教"所主张的佛教的理性主义之间的方法论的对立。     

汉唐时期的孝经学

在汉代,《孝经》曾作为辅经之书,但在中国经学史上,一直有人将《孝经》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其因大概有三:一是《孝经》所讲儒学道理,简明扼要,容易把握;二是《孝经》容易由理论转化为实践;三是宣传《孝经》,容易收到教化实效。汉唐时期治孝经学者百余家,主要为两大派:一派为今文《孝经》,以郑氏注(并非郑玄注)为主。一派为古文《孝经》,据称孔安国作传。两派互指其伪,难定是非。于是有唐玄宗御撰《孝经》。此御撰《孝经》,乃是玄宗本人亲撰。     

明清典例食货法律体系考论

古代食货法律体系是国家法律体系的分支之一。明清是古代食货立法最为发达的时期,也是食货法律体系臻于成熟的时期。明清典例食货法律体系从创立到不断完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明洪武朝初创的以《诸司职掌》户部为纲、食货例为目的食货法体系,历经八帝,行用百余年之久。首部《大明会典》颁行后,食货法律体系的内容构成则演进为以《会典》户部为纲、以食货例为目,至明末未改,并为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所沿袭。乾隆四十一年《户部则例》的颁行,标志着以《会典》户部为纲、以《户部则例》为基本法、以食货例为“变通法”新食货典例法律体系的定型。食货立法无论是立法总量,还是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都远远超过刑法。要全面揭示明清法制的面貌,必须重视食货立法和食货法律体系的研究。     

《劳动合同法(草案)》争论解读——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视角

当前学界在《劳动合同法(草案)》的讨论中分成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劳动合同法》应向劳动者倾斜,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导向;另一派认为,劳动标准过高必然提高企业的劳动成本,降低企业的竞争力。综合来看,两派的观点都有现实的针对性和立论基础,但两派都忽视了全面的理论分析,特别是在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的情况下很容易激化矛盾,走上无谓争论的歧路。为了给《劳动合同法》修改和制定创造一个和谐的讨论氛围,本文把争论问题置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框架中评析双方的观点,进而探讨《劳动合同法》制定和修改的原则问题。     

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与身份重建

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已经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学术热点,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主义坚持文艺学中的元理论、科学性、经典化;反本质主义重新定义文学性、文学自主性,并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下反思文艺学的学科性。在重建文艺学的思路上,一派主张在文艺学内部进行调整,拉近与现实的关系;一派则主张从文艺学外部重建历史化、地方化的文艺学。     

试论惠施等辩者的辩证命题及其与《墨经》之关系

惠施及初期辩者的思想是否纯属诡辩?它与《墨经》是什么关系?这历来是思想史、哲学史乃至逻辑史研究中歧见最多的问题之一。一种意见是,这两派就是一派,甚至作者相同。另一种看法是,这两派思想之间的关系有如水火,形同冰炭。第三种意见则认为两派之间既有相同之点,又有相异之处,互相影响,互相补充。     

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论

当戴望舒从新月诗风中回到自由体时,与其说他是将一定的格律因素揉合到自由体中,不如说他是将散文因素融入了韵律之中。后一说法才能揭示出现代诗派从格律派中蜕变出来的情状,并且也才能说明它所体现的新诗史前进的实质之所在。新诗研究界所盛行的将《雨巷》与《我的记忆》按追求音乐性与反对音乐性的区分而割裂开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现代派在其兴起中与当时诸诗派有着清楚的蜕变、讨伐、别异的关系。《望舒诗论》便是这一派诗人寻求自立的理论表现。如果说《望舒诗论》是这一诗派诗论的第一阶段,那末施蛰存、金克木诸人之论便代表了它的第二阶段。在对于诗的认识上,在诗的表现艺术上,施、金之论,确实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深刻的影响。不过,中国现代派强烈的散文化倾向,并不与西方现代派相符。在西方现代派所优厚的声音与意象两项中,中国现代派取了意象,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舍去了声音,至少是在格律的意义上舍去了诗的音乐性。在意象上,则又主要是取了一些表现技法,而取不来其宗教感与对于世界的一种博大而苍凉的荒原感,也缺乏对于现代都市病态的深刻揭示。     

筚路蓝缕启山林：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20世纪上半期,传统的＂食货＂之学转变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这一方面与当时现实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财政金融体制的变迁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则与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的传入带来的学术转型有关。以北平社会调查所为代表的经济史研究重镇的形成,经济史专业期刊的诞生,汤象龙、罗玉东、严中平等优秀学者的集结,经济史各个领域诸多研究著作的出台,均展现出这一时期经济史研究的蓬勃气象。从近代经济史研究内容的更新与拓展,到研究规范的形成与确立,再到两条研究阵线的出现与争鸣,其发展轨迹约略可反映近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空间维度与推演进程、学者的学术关怀与政治诉求。     

两种多元主义正义论的比较--迈克尔·沃尔泽与戴维·米勒正义理论的异同思考

社会正义是一个古老而弥新的话题。在各具特色的正义理论中,多元正义是其间不可或缺的一派。该派以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英国多元正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戴维.米勒为其主要代表人物。沃尔泽和米勒在正义问题上都主张从诠释学的角度思考正义,以多元的视角应对多样的世界,以基本趋于一致的正义原则保证正义的实现,实现合理社会的建制。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对社会的多重多元性的把握是一致的,且在理论探索过程中相得益彰。但在具体如何建构正义理论方面他们却不尽相同。在立论视角、正义原则和理论限域上两人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在多元正义学说中产生了社会物品和社会情境、一般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区分。     

中国经济史和宋史研究的重大成果

漆侠先生所撰《宋代经济史》上、下两册,共计九十三万五千字,已先后问世了.此文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书评,它不得不兼及漆侠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道德.也附带说一些自己一直想说,而未形诸白纸黑字的话. 为着讨论《宋代经济史》的成就,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经济史和宋史的研究史.谈到经济史,中国古史中《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作为经济史之专篇,实为世界史学史之首创.     

闻一多先生论屈原

屈原忠君爱国的说法,大约起于南宋的朱子(熹).六朝人的观点,则可以王孝伯的“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名士”数语为代表,这又是另一种解释.汉人评论屈原,可分为两派:扬雄、班固是一派,他们的考语,就是听谓“露才扬己”:淮南王刘安则推重屈原为廉士.这两派都没有包含忠君爱国的思想成分,而淮南王的说法最为可靠。《楚辞·渔父》篇中曾有过“众醉独醒”的清浊之论,这同淮南王的说法正相吻合,而在《卜居》篇里不也写过“谁知吾之廉贞”这样的话么?从这些材料来看,可知两汉的学者尚未用个人的理想和观点曲解屈原.如梁竦《悼骚赋》:     

当代中国教经学研究中的两种佛学观

当代中国佛教经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佛学观,以欧阳竟无和吕澂为代表的一派所持还原主义佛学观,以印顺法师为代表的一派所持则为包容主义佛学观。这两种佛学观虽在很多方面体现出差异,但从佛学立场讲,两种佛学观都未能完全反映佛学的平等精神;从当代适应性讲,两者亦都难以更好地与现代人的多元价值观念相协调。因此,将太虚大师提倡的平等主义佛学观确立为佛学研究的基本观念,也许是当代佛教经学研究者的恰当选择。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之争,在我国旷日持久地进行着。这场斗争表现为多种形式,从无声到有声,从论战到枪战,未曾间断。 1919年马列主义刚刚传到中国,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潮流就分成两派。一派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传播马列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另一派是以胡适为首的“文化人”,马上出来反对,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谈“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干的事。两条道路之争自此开始,逐步升级。从使用批判的武器,直到使用武器来批判,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与国民党进行武装较量,最终取得胜利,成立了社会     

洋务运动史的新探索——评《从闭关到开放》

<正> 洋务运动史研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争论最为热烈的课题,成果斐然,令人注目。然而,三中全会以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术界尚无一部全面研究洋务运动的综合性专史。由李时岳、胡滨两位教授合著的《从闭关到开放》一书(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填补了这项空白。在近年来的洋务运动史的讨论中,出现了三派不同观点,一派基本上否定洋务运动,一派肯定前期洋务运动而否定后期洋务运动,一派则基本上肯定洋务运动。李时岳、胡滨是基本上肯定洋务运动这一派的主要代表者。他们在新著《从闭关到开放》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洋务运     

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文化转换

词真正起于中唐,刘禹锡和白居易是主要作者,所作以抒情为主,与中唐以来诗因功利化而成为"羔雁之具"显为不同。晚唐温庭筠和韦庄的词主要有代言和自抒的区别,《花间集》为歌唱而编选,基本是"伶工之词",到南唐词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文化转换来说,中唐词是进士文化中的"中隐"思想和享乐意识的体现。西蜀和南唐词是两种不同的宫廷文化的体现。而宋初词主要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以晏、欧为代表,继续并发扬冯延巳一派,表现出士大夫文化"忧生"的一面,一是柳永所代表的俚俗一派,与市井文化密切相关。     

“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近年来译学界“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

近年来,我国译学界围绕"创造性叛逆"问题,形成了"忠实派"与"叛逆派"的理论论争。两派论争活跃了译学思想,也出现了一些偏颇与问题。"忠实派"的理论适用于"文学翻译"的实践要求,"叛逆"派理论则是对翻译成品即"翻译文学"的描述,但两者却将各自的主张绝对化。特别是"叛逆派",将翻译中的一切"叛逆"视为理所当然并加以肯定,没有看到翻译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叛逆",一种是"创造性叛逆",另一种是"破坏性叛逆"。而只有看到"破坏性叛逆",才能正确认识"创造性叛逆"。纵观中外翻译文学史,翻译中的"叛逆"逐次递减,叛逆中的"破坏性"逐次递减,是人类翻译发展进步的基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