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为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提供了诸多研究成果。他们广泛展开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同时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专题研究,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等多个方面,在诸多问题上形成了他们独到的看法。     

"社会经济史"--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出路

经济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是近年来出现的新趋势.传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侧重于"国计"方面,对"民生"问题注意不够;而如果将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用"社会经济史"的思路进行选题和研究,不仅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还能够提供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道德公理、语境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兼容——凯·尼尔森对马克思道德观的融贯性辨析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的英美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热烈而持久的论争中,加拿大教授凯·尼尔森坚持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相兼容的立场,在考察两派观点及其学理依据的基础上,梳理出一个从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切入,以道德公理为依据,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衔接,最终导向一个以语境主义为核心的客观主义的逻辑框架。该研究虽然拓展了马克思道德观的学理基础,但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理论标准衡量,他所谓超历史超文化的道德公理与语境主义能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兼容的论证还是可商榷的。     

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创作过程

《资本论》的创作过程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经历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确定、理论体系的构建,最后明确为写作《资本论》“四卷结构”的过程.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并论证其科学性的过程.唯物史观的创立及运用,使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研究中,逐步明确了《资本论》的研究任务,《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形成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整体拓展的重要方面.唯物史观的创立及运用,也使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中,逐步明确了研究对象,并把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放到了社会矛盾运动的整体中.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问题”——乔纳森·休斯对西方生态主义的批判

西方生态主义认为,马克思按需分配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理论没有看到自然的界限,对生态问题视而不见,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反生态的。休斯明确反对上述观点,他认为,马克思把自然的界限看做是人对人自身的限制投射到了自然当中,在此情况下,自然的界限才能够不作为界限而存在。用人自身的自我限制来取代外部自然界限的限制,是休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从这一理念出发,休斯围绕生态问题界定上的争论,批判了西方生态主义者的抽象伦理观的道德说教做法,捍卫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论唯物史观与个人尊严的内在关联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唯物史观人学本质问题上存在误区,主要表现是将人道主义和个人尊严排除在1845年以后马克思成熟的唯物史观之外.而事实上,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这一经典文本中内在地揭示了唯物史观与个人尊严的理论关联.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力与唯物史观的构成

生产力概念最初在古典经济学中被广泛使用。马克思首次使用生产力概念(Produktionskraft)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此时还沿袭着古典经济学的用法。经过《神圣家族》、《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文本,马克思变革了生产力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在恩格斯手写稿上的加写来进一步确定生产力概念(Produktivkrafte)的哲学内涵,并且把生产力理解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概念的革命性变革还在于,它优化了德国古典哲学与英国古典经济学中的诸范畴。以生产力为理论坐标,马克思和恩格斯建构了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

朱佳木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和深厚史学理论积淀的国家,但直到唯物史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并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掌握和运用之后,史学研究才得到了“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界在今天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真理、学以致用、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光荣传统,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左玉河认为,唯物史观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使历史研究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事件为主的方面,转向面对社会和经济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并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牛润珍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分析了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引导了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方向,还形成了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史学思潮的主流.赵梅春认为,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唯物史观的普及工作,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与实证并重成为史学研究者的常识,为后来中国史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经济史研究现状与出路

无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代中国,还是伴随新科学技术革命而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今世界社会经济,都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面临拓宽领域、深化内容、更新方法等重大变革、中国经济史和经济学各学科同仁,要提高认识,加大力度,开创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力争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高经济科学水平作出新贡献,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有益的历史借鉴。     

新实验主义:观点、问题与发展

新实验主义进路首次挑战了传统的"观察负载理论"的观点,使得科学实验重新进入科学哲学的视野。它打破了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传统,重新认识了实验与理论的关系,在科学实在论上的观点有助于建构实践的实在论。但是,新实验主义有其自身的缺陷:论证和强调实验有自己多种的独立生命,并没有表明理论也有自己的生命;力图从证明实验具有更基础的地位的观点出发证明实验与理论可以二分,并不能证明一切实验都与理论二分;虽然把实际的实验之细节带入到科学说明中,但仍然囿于传统科学哲学的表征主义说明框架中;其向逻辑实证主义的部分回归也影响了科学哲学家对新实验主义的认识。这些问题的存在为科学实践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交往理论

马克思是在创建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通过辨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逐渐形成交往理论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马克思认为,交往起源于人的精神意识与物质生产的互动之中,也体现了人的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交往在社会存在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它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形成和发展,决定了货币的存在必要性,突出了人的社会主体地位,构成了社会组织的框架,是推动生产方式发展的重要保证。马克思对交往的理解,站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其目的是为了论证人的最终自由。与哈贝马斯强调语言在交往中的核心作用不同,马克思更注重交往理论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重要关联,他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首次赋予交往理论革命式的涵义。     

民营经济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基于清末至民国的近代经济史考察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存在互动关系。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正当性,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压抑民营经济发展会导致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强力反弹甚至引发政权更迭。辛亥革命、南京政府崛起、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崩溃三次制度变迁的背后,民营经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史为鉴、尊重规律,还原民营经济发展的正当性,破除制度约束,引导民营经济发挥良好社会作用。     

意识形态维度的开启:重估李达所译的《唯物史观解说》

唯物史观的两种解释——改良论与革命论,曾经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李达所译的《唯物史观解说》另辟蹊径,在这两种解释之外详细论证了意识形态维度的重要性.作为本书译者的李达深受这种解释的影响,而该影响不仅体现在他关于唯物史观的独特立场上,还体现在他的其他理论学说和教育实践活动中.     

唯物史观的发展路径与当代价值——唯物史观两种范式的比较研究

"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和"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作为对唯物史观的两种表述,分别内含着唯物史观研究的规律范式和实践范式。规律范式侧重于科学地解释社会历史,体现了对旧历史观超越的本质,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实践范式蕴涵着规律范式,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认识与价值取向的统一。确立实践范式,有助于回应唯物史观所面临的挑战,凸显唯物史观的当代性和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