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中国的革命文学

20世纪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美学趣味、风格与范式的文学形态,这一文学形态发展到"文革"时代,已经终结.建国以后,革命文学通过文学资源的清理与对各派文学力量的批判,建立起一体化的革命文学知识体系,革命文学成为文学界统一的规范力量.新的文学等级秩序关系的建立,摧毁了革命文学赖以存活的文学竞争机制,革命文学力量与其他文学力量的张力关系不复存在.革命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则在革命的"经典"化过程中,日益教条化和公式化.革命文学的终结也是20世纪急进主义文化思潮发生作用的结果.     

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意义生成与辩析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联,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两个概念在主流文学史的阐释框架内被不断追加与重写,导致概念内涵不断扩容与泛化。从原初内涵看来:"革命文学"指的是左联成立之前未被组织化的革命作家在当时社会情境下对革命的一种自觉、主动的文学反应;"左翼文学"指左联成立至解散这个期间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其同路人作家反抗国民党政权文化围剿的文学实践。这样的界定既考虑到了革命文学提倡的阶段性、复杂性,又指出了左翼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同时将其与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文革文学等概念区别开来。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厘定不仅是为了推进左翼文学研究,也试图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概念定位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五四的想象大体是在两个话语体系中进行的。一是作为启蒙话语的五四想象,二是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在现代中国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倡导革命文学的上海时期,一是确立工农兵文艺的延安时期,它们对五四的想象虽同在革命话语中进行,但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内容。这为革命的左翼现代作家在新中国后的艺术选择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文艺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

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和"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创作与理论论争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它有文艺的革命性与革命的文艺性两个最基本的向度,二者之间既有矛盾冲突也有相契合之处,且与新的伦理和认知维度绞缠在一起.具体而言: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实践与具有先锋性的革命文学的艺术探索,均需要同样具有变革性的革命语言能够被民众所接受;中国革命文学蕴涵着一种流血的冲动与新伦理道德建构的理想寄寓;革命作家力图使文艺成为与物质或其他实践手段一样的助进社会改造的工具性力量;有着"Simple and Strong"等美学风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体现了革命文艺界发展新的文学形态乃至艺术本质的精神诉求;以"普罗"作家为主体的左翼知识界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创造未来文化的历史责任,他们强化的文艺阶级论和革命道德观打破了许多传统的审美惯例与接受者的心理秩序.文艺的革命性和革命的文艺性均是"带着镣铐和枷锁"的审美之维.     

论左翼文学的人民伦理秩序及其道德情感的形成

中国左翼革命文学是建构在伦理和道德化的"人民"和"人民性"的阶级话语基础之上的。左翼革命文学对"人民"进行了阶级论语境下的重新阐释,它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和俄罗斯民粹主义对于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各自独立的论述,而剔除了传统启蒙主义文化和人道主义文化中的公民和全民的涵义,确定了其对于无产阶级的特指,并建构起了一套完整的人民伦理秩序。根据这个秩序要求,资产阶级、知识主体与人民工农兵在文学想象中享受不同的伦理地位,并且建构起一种以"人民"替代民族、以革命政党代替"人民"和民族的结构。阶级论语境下的人民伦理秩序,直接造就了左翼革命文学的"人民性"情感规范和道德良知机制。在知识主体的文学言说中,享受不同伦理序位的社会阶层,在文学话语中接受差别性的情感待遇和形象待遇。"人民性"也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的道德化情怀。对于"人民"艺术形式和话语传统,"人民性"建构起的是对于它的道德崇高感和知识主体的精神皈依感。更为重要的是,"人民性"还是一种文学的良知机制。知识主体作为创作主体,其价值立场、情感姿态、艺术形式追求都受到自我道德的约束和监督,会因接近而生欣喜感和幸福感,并因疏离而生失落感和罪恶感。由人民伦理秩序及其所衍生的人民性道德情感构成了中国左翼革命文学的文化本质。     

“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茅盾文艺思想初探

一九二八年至“左联”成立前夕,我国经历了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同鲁迅一样,茅盾也卷入了这一论争。他在《回忆录》中,曾简洁地说明自己在革命文学论争时的态度:“对于从一九二八年开始盛行的这种‘革命文学’的公式,我一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的,……我的这种态度很引起一些同志的不满,认为我是从‘右’的方面来贬低或否定‘革命文学’(普罗文学)。不过,我认为我是在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对于茅盾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过程中,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的理论贡献,以及茅盾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就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作一蠡测管窥,权当引玉之砖。     

论郭沫若革命文艺思想的现代生成和先锋性

在《革命与文学》等一系列论文中,郭沫若用一些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辨析了革命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该文表征了郭沫若革命文艺思想的现代生成和先锋性。是时,郭沫若建构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文艺观,推动后期创造社实现了"集体转向",并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另外,在郭沫若的知识谱系中,"变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科学关键词,它意指着他对文艺与革命等问题的辩证认知。     

理论的跨界:"党的文艺战士"冯乃超的电影观念考索

冯乃超是中共早期革命文艺实践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但学界历来对冯乃超的研究只专注于其文学上的造诣,却忽略了他对于电影的相关论述.事实上,冯乃超的电影观念与其无产阶级文艺实践有着本质性关联,其倡导的"革命文学"论将文艺视作思想武器,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强调电影社会功能的同时,冯乃超提出了通过"朴素性"表演建构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路径.在对电影本体的认识上,冯乃超还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分别对有声电影、电影的特性及电影剧作进行了理论阐释.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批评标准

批评标准有显性、隐性两类。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虽然没有提出具体、明确的批评标准,但这些标准其实已经隐含在有关文艺建设的具体论述中,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提倡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二是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革命倾向性;三是强调现实主义,要求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四是要求文艺表现工农大众,塑造新的形象。这些批评标准对于指导、促进当时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对照恩格斯“美学的和史学的”标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回眸初潮──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

回眸初潮──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黄昌勇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史，决不能绕开１９２８年发生的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这次论争实质上是倡导者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新文学发展进程的一次新的审视；它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     

百年中国文论述略

文学评论既指文学的“评”,也指文学的“论”,这是驱动文学发展的双翼。中国文学评论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出现于近代。近代文论的改良主义主张致力于“言文合一”的新文体的推进,其目的在于以文“觉民”。五四新文学运动从语言工具革命深入到人的文学的提倡。革命文学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转向,四十年代是革命文学的广泛实践、理论也趋于完备的时期。工农兵文艺是革命文艺的继续,它完成了文学的一体制。     

"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传奇"与"革命"的融合、冲突--以《林海雪原》为例

50年代中前期的"革命英雄传奇小说"借助传统传奇小说的艺术表现方式,将抽象的现代阶级理论转化为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象和叙事方式,以此唤起广泛的阶级共性和共识,但由于"讲述话语的年代"深刻变化,这并不是革命文学的最终理想类型,然而却在50年代小说发展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政治意识与人性的悖论、融合－解读《红豆》

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复杂微妙。文学既不能单纯成为政治的传声筒 ,又不能成为脱离生活意义的纯文学。产生于特定年代的《红豆》既囿于一定的政治环境 ,又对人性有所丰富和发展。为此应给予《红豆》客观的评价。在题材上 ,既是对 30年代“革命 +恋爱”主题的延续 ,又是对十七年文学中 ,描写革命战争或现实生活 ,迅速及时地配合政治需要的文学主潮流的一种背离     

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

阶级斗争理论于1920年代传入中国后,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和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并成为建国后高歌猛进或急风暴雨般的文艺运动和红色经典文学的理论指南,回望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育助于我们今天对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出历史的评价和思考。     

思想家的凸显与淡出——略论李泽厚新时期学思历程

1980年代李泽厚在哲学、美学(含文艺学)及中国思想史三大领域以其深厚学养应对了时代呼唤,扮演了思想大师的角色,“凸显”其思想家的形象;1990年代他经历了从“告别革命-倡导改良-不谈启蒙-不谈政治”的精神演化,由于无力生产新的思想来呼应1990年代中国社会语境的精神亟需而逐渐“淡出”思想界。1994年他所以断言1990年代“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可能与他的角色自期及其未能理解人文学者的角色自觉所蕴涵的价值有关。     

中国“左翼”运动与延安红色文艺

中国左翼文学生成于20世纪"红色30年代"的国际背景之下,早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和德高望重的大作家鲁迅先生等诸多文化先驱对苏联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壮大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力量。40年代的延安红色文艺直接师承左翼运动,左翼运动为延安红色文艺至少准备了四笔财富:(1)准备了理论基础,例如"阶级斗争理论"、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等;(2)革命文学创作经验,例如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等;(3)红色文艺的领导干部和文艺家队伍,例如周扬、丁玲、萧军等;(4)作家主体意识,例如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等。延安红色文艺思想理论的形成有效地吸纳了前三笔财富,而对第四笔则作了有效的规范,此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作家主体消解在社会主体"工农兵"之中。其间所发生的无数次文艺运动,都与这笔财富被规范有关。     

面对左翼:梁实秋文学批评的演变

梁实秋在美国接受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之后,就以古典主义批评来清算五四文学"浪漫的混乱",并由此而把对浪漫主义的批评转换成对革命文学的批评。梁实秋批评策略的调整使他逐渐地认同五四新文学传统,但他在终极的文学理论上没有放弃古典主义立场。梁实秋在肯定现实主义的同时又张扬古典主义,这使他在理论上陷入一种矛盾境地。     

由《性命古训辨证》看傅斯年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处在"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时期的傅斯年,既继承传统学术中积极的一面,又汲取"西洋学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及其同时代人治学思想中优长之处,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与方法。《性命古训辨证》为傅氏代表作之一,"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是其特色,是其学术思想与方法的经典表现。     

富有“创造的思想力”的文学观——评胡适《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显然是一部为"造今日之文学"而"造"出来的"史"。与其说胡适在写史,倒不如说他在表明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作"评判的态度"。他评判的正确与否在今天已经昭然,但《白话文学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评判的正误,而在于评判本身所显示出来的文学观念的革新。这点在今天来讲仍然有启发作用。     

"跨越"论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兼与赵家祥教授商榷

中国学术界有些人把"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改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对马克思有关思想的误解.马克思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俄国社会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是通过另外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这里的"卡夫丁峡谷"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实际上是指在古罗马的卡夫丁峡谷用长矛架起的"轭形门",它是不能跨越的,只能或者从它下面通过,或者不从它下面通过.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不通过"和"跨越"不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提法,而且包含了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观点.